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拒绝出版《钱锺书全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管锥编》出版、《围城》再版后，有出版社就想出版《钱锺书全集》。一九八一年夏，钱锺书早年十七册日记在无锡被发现。这些日记是钱锺书一九三五年考上公费留学前数十年间的日记，其中包括他为父亲钱基博代笔给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的经过，在清华大学奋力读书的情景，以及和杨绛恋爱的过程等，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发现者去函，希望钱锺书把这些日记捐给家乡。钱锺书知道后，连续去了两封信，让在上海的侄子赶去领回了日记。他在给发现者的第二封信中说，正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全集”，而一九三五年以前的旧作“只字无存”，这些日记或许有合用的。其实只是虚晃一枪，他哪里想把这些“前朝旧事”流布人间啊。信是这样的[1]：
瑞农同志：
得信甚感。已遵示通知上海舍姪汝虎办理领取事宜，倘蒙与以方便，尤所铭如何。去年以来，国内外出版家屡欲编印拙著《全集》，而一九三五年出国以前旧作，只字无存。贵处所得拾柒册拙稿，必有合用者，故拟领回细审，非有所吝也。种费清神，将来必不乏相见之缘，当面谢耳！
即致
敬礼！
锺书。十月八日。
“国内外出版家”和出版社究竟有哪些，近些年来也陆续披露了出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江苏文艺出版社拟出版《钱锺书全集》。这个选题是该社张昌华提出的。为了让钱锺书授权出书，张昌华带了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清诗纪事》（二十卷），来到北京三里河钱家。钱锺书当时并没见他，是杨绛接待的。杨绛“微笑着安详地”听了他的来访目的后，诚恳地表示谢意，又委婉地表明“此事不妥”，要听钱锺书本人的意见再说。当张昌华返回南京后，钱锺书的信已静静地躺在案头。对出版“全集”一事，钱锺书婉转而坚定地回绝了[2]：
昌华先生编席：
不才两月以来，身心交惫，遵医嘱，终日偃卧，大驾来失迎，歉憾之至！《清诗纪事》颇多采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复蒙惠赐，虽“好物不嫌多”，然“与友朋共”，即以贻一学人。借花献佛，而饮水思源，不敢忘，尊锡也。特此致谢。顷获大函，语重意厚，感愧感愧！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为弟搜拾旧作逸文者亦有六七人，以目录相示，弟不加增减，但答以有著作权，不同意出版。约法已成，“人人平等”，未便为贵社破例。来函所举自编“全集”诸君，必自信字字珠玑，故大踏步，大出手，无怍无愧。弟尚如佛家所说“知惭愧”，不敢学步。且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弟所睹一切全集，其中值得存者往往不过十之五六，乃学究辈借此堆资料博取微名薄利。来函所称Huters君书，乃其博士论文，作者人甚诚笃勤恳，而天资不高，且不能读文言；译印其书，实属无聊。新西兰Auckland大学Duncan Campell君收弟早年文章译为英语，与弟所作英语文章合成巨帙，年前来华求弟增订，弟劝其罢休。近新西兰电视中渠出现讲聘译拙作事，显然尚乐此不疲也！来函释所言，只落后矣。一笑。草此及谢，并请谅宥。
即颂
春祺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月一日
后来，江苏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钱锺书传》，写信征求钱锺书意见。钱锺书知道后，立马回信不同意，而且又一次在信末提及“全集”之事[3]：
愚夫妇“全集”之举，亦有穗、沪、宁（译林）共四五家出版社建议，弟等差有自知之明，不愿灾梨祸枣，亦皆婉谢。不识抬举，辜负盛情，既疚且感。
结果大家知道，江苏文艺出版社虽然没敢出版《钱锺书全集》，还是把《钱锺书传》出版了，结果引得老先生老大不爽。再后来，该社策划出版以夫妻档合作出书为特色的“双叶丛书”，再次向钱、杨约稿。为求保险，出版社还辗转托舒展去当信使，“游说”钱、杨二人，结果仍是个“不”字。
钱锺书
从钱锺书的信中可看出，当时已有京、沪、穗、宁、渝、港、台等多地出版社意欲出版《钱锺书全集》。当然，后期并不止于这些出版社，例如还可添加一个“辽”。俞晓群做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时，曾想出版钱锺书的“全集”，愿意出大价钱买他的书稿。他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得到的答复令他大失所望。他们说：其一，钱先生不肯出集子，“全集”就更不用说了；其二，即使同意出版集子，钱先生的核心著作也不会跳出中华、三联、人民文学那些老牌出版社的圈子。不用说品牌的力量，就是人脉，谁能比得了董秀玉、沈昌文、周振甫那样一些人与钱先生的关系呢？他找到了沈昌文。沈昌文摇头说“做不了，做不了”。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钱锺书不愿出版“全集”，与他对“全集”的清醒认识和对个人早期作品的态度分不开。他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多次请求出版他的“全集”，他都拒绝了。他说：“‘全集’能全吗？一个人一生写的东西，怎么会全部收集全呢？客观条件受限不说，就是主观上，也多有考虑，一些东西是不收的，是不会全的。”[4]在给张昌华的第一封信中，他已明确表示，在世者编“全集”不可能“全”，他不愿做这种欺世盗名的事情。对已出版的各种“全集”，近一半他认为是没什么价值的。他谦虚地认为，自己还没达到出版“全集”的资格，尤其对早期作品很不满意。他曾多次写道：“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对过去写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有些作家对过去写的文章，甚至一个字、一段话，都很重视和珍惜，当然，那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值得珍惜。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彦火《钱锺书访问记》）“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几十年前的旧作都不值得收拾。”（《〈也是集〉序》）“天下惟愚夫及身出全集，亦惟笨伯、寄生虫为人编全集。”（一九八四年六月致吴忠匡函）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他对出版“全集”的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客人访问钱锺书，问钱锺书为何不出“全集”，钱锺书听了大声笑起来：“出什么全集？这些东西哪值得出全集？本来这本《围城》都不想再版的，那里面错字很多，想重新写过，但已被译成几国文字，只得算了。当局也催我把其他的几本再版付印，我不肯，那些作品我都不满意。”他坚决地摇摇头，就是有不满意的意思。[5]
二、钱锺书作品集的出版
杨绛说，钱锺书“不愿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6]但钱锺书最终还是经不住一些出版人或出版社的善意请求，同意出版作品集。他在世时，出版了自己作品的两种集子，即台湾出版的《钱锺书作品集》（七种）和广东出版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六册）。前引钱锺书致张昌华函：“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所指即此。
《钱锺书论学文选》，花城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台湾苏正隆汇辑了《钱锺书作品集》（七种），由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此之前，苏正隆曾因在台湾流传《围城》“遭受小小一场文字之祸”，使钱锺书“对他更觉感愧”。（《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钱锺书作品集》前言）钱锺书对在台出版这套作品集，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前言”中，他把这件事当作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来看：“由通而忽隔，当然也会正反转化，由隔而复通。现在，海峡两岸开始文化交流；正式出版彼此的书籍就标识着转变的大趋势。我很欣幸，拙著也得作为表示这股风向的一根稻草、一片树叶。”
《钱锺书论学文选》是钱锺书唯一亲自把关但获评并不理想的一种学术性集子。这套书，一开始钱锺书是拒绝出版的。一九八六年，花城出版社的《随笔》第五期发表了舒展的一封长信，呼吁普及钱锺书，编辑部加了标题和“编者按”，最后以《文化昆仑——钱锺书》发了出来，引起较大反响。“文化昆仑”一词后被广泛用来喻指钱锺书。正因为这封信，最终促成钱锺书同意花城出版社出版《钱锺书论学文选》。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六日，后来的《钱选》编辑黄伟经致信钱锺书夫妇，提出请求：
前天给两老去一信，现在又写信烦扰你们。这次求钱老支持的，我以为是很迫切的事：可否答应我们社出版一套《钱锺书文集》或《文选》？为什么又向钱老提出此要求呢？原因很简单：读者迫切需要。直接诱因是：自《随笔》第五期发表舒展那封长信后，我们已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帮忙购买钱老的著作。我当然知道，近几年包括我们社在内的一些出版社曾向钱老提出出版文集的事，您没有点头。现在又过了几年，出版您的一套文集或文选的必要与迫切性已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现在我谨代表花城出版社恳求您答应我们办成这件事。我还想，如钱老首肯，我拟邀请周振甫、郑朝宗两位老先生担任《钱锺书文集》或《文选》的特约编辑。
钱锺书接信后，立即回信（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言明自己的态度，并列举了国内出版社要出版其集子的情况：
真是太委屈他们，而且也并不合适。让时间老人来选吧！反正我的著作又不多。恳求你把此事作罢。[7]
出版社见钱锺书这封信的口气和前两次“坚决辞谢”不一样，就找出《随笔》读者要求编辑部帮忙购买钱著的近十封来信，打电话随机念了几封给钱锺书听，重申出版《钱选》的恳求。钱锺书大概有所触动，竟初步同意了，让出版社进京面谈。黄伟经回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他到钱家一坐下，钱锺书就当着杨绛的面，大声对他说：“我们的冷水泼不灭你伟经的热心烈火呀！你们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选，只好破例，不给你们扫兴，我答应下来。”他明确指出，编选作品的事交由舒展负责。舒展提出了四种出版方案。第四种方案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形式，即以钱锺书全部论著（不含文艺作品）为基础，打乱原有体例，以舒展自己读书笔记的选题为轴，重新列出目录，精选五卷六册印行。舒展对钱锺书说，这样做目的是给研究生、大学生和中青年作家提高写作、鉴赏水平之用，类乎工具书，“这可能有实用主义庸俗化之嫌，且割裂了大架构”。钱锺书却认为：“这正是你的独创！独创呀！好！就用你读书笔记这个办法。”他还把新作及几本书的补订稿、修改稿给了舒展，说：“我可以全部给你选！选者表现了你对我的批判和你的眼光。我选宋诗也挨骂，那没关系！就按你这个思路选吧！我完完全全支持你的想法。”钱锺书对舒展极其信任，说他是“后起英才，人品正直”，不允许他请其他人做助手，认为“选事兄可一手可了，万勿妄自菲薄，问道于盲”。在此后的编选过程中，钱锺书不仅修改、审定了舒展草拟的所有五卷六册的编目框架、条目及编者提要，还审览了第一卷的《出版说明》，他“对舒展的编选工作，始终给以非常认真、细致的帮助和指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和一九八八年二月，钱锺书两次对全部书稿进行了审定。从一九八六年年底钱锺书确定舒展选编《钱选》，到一九九〇年《钱选》五卷六册初版平、精装本印行，前后历时五年。《钱选》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并不热烈，但出版的目的达到了。在这套书的《出版说明》中，出版社明确给书的定位是：“给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喜爱钱氏学术著作的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的选本。”就这一点来说，这套书还是有价值、有独创性的。钱锺书在致周而复信中说：“羊城刊拙选，前五册皆无足观，第六册中尚有杂文数首不经见者。”[8]
《钱锺书集》之《管锥篇》
在《钱选》出版十一年后，也即钱锺书去世后的二〇〇一年，《钱锺书集》繁体精装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共十种十三册，三百余万字，汇集了钱锺书大多数已出版发表的中文作品。很显然，三联版在收录的作品数量和字数上都要比前两种多了许多。据介绍，《钱锺书集》“前后经历五年多时间进行编辑、修订、整理”，也就是说，大概在一九九六年左右，这套书征得了钱锺书同意启动出版。据杨绛介绍，从事出版的同志们从读者需求出发，提出以下意见：
（一）钱锺书的作品，由他点滴授权，在台湾已出了《作品集》。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二）《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删。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谈艺录》再版时把《补遗》和《补订》附在卷末，《管锥编》的《增订》是另册出版的。读者阅读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补遗》《补订》和《增订》的段落，一一纳入原文，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三）尽管自己不出《集》，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集》。
“钱锺书觉得说来有道理，终于同意出《钱锺书集》。随后他因病住医院，出《钱锺书集》的事就由三联书店和诸位友好协力担任。我是代他和书店并各友好联络的人。”[9]实际上，那个时候钱锺书已经重病住院，他一开始就未同意三联书店出版自己的集子。杨绛一手操办了《钱锺书集》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文林回忆，一九九四年春，他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报道说，三联书店将出版《钱锺书全集》，他马上致电钱锺书询问此事。钱锺书说：“文林兄，你不要着急，没有的事，三联是在做梦！”后来他到钱锺书家，看到钱锺书与杨绛为此事发生了争执。杨绛提醒钱锺书：“上次（三联）董秀玉来，你在谈话中似乎是答应三联出你的文集的。”钱说：“我没有答应。”杨说：“你是说了。”钱锺书仍说“没有答应”。[10]
不管钱锺书愿不愿意，出版“作品集”显然比不出版要好，即便收集不全。比如后出的《钱锺书集》，它较大限度地提供了一种底本，省去了后世整理者搜集佚作的时间，也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钱锺书生前虽然不愿出“全集”，也不热心出版一般性集子，但逝后却再也阻止不了无良商人的手爪。所谓的《钱锺书全集》《钱锺书作品集》等充斥市场，多以盗版现身，“谬种流传”的危险大大增大。这种情况的出现，聪明如钱锺书早已预料：“编者要编报，出版家要出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1]
三、永难出世的《钱锺书全集》
事实上，假如钱锺书或杨绛同意，出版社要出版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全集》，困难也是很大的，仍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锺书集》虽然声称汇集了几乎所有钱锺书已发表的重要作品，但真实情况是，钱锺书的笔记、信札、日记、散佚的诗文、外文作品、眉批等均不在作品集之列，可补之处尚多。钱锺书数量庞大的笔记和信札，就足以让出版社望而生畏。好在杨绛去世前，高龄之下，在钱锺书著作出版上，还是做了几件功德无量的事的。除出版《钱锺书集》，在她主持、推动下，还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英文文集》等。仅《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自二〇〇〇年开始到二〇一五年底结束，前后长达十五年。《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全三册）、《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外文笔记》（全四十八册，附一册），共皇皇七十二卷册。国内恐怕没有几家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这样有魄力和耐心了。
《钱锺书手稿集》之“中文笔记”部分
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时，陆文虎收集了三百余封钱锺书信札，准备收入集子，但很快被制止。这是预料之中的。杨绛说：“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12]“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13]按杨绛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一九七八年前的）当然，后期因右拇指不适，生病住院，都不会正常写信的，但数量还是惊人的。
钱锺书的日记和“备忘代笔谈”，也是《全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无锡发现十七大册早期日记，被钱锺书索回无果，可能已化为灰烬。读大学，留学，工作，他一直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日记、笔记写在一起）；他外出或杨绛出门，都会为杨绛写“备忘录”，详细记录见闻或家中琐事，称之为“备忘代笔谈”。钱锺书的诗稿显然不只《槐聚诗存》。早期的《中书君诗初刊》《中书君近诗》，以及一生中大量酬酢抒怀诗篇多不枚举，等着有心人汇集整理。佚文中，学生时代的文章近年已发掘出一部分，不少坐实代父、代妻执笔的文章，也陆续被考证出来。外文著作《钱锺书英文文集》，也不是外语作品的全部。题写在《宋诗纪事》《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等各种书中的眉批，也亟待汇集出版。
《钱锺书全集》如果缺失这些笔记、信札、日记、散佚诗文、外文作品、眉批、译文等，都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看来，出版《钱锺书全集》几乎是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今想来，钱锺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拒绝出版“全集”是明智的、清醒的。假以时日，《钱锺书集》补订再版，若能将以上诸文字整理一二进去，就已经很不错了。也许，这才是最切实可行的，也是学界和一般读者欢迎的。
注释
1.陈瑞农：《钱锺书的二封信》，《无锡文博》总第90期，“纪念钱锺书100周年专辑”。
2.张昌华：《走近钱锺书》，见氏著：《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3.张昌华：《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4.郑文林：《钱锺书琐记》，见氏著：《忆旧琐记：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5.蔡叔卿：《喜见钱锺书夫妇》，见牟晓明、范旭仑：《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6.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态度》，见《杨绛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7.两信皆转自黄伟经：《关于<钱选>出版的往事》，《博览群书》2001年第6期。
8.《1990年7月23日致周而复函》，《文学报》1994年2月3日。
9.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态度》，见《杨绛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10.郑文林：《钱锺书琐记》，见氏著：《忆旧琐记：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11.《致舒展函》，《随笔》1992年第3期。
12.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4页。
13.赵武平：《“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写在<钱锺书集>出版之际》，《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本文摘自《晚年钱锺书》（钱之俊/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