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预防新冠病毒伤害而足不出户，正好有时间整理历年积存的各类资料。翻出范泉先生给我的一批书信，逐一展阅，与范泉先生来往的情景一幕幕重现眼前，恍如昨日。其中一封信，有范泉先生在文集《文海硝烟》出版后，看到作为该书“题记”的《在硝烟中拼搏》文中一处误排和两段文字被删除对我的问责。尽管范泉先生已经去世二十年了，我觉得这件事还有说明的必要。
《文海硝烟》，范泉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19.7元
我和范泉先生相识，得之于柯灵先生的介绍。范泉先生回沪不久，他和柯灵先生一起为上海书店主编“文史探索书系”。洪荒先生撰写的《上海“孤岛”文学》书稿，拟议收入这套丛书之中。但由于洪荒先生时常生病，书稿仅完成了大约五分之三。柯灵先生知道我正进行抗战时期上海文学历史的研究，于是建议我协助洪荒先生，拾遗补缺，完成全部书稿。范泉先生是上海书店的总编辑，我们为书稿的事不时联系，也就相识了。此后，贾植芳先生出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我奉派充当贾先生助手。范先生恰恰也是文学史料工作的行家里手和热心支持者，为贾先生所器重，我便不时为两位先生互通信息居中传递，这样，我和范先生逐渐熟悉了。
199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我编辑一套“文坛漫忆丛书”，我就想到了范先生。范先生是1940年代上海文学历史的亲历者，他在当时和后来撰写的不少有关上海文坛往事的回忆文章，是研究上海文学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都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资料，我的研究工作就从中有所得益，并为这些文学史料散布各处、未能辑集成书而深感遗憾。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1940年代先后出版三十余种作品集的范泉先生，在1950年至1990年的四十年间，却未有一部文集问世。我希望范先生能将历年有关文学史料的文章汇辑成书，列入这套丛书出版，打破他四十多年没有文集出版的“零纪录”。为他，这是一种慰藉和纪念；为社会，也提供寻找、查阅文学史料的方便。我将上述想法告诉范先生，他很高兴就接受了，还为如何编好这套丛书给我指导。这套丛书中选收臧克家、施蛰存先生的文集，也是范先生代为联系从而得以确定的。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包含臧克家、施蛰存、柯灵、周楞伽、范泉五位文坛前辈的文集，范泉先生的文集定名为《文海硝烟》，于1998年夏天出版发行。我收到出版社发到上海的书后，请我弟弟驾车，再由女儿相助，为施蛰存、柯灵和范泉先生逐一奉送上门。几位前辈对书都很满意，我也如释重负。
没想到，1999年10月，也就是“文坛漫忆丛书”第一辑出版一年之后，我收到范泉先生一封信，其中提到作为《文海硝烟·题记》的《在硝烟中拼搏》里有两处“重大差错”：一处是将范先生的所谓“右派”冤案1979年平反误为“1972年”，另一处是文章结尾的两小段文字被删除。
对第一处，范先生说是“明显的政治错误”，因为如果1972年他的冤案得以平反，会让读者误认为“四人帮”对他特别好，将他当成“‘四人帮’的同伙”。
对第二处，信中问责的字里行间毫不掩饰他的气愤。《在硝烟中拼搏》是范先生特意为《文海硝烟》出版而写的，故而此文的副标题是“《文海硝烟》·题记”。在这篇文章中，范先生简要回顾自己从1936年到晚年的经历，从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逐步显露扩大侵华行径而向《光明》半月刊投稿开始，写到1940年代利用编辑、出版多种文艺刊物与外国侵略者、国内反动派斗争的经历，再写到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共产党，以后蒙冤成为“右派”被发配青海，继而写到1979年得到平反后恢复写作和编辑工作，晚年返回上海到上海书店负责编纂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在倾诉毕生热爱祖国和文学，热爱出版与编辑事业，一直追求正义和光明的同时，也讲述自己屡屡遭遇的坎坷和危难。文末紧接提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获得国家图书荣誉奖之后，范先生用两段文字抒发自己的感慨：
而这时候，在这个坑坑洼洼弯弯曲曲非常难演的人生舞台上，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演员了。
往事如烟——从我跨入文海的第一天起，我几乎一直在生死攸关的硝烟中拼搏！
范先生揣测是我把这两段文字删除的，说，“把这两段删去，不仅使《题记》这篇文章有头无尾，完全离开主题，不切题目，而且还使读者觉得我丢失了整个壮年时期并不觉得遗憾，对扩大化了的反右和使民族倒退的文革并无怨言，而最终以评优获奖为满足。这完全是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范先生的书稿是直接寄给出版社的，排出的校样出版社也直接寄给范先生，校对书稿不是我的工作。但三校时，我确也收到《在硝烟中拼搏》的校样，并校改了两处我以为的排误，一处是校样中“因为悬崖担水而摔得头破血流”，将“悬崖担水”改为“担水坠崖”；另一处是“国家图书将”中的“将”改为“奖”；然后将校定稿以传真方式发给出版社编辑。范先生说的第一处错排（即“1972”年份），我的确没看出来，因为当时注意力集中于文章字词使用和文理方面有无失误，对文中的1936、1937、1939、1944等等年份未曾细想，以为不大会出错。而范先生说的文章结尾处两段文字，我并没有删除。
即使如此，看过信后我还是深感不安，心情相当复杂，有内疚、有吃惊、有不解，也有委屈，可谓五味杂陈。说吃惊，是因为《题记》的校样我看过，并经我之手将带有那两段文字的校定稿传真给出版社，而出书后的文字却与我发的传真稿不同。说内疚，是因为范泉先生把《题记》编入文集时，曾特别问过我，被删去的两段文字能不能放进题记，是否合适；我说可以放，没什么不合适，但印书时却被删去了。说不解，是我也不知道那两段文字被谁删去，删前出版社没与我商量，删后也没有告知。说委屈，是因为像“文坛漫忆”这类书稿，尤其是我这样没有权势也没有名望的“主编”，对删除书稿中哪些文字，实际上并没有最终决定权；这一点是现在的出版界从业者都知道的。
几天后，我带着先前发给出版社编辑的传真底稿，横跨上海市区到范泉先生家中去说明情况，最终得到范泉先生的谅解。我们都知道，“生米已成熟饭”，已经印出来的书，无论如何是不会再填补上那两段文字的，再追究是谁、为什么要删去那两段文字，已于事无补，没有实际意义了。这件事，使得我想为范泉先生打破1950年后四十多年出版文集“零纪录”的好意，附带了些许遗憾，也为范泉先生遭遇“这个坑坑洼洼弯弯曲曲非常难演的人生舞台”添加了又一个例证。
稍可告慰的是，在《文海硝烟》出版之前，范先生特意将《在硝烟中拼搏》交由《香港文学》发表；2000年2月台湾作家陈映真先生为范泉先生出版了散文集《遥念台湾》，这部文集由范先生生前编就，他又将《在硝烟中拼搏》用作这部文集的“代自序”；这两处刊发的《在硝烟中拼搏》结尾两段文字均未被删除（文中也沿用了范先生原稿中的“悬崖担水”说法）。然而，《文海硝烟》的众多读者难以看到完整且符合作者“原意”的《在硝烟中拼搏》，毕竟还是一种缺憾。一位友人告诉我，2015年出版的《范泉文集》中收入的《在硝烟中拼搏》一文，依然没有补入被删去的两段文字，显然也不符合范先生的意愿。
之所以现在要对此事略做说明，一是因为在当年那封信的结尾处，范泉先生还说到“恳请您如何设法给予补救”，——这个要求当年没能做到，范先生去世后便成了一种嘱托；再是因为我审读再四，认为这两段文字中虽包含一定的哀怨情绪，但主要还是范先生用来表达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怀，没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
我希望借助这篇小文，说明当年的情况，对当年违背范先生原意的删节予以“补救”。尽管这个“补救”距范泉先生的要求已经晚了二十年，但晚做总比没做要好，至少可以告慰范泉先生，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少一点历史缺憾。
附录：范泉致陈青生信
陈青生同志：
您送给我的四本书早已由晓方同志转来，少一本郑伯奇的，她说，等补给她后转给我（重覆的一本她已还给您）。我请她交给您40元（买《文海硝烟》两本），谅早已收到。此款必须收下，以便您补进。
我的病不会再好了，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医治，只能拖些日子，因此我基本上不写什么了，《文海硝烟》算是我写的最后一本书。非常感谢您当时逼得紧，才匆匆编成。唯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校对后仍留下一些不知怎么会产生的重大差错。比较严重的，是在《题记》里，如：
1、《题记》页码7，第5行内说：“并在1972年我进入62岁时得到平反。”这样说来，“四人帮”对我特好，能在文革中把我平反，我肯定是“四人帮”的同伙。而且，72年时，我已62岁，那么算到今年，我快90岁了。这是明显的政治错误。（我是1979年2月平反的。）
2、文末被删去了两小段，以致抓不到主题“文海”和“硝烟”，抓不到题目“拼搏”。这两段是：
“而这时候，在这个坑坑洼洼弯弯曲曲非常难演的人生舞台上，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演员了。
“往事如烟——从我跨入文海的第一天起，我几乎一直在生死攸关的硝烟中拼搏！”
（参见98年7月1日出版的《香港文学》月刊第163号）
您（可能是，因为他人无权删改）把这两段删去，不仅使《题记》这篇文章有头无尾，完全离开主题，不切题目，而且还使读者觉得我丢失了整个壮年时期并不觉得遗憾，对扩大化了的反右和使民族倒退的文革并无怨言，而最终以评优获奖为满足。这完全是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我将不久于人世，只因舌头已切去1/3而一直无法在电话中表达我的心意，只得用两个手（左手食指帮助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写字）写了这封可能是最后的信，恳请您如何设法给予补救。
永别了，祝您
体笔两健！
范泉 99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