疆吏与军机的互动:从胡林翼的京城情报网看湘军之崛起

2020年5月22日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第十五讲在线上举行,主题为“疆吏与军机是如何互动的?——从胡林翼的京城情报网看湘军之崛起”,由历史系助理教授韩策主讲,李隆国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晓川副教授评议。

韩策首先介绍了咸丰时期“疆吏与军机的互动”这一问题的提出过程和旨趣所在。湘军之崛起有很复杂的因素,相对来说,清廷高层的运筹帷幄以及湘系领袖和朝廷高层的互动情形,目前还显得扑朔迷离。一般认为文庆、肃顺在高层支持,是湘军崛起的重要因素。但肃顺当权已有数年,而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崩溃后,曾国藩才获得督抚大权。根据张剑的最新研究,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情况下,给曾国藩放权也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皇帝解释疏通,可见其中阻力之大。饶有意味的是,江南大营崩溃后,胡林翼迅速掌握中央动向、安排“代言人”在高层运作发声,说明其拥有强大的“情报网”,由此可以掂量胡林翼构筑的京师情报网和高层盟友的重要性。所以本次讲座想讨论的问题有二:其一,胡林翼京城情报网的轮廓是怎样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对于湘军之崛起意味着什么?其二,疆吏与军机的互动在晚清具有普遍性,而类似的圈外和圈内的暗中勾连,军机的保密与泄密,也是一个古今中外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虽然性质有时不尽相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影响和某种程度的解决呢?

韩策以《花随人圣庵摭忆》及《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中收录的五通“剑影双虹室”致胡林翼密札作为引入。通过内容分析、笔迹比对,确认密札作者应是咸丰朝的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此人在当时甚受推重,与庚申之变后升任军机大臣的焦祐瀛(咸丰皇帝的顾命八大臣之一)同时担任领班军机章京,地位一度比焦祐瀛更高。但由于1860年春英年早逝,所以几乎被历史遗忘。其胞侄就是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钱能训。种种迹象表明,钱宝青是胡林翼京城情报网的重要一员,当然也绝非唯一的联络对象。

钱宝青胞侄: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钱能训

韩策进而指出,胡林翼集中构筑京城情报网是在1856年年末攻克武昌之后。此前,一方面军事倥偬,朝不保夕,“无暇”联络,另一方面功劳和地位尚未凸显,即使联络也难以得到格外重视。但胡林翼率湘军攻克武昌后,情况大为不同。首先,有了政治资本的胡林翼,急需了解最高层的军事部署动向并在湖北善后、湘军筹饷等方面争取支持。同时,由于领班军机大臣文庆突然去世,对湘军不甚友好的彭蕴章接任领班,胡林翼卷入了中央的派系和路线斗争。这是其构筑“京城情报网”的两大背景。接着,通过梳理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对象,韩策勾勒了这张情报网的大致轮廓,其中包括胡林翼的湖南同乡京官郑敦谨、严正基、郭嵩焘、吴桐云等人;进士同年、南书房翰林沈兆霖,内阁学士宋晋;重中之重的是军机处的要员,包括钱宝青、梁瀚等人。特别是胡林翼与钱宝青的通信不仅频繁,而且都是长篇密札,透露了诸多关键性的中央军政决策动向。由此甚至可以猜想,胡林翼与肃顺等权臣也可能存在直接联络。

钱宝青手迹

胡林翼的“京城情报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帮助湘军领袖及时了解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的想法和动向,掌握叶名琛、何桂清、黄宗汉、福济、英桂、胜保等大员的动态和各地军情变动。通过钱宝青向咸丰的复奏,1859年胡林翼、曾国藩设计的四路进兵战略得到支持,奠定了湘军攻占安庆的基础。在著名的“樊燮案”中,钱宝青奉命与湖广总督官文会同查办,对保护左宗棠和湘系势力起了关键作用。同时,胡林翼的情报网及其盟友的集体发声,配合肃顺,促成了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崛起之势由此告成。

最后,韩策对军机处的保密与泄密问题进行了引申,指出高层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不仅是权力象征,常常就是权力本身,因此圈外和圈内的暗中勾连,军机的保密与泄密,触及的是权力核心圈的信息垄断、传播与发布问题,对政局及全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疆吏与军机的互动,在晚清几乎是普遍现象,其影响需要持续考虑。目前的军机处研究,尚未达到“活的制度史”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深入。

随后,张剑与张晓川两位老师分别评议。张剑指出这场报告的三点价值:首先,关注到晚清政治史中“活”的制度运作,特别是与制度相关的人的行为、关系网络对制度运行的作用。其次,所用公私材料极为丰富,但经过组织剪裁后引人入胜,善用以小见大的方法。第三,证明了晚清私人文献的重要性。张剑进而谈到私人文献研究利用的三重路径:考证人物,厘清事实,这是最基本的层面;揭示制度运作、人物心态中的时代特性,方可以小见大;更可再进一步,从情感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情感对于政治进程的影响,因为很多历史进程中政治人物的决策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胡林翼

张晓川认为,相比此前的朝代,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治人物的“名气”对比出现反转,晚清的地方大员名气更大,而许多中央大员反而被遗忘和遮蔽。这与晚清政治史受到近代种种历史叙事模式影响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名气和权力是存在落差的,地方督抚在与中央层级的政务交涉上,仍旧是较为被动。这也是他们急于打听京城“情报”的原因之一。因此,韩策的报告提示我们应当揭开后世历史叙述的面纱,凸显晚清政治生态的本来面目。此外,咸丰以后战乱频仍,中央权力削弱,既定制度大规模瓦解,以及折差等制度和通信条件,都是央地官员私人情报交流得以实现的原因。

李隆国老师结合西方中世纪史的研究,指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廷臣如何阻止封建贵族接近皇帝或国王。在不同政治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差异,可以进行中外比较研究。

北大历史系王奇生教授接着做了点评。他认为,疆吏在京城的“情报网”,属于信息沟通的范畴。那时官场的信息沟通主要靠人脉、“朋友圈”。直至今天,无论官场,还是商界、学界,人脉、“朋友圈”都广泛存在,都非常重要。换言之,人际关系网络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但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又很难把握,因为有关私领域、潜规则的文字记录太少,十分难得。王奇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朱家骅档案》《陈诚日记》等都是珍贵的私人资料,从中可以解读出民国史的精彩内容。

韩策随后回应了上述点评。他承认情感史转向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情感史的视角对于研究高层政治、军机处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同时认为,无论中外,在大的关节点上处理信息沟通、保密泄密问题,对政治生态和国计民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期待中外的比较研究。随着近年来新资料的大量出版,同民国史类似,晚清史研究也大有可为,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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