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冯·法兰兹与卡尔·荣格相识于后者在波林根为自己建造的塔楼。这座塔楼修筑了12年，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荣格将其视为母亲的子宫和排除干扰以与集体无意识对话的秘园。25年后，法兰兹效法荣格在波林根的一座森林附近建造了自己的塔楼，她砍柴、烧火、煮饭，为的是亲近自然、深入无意识心灵。
作为荣格最重要的女弟子，冯·法兰兹除了在生活中践行着荣格精神分析的理念，在学术推进方面，她创建了苏黎世荣格学院，继承扩展荣格心理学研究。她发表了许多童话解读文章，为荣格心理学在童话阐释上的运用作出了极大努力。
对法兰兹而言，童话是反映集体无意识的最佳载体。她在《解读童话》和《阴影与恶：如何在危难中发起反攻？》中为读者对比解释了神话与童话两种文学载体在对无意识世界呈现方面的区别。她敏锐地指出神话带有的阶级和国族属性使它们过滤排除了那些最简朴也最基本的人性架构，那些跨越时空的、更具人类共通性的概念核心。以史诗《吉尔伽美什》为例，它是在君王大殿上被一再讲述的故事。它和一些法典、歌曲一样，专属于某些特定的节日。它们通常由祭司宣讲，社会的高阶层成员努力将这些神话稳固成庄严诗意而“高雅”的仪式，他们会往故事中添加“文化意识”，这些文化意识常常又带有民族国家属性，此种特点使得对神话的解读相对容易。因为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搜寻到某个明确符号在一种文化里的代表意义。
但童话则不然，它的象征符号不甚明确，神话中清晰的“太阳英雄”形象到了童话里可能只剩下“金色头发”这样隐藏在细节中的密码，需要更有经验的读者细心追索才能发现他身上隐含的太阳属性。因此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童话的普适性也非常显著。它超越了阶级和国族属性，不必非得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阶层才能分享其中温暖的安抚和古老的处世道理。同样，也不必了解多种文化才能更顺畅地进入《奥德赛》的世界、想象希腊式的战争英雄会有的那些与今大不相同的价值理念。
“广博的神话会随着所属的文明而衰退，而其基本的母题却能幸存成为童话母题”，它们能迁移他处、重新扎根发芽。在《解读童话》中，法兰兹以一篇19世纪家庭年史为例，细致分析了某个故事从乡土传奇到童话体裁的可能演变路径，即当一件怪事发生时，人们是如何将它如散布谣言般在各种情境下不断加入原型象征，让它演变成一个故事；当人物、地点失去姓名、被提纯后，就成了无情感、非特指的抽象化对象。基于此，法兰兹十分认同民间文学研究学者麦克斯·吕蒂的结论，她将童话视为“赤裸裸的心灵骨架”、解读集体无意识的最佳结晶物。
法兰兹认为所谓的“原型”是彼此交杂的，整部童话是一个完整的信息被切割成不同角度。她反对一些神话学家或童话的阐释者以割裂的方式解读故事，也就是选择“大母神”或者“世界之树”或者“太阳”等单一意象进入阐释。如此一来，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故事中的一切最终都是在讲述那些单一母题，治疗和阐释变成了带有明显预设的素材搜集和堆积，变成了“所想即所见”的简单自证。
她非常强调意象对个体的情绪和感觉价值，强调针对个体的心理分析。以“老鹰飞入窗户”为例，她明确指出了荣格学派区别于心理学界其他学派的特点，即前者“将科学领域所惯性排除的因素纳入考虑因素中”，分析者不该忽略做梦者的情绪体验。从神话学角度看，老鹰和天使是相同物，但做梦者只是“选中”了老鹰而不是其他羽翼传信者或权力掌控者形象，这样的“选择”是有意义的。应该说，这是敏锐又重要的观察，不但体现出荣格学派对分析对象的人文主义关切，亦提醒了学界避免理论应用的庸俗化。
但有趣的是，法兰兹将学界对象征符号的惯性思维和惰化分析称为“智性分析”，而将荣格学派对符号在具体情境下被挪用的关注视为与智性解读相对立的“情绪角度”，反映出上世纪中叶西方古典心理学及哲学系统中因袭的二元对立思维程式对其的影响。
作为性别文化研究者，笔者注意到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程式的印迹最明显地体现在她对“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这一对著名的荣格心理学概念的拓展阐释中。阿尼玛即“男性心中的女性特质”。法兰兹在《童话中的女性：如何走出心灵困境？》中指出，童话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很可能是男性塑造出来的，并不能代表女性心中的女性特质概念，反而代表的是阿尼玛，因此即使该故事以女性为主角，也很难证明这是个关于女性心理的故事。事实上，这种“男人内在的女性”和“女人内在的男性”的提法，与我们更熟悉的“双性同体”之说颇有相通之处。
“双性同体”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图腾崇拜中，对民俗学、神话学和炼金术颇有研究的荣格学派对这一观念感兴趣可谓十分自然。但更著名的对这一概念的表述由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一个半雌半雄的脑子……是能毫无隔膜地传达情感的，它是天生能创造的，炉火纯青而且完整的。”只不过，这类说法很自然地招致了各学派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归根结底，像法兰兹这样的古典心理分析学者也好，伍尔夫也好，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的论述框架仍然建立在对“两种性别和性别气质”的承认之上，其表述的模式也显得很传统，看起来只是在强调“女人要更加男人一点，男人要更加女人一点”，而没有去进一步质问“女人”和“男人”及其代表的气质究竟为何、是否将一些本不固定聚合的气质、个性元素以性别之名分别放置在了两处，从而造成了一种关于“稳定”和“完整”的幻想。
在《阴影与恶》中，法兰兹说到“女人可以以思维自娱，因为对她们而言，思维不是攸关生死的问题”。这显然是关于性别的刻板描述，而一旦坠入二元对立体系中，离等级秩序的表达就不远了，于是我们能看到她说“阿尼玛”和女性一样，她的典型表现就是在糟糕和凌乱无章法的内容中包含着具有启发性的真理核心，她称阿尼玛是“带着满满毒素的”“胡诌乱语的毒害”，“一个热爱真理且负责任的男人当然会痛恨这些东西，但是他必须对此有所作为，否则会断了自己的发展”。虽然看得出来法兰兹努力要为“女性气质”正名，为它在“整体人格”中寻回应有的尊严，但看起来她仍然回到了启蒙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述中——理性与情绪完全分离且理性是崇高的一极而情绪则是毒素；在《公主变成猫：如何激发你的潜意识力量》中，她引用荣格的话说“相信婚姻制度的是男人，而非女人”，因为她认为女人只关心情感关系，而“男人却怀着一种非常感性的想法。即使无法跟妻子相处，他仍会始终认定她是他的妻子”，这样的判断忽视了社会性别结构在两性心理和选择上的作用，作出结论的方式也显得过于随意而缺少严谨的大样本社会学研究的支持。
不过，法兰兹关于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阐释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启示。比如，她发现“女性原则”在文化传统中的表达处于一种被阉割的状态。西方文明深受基督教影响，而基督教则切断了母亲原型的表现，它全然删除了其中伊西斯女神的一面，即死者、暗夜、邪恶统治者的元素、万物之母的黑暗面向，切割了民间对“黑色圣母”的信仰，也抹除了圣母与维纳斯（即情欲）相通共享的文化内涵。官方的圣母意象缺乏完整性，大众就在民间传说和童话中为其添上了欠缺的部分，这成了我们应该保存和追溯民间童话的重要原因，“了解这些，就等于去了解一个集体会以什么样的梦来弥补它自身的不足”。
实际上，荣格本身就吸收了女权运动的部分理念，对被贬低的“女性原则”怀有同情，意欲强调之以调整父性法则支配下僵化的社会秩序，通过阿尼玛概念的提出提醒男性发展被压抑的另一部分气质，实现人格的平衡、完整。继承了荣格理念的法兰兹在其童话解读中，具体地展示了这些古老而基底的文本保存早期社会想象“完整人格”的方式。对于当下的读者而言，如果能跳出理性/感性和性别二元对立的框架去阅读这些著作，意识到人类文化及文明中的诸多现象、集体的模式化表现多与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有关，而不是用古典心理分析中“以果为因”的惯常思路去理解和解释文本中的现象，那么那些刻板与不公也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被传统的分析程式重新合理化、固化，而每个时代的学者终其一生付出心力思考留下的闪光点亦能为文明的推进更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