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当你打开这篇文章的这一刻，看到我对你说：你“现在”读到的这篇文章来自“未来世界”，并且，你“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未来世界”之时，你是否会觉得有点奇怪呢？
在过去，当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似乎“未来”只是一个纵向的时空概念，有如高速公路的下一个休息站一样在时空中的某一点上等待着你，但是在“新冠”这个“加速器”对我们“加速”之后，这一切却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而“未来”的概念已经不仅是个“纵向”的时空概念，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横向”的时空概念。因为当我们率先进入和走出“新冠时间”之后，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刚才进入这个“新冠时间”，在最初的震惊和争吵之后，正在经历中国提前经历过的一切，从封城，居家隔离，到治疗病人检测感染者，再到重启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等各种程序，像玩“闯关游戏”一样，每个“关卡”都要经历，每个“怪物”都要征服，才能最终 “通关”，这就是为何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未来世界”的原因。
或许你会问，这个“新冠时间”有多久？ 5月1日，CNN的一篇名为《中国经验：为何全球商业已经永远改变》的文章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已经生活在“未来”之中，这个“未来”的时间是7个星期。而这7个星期就是新冠从爆发到平息所需要的时间，也是“未来世界”的“长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生活在欧美等国7个星期后的“未来世界”之中。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新冠看成是英国作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的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里所描述的主人公“时间旅行家”制造的那台“时间机器”，它既可以把人带到未来，也可以把人送回过去。但是，和威尔斯在小说里所描述的那台用象牙乌木黄铜还有透明的石英之类的玩意打造的古典的“时间机器”不一样，也和好莱坞的科幻电影里各种闪着荧光的高科技仪器制成的“时间机器”不一样，新冠这个“时间机器”是由看不见的“冠状病毒”制成，而且这个既像“皇冠”又像大号蒲公英的病毒只有0.1微米，需要用显微镜放大一万倍才可以看见，而其力量之强大却让人瞠目：它足以让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进入其特定的属于“未来”的“新冠时间”之中。
那么，当我们出人意料的被新冠这个时间机器突然推入“未来世界”时，我们又经历了哪些“触及灵魂”的事情呢？
一、“健康码”：“未来之花”还是“数码刺青”？
作家博尔赫斯在《柯勒律治之花》里讲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在一则短文里写到，有个人做了一场梦，在梦中他到了天堂，有人给了他一支花作为他到此一游的证明，可是，当他梦醒之后突然发现，他的手里竟然真的有这么一支花。而对于至今仍生活在“未来世界”的我们来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带回的又是怎样一朵“未来之花”呢？我想，如果可以选择一支花证明我们来自新冠这个“未来世界”，我们也许不会选择“口罩”这样的前数码时代的产物，而会选择“健康码”这个“数码之花”带回去。
因为这个二维码不仅是我们数码身份证，还是我们出入各地的“通行证”。这个发明自杭州的绑定个人身份的独特的“数码之花”，可以在大数据及手机定位等数码监控系统之下，追踪与还原你的行动轨迹，而且，其表示健康的“绿色”会根据你出入不同的时空场域自动改变成“黄色”或“红色”。而这个可能来自于交通信号灯的创意，在把“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的交通规则“内化”为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通行规则”的同时，也将人变成了“信号机器”。由此，人本身也不再是“活生生”的如梅罗旁蒂说的那种可以“触摸”的带“肉”的“身体”的人，而是被“抽象”或者“图像化”为数码世界中的无数个二维码中的一个名为“健康码”的“物理身体”或者数码身体。因此，“未来世界”不仅不可能再被我们“肉身化”，相反，我们可能被“未来世界”予以“数码化”。梅罗庞蒂在《眼与心》中曾对这种世界的“科学化”进行提醒，他认为这会使得人从此无法再“栖居于”（habiter）“事物”（les choses）之中，而是被“事物”所“操纵”和“把持”（manipule），“科学操纵事物，并且拒绝栖居其中。它赋予事物以各种内在模式（modèle internes），依据这些模式的指标或变量对事物进行其定义所容许的各种变形”。（见《眼与心》，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页）
更令人无奈的是，在新冠加速器把人送入的这个“未来世界”里，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再可能脱离其监控。这时，你会突然意识到从任正非真的在珠穆朗玛峰建立了“基站”那一刻始，“天涯海角”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最近随着的马斯克的“星链”升空，则让地球上的一切都将变得更加“透明”，相信从此以后，我们每个人也都将处在数码太阳烛照一切的“光天化日”之下，再也无处可逃。所以，即使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得以完全离开新冠的未来世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可能也很难再摆脱未来世界留给我们的健康码这个“数码烙印”了。有意思的是，上海的健康码叫“随申码”，是用上海的简称“申”以标明其属地，可这个名字的滑动的能指却似乎让人看到了健康码的所指的“真相”，那就是“随身码”。当我们从现在这个“未来世界”离开回到“现实世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枚“数码刺青”，只是这个“数码”并不是“刺”在我们的肉体之上，而是“刺”在我们的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里，“刺”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很可能左右我们的一言一行。可以想像，在新冠后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慎或者有意成为一个“脱码者”，不仅将寸步难行，而且很有可能无法“生存”，因为数码生存已经成为我们真正的甚至是唯一的“生存样式”，而我们的可以“触摸”的“肉身”生存的意义，只不过为了维持自己的数码存在而已。不夸张地说，这也许将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命运。
二、“数码争吵”：“剧场法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置身于当下这个以“新冠之名而“数码化”的“未来世界”之中，也许每个人最难忘的经历也是至今仍然在经历的就是发生在各种数码空间中的“争吵”，人们从微博吵到微信，从脸谱吵到推特，从国内吵到国外，针尖对麦芒，可谓众声喧哗，不一而足。
不过，这些“数码争吵”大都能指远大于所指，声音远大于意义，不管是有关新冠的各种国内国外的阴谋论，还是涉及到新冠的各种层出不穷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所谓大家思想上的冲突等，虽然当时剑拔弩张，但过后却给人一种意兴阑珊之感。这应该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人们发生的争吵本质上都不过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里麦克白谈论人生时所说的那句让人忧伤的台词，“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邻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见《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87页）但是，这些发生在数码空间里的争吵之所以让人瞩目，并不是因为大家觉得其没有“意义”，而是人们突然发现，在这些随着疫情发展接踵而至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数码争吵”之中，判断各自话语的“正确”与否的标准或者是否有“意义”的权力，并不是取决于这些话语自身是否“合理”或者是否符合实际，而是取决于争吵者各自“音量”的大小或者“嗓门”的多少。
这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在评价艺术的好坏时所批评的“剧场法则”。在《法律篇》里，柏拉图借如何评价剧场中的“音乐”是否“优美”，对评价其价值高低的标准展开了讨论。他认为很多时候评价音乐的好坏是根据剧场里观众的吼声的大小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那些具有德行和良好的专业知识的人的意见来判断的。而在一个个“数码剧场”里，这种“剧场法则”变得更加强烈，甚至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柏拉图所描述的剧场里的那种用“全体观众举手表决谁得胜”的“裁判”规则在网络时代更加盛行，而充当裁判标准的“群众的嘶吼，极嘈杂的叫喊，或鼓掌叫好”等，在数码空间里演变为“点赞”，“在看”，各种“赞赏”，甚至是充满暴力色彩的污言秽语。
而且，在为了争夺话语权而发生的“斗争”中，有的人为了增加自己的“音量”，有意运用了“政治正确”的“放大器”，在将自己的意见予以“政治正确”的处理以调高“音量”占据“高位”，同时也把自己不赞同的意见予以“放大”，并进行无限的“升格”，以击败对方。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不是依靠话语自身的力量击败对方，而是借助政治力量击败对手。更为危险的是，有的人还自以为得计甚至因此有恃无恐，还进一步把数码空间发生的争吵引入到数码空间之外，试图以此在现实生活中“碾压”对方，甚至造成对他人的真实伤害。所以，尽管柏拉图也说，“一个真正的裁判人不应凭剧场形势来决定（音乐的优美与否），不应该因为群众的叫声和自己的无能而丧失勇气；既然认识到真理，就不应由于怯弱而随便作出违背本心的裁判”（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09页），但触及到现实中的人身的安危，很多人还是选择了保持“数码静默”。而对于那些刻意将“政治正确”作为“武器”的人来说，这无异于玩火自焚，因为“政治正确”是把双刃剑，不仅可以伤害他人，同样也可以伤害自己。
正是这些原因，让新冠期间的“朋友圈”变成了硝烟四起和你死我活的数码化的罗马斗兽场，同时也使得数码空间的公共性受到挤压……从而也让数码空间的社交功能变弱，甚至丧失其社交性。这种影响的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朋友圈”每次争吵过后都会导致数码“大恐惧”，继而发生残酷的数码“大清洗”，以至于六亲不认乃至兄弟阋墙。而“朋友圈”也很可能因此沦为网络大字报，各种谎言以及商业广告圈并随之失去其社会交往功能。显然，如果“未来世界”的数码剧场都以“剧场法则”来“裁判”每个人的话语正确与否，那必将带来数码空间的荒芜化。
三、“未来世界”：“数码化”与“原始化”并行不悖？
或许，“未来世界”并不像我们所常规想象那样会越来越“现代化”，或者越来越“文明”，因为当我们加速驶向未来之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会向过去强势“复归”。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继续向未来延展，我们不仅有可能不会“进步”，反而极有可能将迎来一个“人”逐渐不是人的时代，最终则会“退化”到一个我们早已经遗忘在记忆深处的“原始社会”。
这就是威尔斯在《时间机器》里所揭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笔下的小说主人公“时间旅行家”对于人类的进步持是怀疑态度和悲观态度，他认为文明发展到某一天很可能会崩塌，最终毁灭其创造它的人。所以，当“时间旅行家”第一次乘坐自己制作的时间机器准备旅行到公元802701年的未来世界时，他就对眼前散发着冰雹的雾气的未来世界的想象并不那么乐观，他很担心这里的人已经失去人性，变成“非人”的东西，而且变得没有同情心，残忍，却孔武有力。而且，尽管他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认为未来世界的文明可能会比较先进，但未来世界的现实却是残酷的，人类文明的一切都退化了。在这个到处都是废墟的地方，“时间旅行家”不仅见到了生活在地面废弃的宫殿之中的属于“上层世界”（Upper-world）的爱罗伊人（Eloi），他们优雅唯美，每天无所事事，吃喝玩乐，但却严重“退化”，不仅身体像孩子一样瘦小柔弱，而且智商也只相当于五岁的儿童。此外，“时间旅行家”还发现了生活在地下隧道中的“下层世界”（Under-ground）的野蛮的莫洛克人（Morlocks），他们因从事机械的劳动而性情凶狠，并且以前者为食，同样也发生了“退化”，变成了“吃人”的人。显然，威尔斯描述的这种未来世界中人的可怕的两种“退化”似乎也为同处于“未来世界”中的我们敲响了警钟。
这场未来之旅并未结束，在此之后，“时间旅行家”继续旅行到了更“远”的未来，也就是更为“未来”的未来世界里，伴随着这一旅程，似乎一切都开始“逆转”了，文明在消亡，人类在退化。最后“人”彻底消失，地球上只剩下了汪洋大海，太阳，稀薄的空气，而生命则退化为叫声凄切的巨大的蝴蝶和像桌面那么大的眼睛凸起的像癞蛤蟆一样的粘糊糊的螃蟹，还有深绿色的苔藓或地衣一样的植物。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荒芜和恐惧。
威尔斯勾画的这幅未来世界的图景难免让人感到惊恐。好在“时间旅行家”知难而返，他在看到不再有任何生命的未来世界之后就折返到了他所出发的现实世界。有意思的是，像博尔赫斯讲的一样，为了证明自己乘着时间机器去过未来世界，“时间旅行家”也从未来世界带回了两朵很大的像白色的锦葵那样的花朵。博尔赫斯在《柯勒律治之花》里说，威尔斯的这朵“未来之花”是柯勒律治的那朵“天堂之花”的“翻版”，只是，“未来之花比天堂之花或是梦中之花更令人难以置信”。（见《探讨别集》，王永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5页）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离开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未来世界”之时，我们也会带回一朵“数码之花”证明我们曾经的生活，哪怕这朵花比柯勒律治来自梦中天堂里的那朵花还要难以置信。
在新冠带来的“未来世界”生活了这么久之后，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也希望能够尽快“逃离”这个因为新冠这个时间机器把我们加速送入的“未来世界”，以回到那个曾经的“现实世界”中去。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差堪告慰的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数码化的未来世界的长度只有七个星期。所以，很可能在七个星期后，我们不知不觉就会重新回到现实，和世界其他国家重新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之中，或者说“同一个世界”之中。
2020年5月15日匆草于五角场。
2020年5月21日改定于五角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