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2日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第十五讲在线上举行，主题为“疆吏与军机是如何互动的？——从胡林翼的京城情报网看湘军之崛起”，由历史系助理教授韩策主讲，李隆国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晓川副教授评议。
韩策首先介绍了咸丰时期“疆吏与军机的互动”这一问题的提出过程和旨趣所在。湘军之崛起有很复杂的因素，相对来说，清廷高层的运筹帷幄以及湘系领袖和朝廷高层的互动情形，目前还显得扑朔迷离。一般认为文庆、肃顺在高层支持，是湘军崛起的重要因素。但肃顺当权已有数年，而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崩溃后，曾国藩才获得督抚大权。根据张剑的最新研究，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情况下，给曾国藩放权也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皇帝解释疏通，可见其中阻力之大。饶有意味的是，江南大营崩溃后，胡林翼迅速掌握中央动向、安排“代言人”在高层运作发声，说明其拥有强大的“情报网”，由此可以掂量胡林翼构筑的京师情报网和高层盟友的重要性。所以本次讲座想讨论的问题有二：其一，胡林翼京城情报网的轮廓是怎样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对于湘军之崛起意味着什么？其二，疆吏与军机的互动在晚清具有普遍性，而类似的圈外和圈内的暗中勾连，军机的保密与泄密，也是一个古今中外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虽然性质有时不尽相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影响和某种程度的解决呢？
韩策以《花随人圣庵摭忆》及《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中收录的五通“剑影双虹室”致胡林翼密札作为引入。通过内容分析、笔迹比对，确认密札作者应是咸丰朝的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此人在当时甚受推重，与庚申之变后升任军机大臣的焦祐瀛（咸丰皇帝的顾命八大臣之一）同时担任领班军机章京，地位一度比焦祐瀛更高。但由于1860年春英年早逝，所以几乎被历史遗忘。其胞侄就是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钱能训。种种迹象表明，钱宝青是胡林翼京城情报网的重要一员，当然也绝非唯一的联络对象。
钱宝青胞侄：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钱能训
韩策进而指出，胡林翼集中构筑京城情报网是在1856年年末攻克武昌之后。此前，一方面军事倥偬，朝不保夕，“无暇”联络，另一方面功劳和地位尚未凸显，即使联络也难以得到格外重视。但胡林翼率湘军攻克武昌后，情况大为不同。首先，有了政治资本的胡林翼，急需了解最高层的军事部署动向并在湖北善后、湘军筹饷等方面争取支持。同时，由于领班军机大臣文庆突然去世，对湘军不甚友好的彭蕴章接任领班，胡林翼卷入了中央的派系和路线斗争。这是其构筑“京城情报网”的两大背景。接着，通过梳理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对象，韩策勾勒了这张情报网的大致轮廓，其中包括胡林翼的湖南同乡京官郑敦谨、严正基、郭嵩焘、吴桐云等人；进士同年、南书房翰林沈兆霖，内阁学士宋晋；重中之重的是军机处的要员，包括钱宝青、梁瀚等人。特别是胡林翼与钱宝青的通信不仅频繁，而且都是长篇密札，透露了诸多关键性的中央军政决策动向。由此甚至可以猜想，胡林翼与肃顺等权臣也可能存在直接联络。
钱宝青手迹
胡林翼的“京城情报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帮助湘军领袖及时了解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的想法和动向，掌握叶名琛、何桂清、黄宗汉、福济、英桂、胜保等大员的动态和各地军情变动。通过钱宝青向咸丰的复奏，1859年胡林翼、曾国藩设计的四路进兵战略得到支持，奠定了湘军攻占安庆的基础。在著名的“樊燮案”中，钱宝青奉命与湖广总督官文会同查办，对保护左宗棠和湘系势力起了关键作用。同时，胡林翼的情报网及其盟友的集体发声，配合肃顺，促成了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崛起之势由此告成。
最后，韩策对军机处的保密与泄密问题进行了引申，指出高层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不仅是权力象征，常常就是权力本身，因此圈外和圈内的暗中勾连，军机的保密与泄密，触及的是权力核心圈的信息垄断、传播与发布问题，对政局及全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疆吏与军机的互动，在晚清几乎是普遍现象，其影响需要持续考虑。目前的军机处研究，尚未达到“活的制度史”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深入。
随后，张剑与张晓川两位老师分别评议。张剑指出这场报告的三点价值：首先，关注到晚清政治史中“活”的制度运作，特别是与制度相关的人的行为、关系网络对制度运行的作用。其次，所用公私材料极为丰富，但经过组织剪裁后引人入胜，善用以小见大的方法。第三，证明了晚清私人文献的重要性。张剑进而谈到私人文献研究利用的三重路径：考证人物，厘清事实，这是最基本的层面；揭示制度运作、人物心态中的时代特性，方可以小见大；更可再进一步，从情感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情感对于政治进程的影响，因为很多历史进程中政治人物的决策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胡林翼
张晓川认为，相比此前的朝代，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治人物的“名气”对比出现反转，晚清的地方大员名气更大，而许多中央大员反而被遗忘和遮蔽。这与晚清政治史受到近代种种历史叙事模式影响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名气和权力是存在落差的，地方督抚在与中央层级的政务交涉上，仍旧是较为被动。这也是他们急于打听京城“情报”的原因之一。因此，韩策的报告提示我们应当揭开后世历史叙述的面纱，凸显晚清政治生态的本来面目。此外，咸丰以后战乱频仍，中央权力削弱，既定制度大规模瓦解，以及折差等制度和通信条件，都是央地官员私人情报交流得以实现的原因。
李隆国老师结合西方中世纪史的研究，指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廷臣如何阻止封建贵族接近皇帝或国王。在不同政治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差异，可以进行中外比较研究。
北大历史系王奇生教授接着做了点评。他认为，疆吏在京城的“情报网”，属于信息沟通的范畴。那时官场的信息沟通主要靠人脉、“朋友圈”。直至今天，无论官场，还是商界、学界，人脉、“朋友圈”都广泛存在，都非常重要。换言之，人际关系网络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但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又很难把握，因为有关私领域、潜规则的文字记录太少，十分难得。王奇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朱家骅档案》《陈诚日记》等都是珍贵的私人资料，从中可以解读出民国史的精彩内容。
韩策随后回应了上述点评。他承认情感史转向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情感史的视角对于研究高层政治、军机处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同时认为，无论中外，在大的关节点上处理信息沟通、保密泄密问题，对政治生态和国计民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期待中外的比较研究。随着近年来新资料的大量出版，同民国史类似，晚清史研究也大有可为，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这一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