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2020年是爱玲年。在张爱玲的百年诞辰之时，许多大都市却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封锁。隔离，一直是张爱玲的存活状态。她在1979年，便曾于台湾《联合报》发表题为《把我包括在外》的文章，把该报副刊“文化街”栏目的一个填表邀请，转化为其在文化政治生态中如何自处的宣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信再没有哪位作家像张爱玲那么既热衷于走向世界、同时又坚清决绝地自外于世界。我们都记得《传奇?再版自序》里的那一句：“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十九岁的张爱玲有过海阔天空的计划，想到英国升读大学、想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然而张爱玲的生命与创作，却始终与世界隔离。
张爱玲的香港故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事打断了她赴英升学的计划，令她走进了香港大学的校门。香港沦陷后呈隔离状态，港大停止办公，异地学生为求膳宿，便留校担任防空团员。《烬余录》这样写围城的十八天：“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张爱玲未有完成学业便回到上海，《封锁》续写了战时封锁中的隔离感知，也像先知预言一样写到口涎的重压——“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为隔离留下了一个精致的箱子意象，充满了禁闭的压抑感：“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原以为少多恨都在箱子里安息，只是“罗”“绮”尽是绕丝边，绕丝绞丝恨绵绵。箱子关上，才是抢粮和囤积的开始。
张爱玲不单写隔离的重、隔离的闭，也曲尽了人在空虚和重压下，如何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她在《烬余录》提到“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又在《倾城之恋》中借着一位未有参与抢粮的落难佳人，写出了隔离的空和恐怖：“流苏的屋子是空的，心里是空的，家里没有置办米粮，因此肚子里也是空的。空穴来风，所以她感受到恐怖的袭击分外强烈。”
或许张迷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张爱玲曾三度来港，可以算是香港作家或“南来作家”吗?学界和文艺界对“香港作家”的定义一向从严，张爱玲的文学生命未有在港落地生根，故于香港只为过客。张爱玲五十年代重访香城，寄居三年，一直心系世界。然而吊诡的是，香港最为人熟知的文学形象，皆由张爱玲所造。张爱玲居港时间未有细写香港，离开之后，却反复在上海和美国重写这个“夸张”“犯冲”“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张爱玲的公开发表，始自1943年的《二十世纪》英文评论。她在赴美后希望借着英文小说打入西方市场，但始终未有成功。张爱玲的创作，虽然未有走进世界，却走上了舞台和银幕。随着其作品的影视改编和舞台搬演，张爱玲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标志，象征着都市感知和人情洞悉。所谓华丽与苍凉，华丽者是城市物质，苍凉者为世情底蕴。
张爱玲这种澄澈空灵的人情洞悉，跟隔离和断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隔离的生存状况是寒缩的，但仍有仅余的选择空间。是以如何取舍或断舍，至为关键。《烬余录》写大学生在战争中急于结婚，便会爱上最初喜欢的人：“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传奇?再版自序》写人活在西北的寒窑，寒缩的生存就只剩下至亲，因为可记的很少，所以记得牢牢的。
如果说《倾城之恋》的题旨，是人在颓垣败瓦中才见真心，那样一切浮华身外物，便都在断舍之列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断舍以后，便是一片空灵。战事结束后，柳原和流苏走进城去，张爱玲这样写一个澄明洞悉的刹那：“两人一同走进城去，走到一个峰回路转的地方，马路突然下泻，眼见只是一片空灵——淡墨色的，潮湿的天。”
说到断舍离，张爱玲大概是祖师奶奶。奶奶孤独死于西木区多时才为人发现，房子空洞只剩被铺和日常用品，都是大家熟知的事。断舍了各式家具，仅留假发和衣裳，也是一种取舍。我们都希望所留的可以令她怦然心动——即断舍离哲学中的所谓 “spark joy”。
都说“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张爱玲的话，其实那是胡兰成手笔。张爱玲并不寄望于“岁月”和“现世”，她在《我看苏青》里用的主语是“我们”：“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悠长的未来岁月、自身以外的现世，都难求静好安稳。在2020年，愿大家平安。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学生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