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章益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在本书书末的一个注释中，益国援引了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说法，谈到人们在思维时候所受到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的影响：一个人去看电影时，发现已经买好的价值50元的电影票丢失了，和发现原本准备用来买电影票的50元不见了，很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前一种情形下，他很可能放弃看这场电影。后一种情形下，他很可能会再买一张电影票。同样是损失50块钱，但这笔钱在这人的心理账户中位置不一样，前者被归入了娱乐账户，后者则在一般账户里面，那里面的钱用途不明，数额也更多，这就会导向不同的决定。益国由此进一步论说：现代的学科分类也构成了一个“框架”，不同的知识单元类似于不同的心理账户，在学科分类之前身份不明的学者，一旦分处于不同账户，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在传统不分学科的状态下，在思想学术这个“一般账户”中，章学诚学问不及戴震，才情逊于袁枚，文章不如汪中。而一旦进入现代学术所新设的“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这样的账户中，章学诚的学术价值就被凸显出来了，具有了别人所无法比拟的重要性。这是对1920年代以来章学诚研究何以成为显学这一问题，益国在他人研究基础上所做的一点补充。类似的有趣的问题，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解释，高密度地出现，使得阅读这本书稿的过程颇为刺激而有挑战性。这正是我所喜欢的阅读体验。
章学诚
在现代学科分类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传统学人及其学术，常常出现一个很有趣而多少有些相互不谐的现象。一方面，一旦被归入某个现代学科门类或学术领域的一个或多个账户，按照这些账户的常规管理方式，其人其学往往就被分解为各个不同的论域和论题（如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等等），再一一呈现其对应于这样一些论域和论题的言说，以此来证明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在时下一些学者眼中，较多地援用现代西方学术中的概念范畴或理论观点来讨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似乎天然就有削足适履、强为解人的“原罪”，这当然与很多研究的确就是落入了这样的窠臼有关。但有些人的阅读习惯，看到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概念，高频率地出现于一个自己原本熟悉的论域，就有被陌生人闯入自己家的不安与惶恐。没有了安全感，开放的心态也就无从谈起。
如章学诚这样的传统学人，一旦完全按照现代学科分门别类的方式来梳理排比其论说，不难料想的结果，就是如益国所说的，“今日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一个不算少见的现象：胁古之名家来佐证今人之‘乏味的共识’，好像古人只要说出些俗理，契合了我们平凡的常识，就能晋升‘杰出的思想家’之列。”粗疏的筛子眼，干的事情可不是“抓大放小”这么简单，而更其可能是淘汰精粹，是对不起古人的降维式解读。
成功的学人研究，重要的前提是研究者在问题意识、思维能力、理论装备乃至灵心善感等方面都能尽可能地逼近研究对象。前辈小提琴名家斯特恩（Isaac Stern，1920-2001）在谈到传奇式的大师海菲兹（Jascha Heifetz，1901-1987）时，曾说过这样的意思：拉小提琴要到我这水平，才知道海菲兹有多了不起！这就仿佛，只有实力相近的围棋大师，才有可能真正领略顶尖高手的襟怀和巧思。我等凡俗之辈，于此等境界固然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而，借助各种脚手架，我们总有办法攀爬到原本够不着的地方，看到原来看不见的风景，对原本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无法言说的学理境界，能够有所言说。就好比，眼前的风景道不得，大自然的造化永远无法被语言所代替或穷尽，但能诵出“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总是远远胜过“好安静好美”。
在众多远远近近的中国学者之外，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海登·怀特的“隐喻”与“转喻”，赖尔对know how和know that这两种“知”的区分，伯林、威廉·詹姆士、哈耶克对学者不同心智类型的区分，阿恩海姆审美心理学中“对力的感受”，……就都成了益国逼近章学诚各种论说意旨的脚手架。自其异者而观之，学固然有中西古今之分；自其同者而观之，又毕竟如钱锺书先生所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们完全可以在看到以中释西或以西释中所可能遭逢到的限制的同时，也能以开放的心态意识到，许多学术现象、许多深层次的学理体验，又毕竟是有着古今中西之间可以贯通之处的。理论和概念范畴的价值，不在于它能代替它所解释的现象，而在于它能提供新的工具和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或者从不同的层面理解和解释现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毕竟是中西学术思想中常见的情态，而当代西方理论中的某些概念和理论视角，的确给了我们以更加明晰和可传达的方式，来理解和澄清一些传统学术观念的可能性。益国在这样一些学术资源的领会和运用上，虽然未必就没有可以再探讨的地方，但在我看来，足称食洋而化而又颇为克制。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论资源的引入，使得他在探讨史意、史学风格、学分二途、史家质性等一系列重大论题时，新见不断而胜意迭出。一本优秀的史学史、史学思想史著作，在深入揭示和解读史学史现象的同时，也应该对史学思想、史学理论本身有所贡献。我想不避友人之嫌地说，益国此书，做到了这一点。
有家报纸有个名为“我的秘密书架”的栏目，让学者展列、评论对自己学思历程有过重要影响的书目，我很喜欢看其中的文字。我也爱看自己所关注的学人的访谈。因为比之他们本人的煌煌大著，这些被现代学术机制过滤了的更能透露个性化学术经历的信息，在可以印证或修正自己的阅读印象的同时，也往往更有趣，还常常改变了自己的阅读计划。与益国交游多年，每每在相谈甚欢之余，也拷问一番他的“秘密书架”，好探究一下那些有趣的见解的源流。这本不只是十年磨一剑的书稿，倒是把他的书单抖落了许多出来。我知道，新书出来之后，我会把它置于案头最常抽出来看看的那一列。因为，这其中章学诚的文字片段，益国的释读和论断，都值得一读再读。还因为，这其中所援引的各种理论资源，让我得到了极大的阅读乐趣（想必益国因此也在相当漫长而艰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享受了很大的乐趣），还想多看看，多记住一些。再就是，和并置于同一列的那些书中的好些本一样，这本书可以打开随便哪一页就读随便多么长的一部分，而且，注释和正文一样的值得花时间、花力气。
2020年3月20日，清华园。
本文为《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一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