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燕闲清赏：晚明士人生活与书法生态》一书以晚明士人生活为考察基点，立足书法艺术的本体范畴，从社会学、思想史和艺术史诸角度，对书法在晚明士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呈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观念变革，进行延伸性的解读与阐释。本文摘编自该书，着眼于当时文人之间书法扇面赠酬及其文化隐喻。
文人用扇的激增，在推动折扇风行的同时，也推动了制扇业的兴盛。明代制扇工艺的精致，是中国扇面艺术发展的高峰。扇子在拓展艺术空间的同时，也延伸了社会交际的意涵。谢肇淛云：
昔人书字多用笺素，书于扇者盖少，故右将军书六角扇，老妪为之不怿。即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则以扇乞书者，多于纸矣。然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折者。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国朝始用折扇，出入怀袖殊便。
如谢氏所云“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诚然，宋元折扇，至今已难觅其踪。索书者用扇面多于绢纸，乃因扇子“出入怀袖殊便”，这从十七世纪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像》中就可见得：这是一幅具有西式风格的画作，从人物服饰判断，时令应非暑天，然二人却各执一把折扇，当非用以搧风。
利玛窦到南京后，除其至密徐光启外，还与当时中国的文化名流多所交往，李贽便是其中之一。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春天，李贽曾拜访过利玛窦，并书诗扇相赠。
春日赠扇，可知扇子非为引风取凉，而是社交手惠，持扇者借此也为展示自己的优雅风度。扇子被文人赋予了雅意，成为读书人身份的标榜。因此，文人们喜欢将诗文书写在扇子上，随信札或其他物品（如诗文集、书画、碑帖等）附赠同好，既作为自己书法或诗文的门面展示，又作为礼物以便请益于人。随观明人文集，有关于此者屡见不鲜。
如前文所论安徽汪氏一样，徽商是书画鉴藏最为热心的群体，晚明江南艺术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乃因有徽商作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徽商对于艺术市场的参与，不仅在于藉此附雅博誉，藏富射利，同时也鼓动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而推动地域文化的兴盛。如在高利贷商人方用彬的艺术交往中，扇面书画的酬赠答谢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陈智超先生所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所收信札来看，以方用彬为核心的艺术圈中，扇面赠酬的记录随处可见，经笔者初检，相关者竟有近百通，除了索画题写的扇面，其他的很多是作为礼物，随信附送。这个数字还只是信札中体现的记录，不难想象，未记入信中的扇面，恐不会少。就仅这近百通而言，比例如此之大，实已可见当时扇面应酬之盛状。
扇面不仅作为文人之间的社交礼赠，就连烟花之地，也颇受宠（如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一个重要情节便是侯方域题诗扇赠名妓李香君）。文人们留连风月，与青楼女子之间常以扇作为酬答。由明入清的余怀就是此中常客，他曾结识一位叫李宛君的妓女，此女命运多舛，晚年潦倒，余怀深为同情，想如唐代杜牧之于张好好，便将杜牧《张好好诗》末段“书于素扇以贻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据床以哦，哀动邻壁”。清初朱彝尊藏有晚明名妓赵丽华的书画扇，其“楷法极佳”。其他如马湘兰与王穉登、柳如是与钱谦益等之类故事，亦不乏类似的赠答。
书法扇面不仅可以荐纳客僚、留情红颜，甚至可以博得宫廷的青睐，借以显名。如李维桢记载邢侗书扇之事云：
（邢侗）深得右军神体，极为海内所珍。内竖以字扇进览，上欣赏，命女史学其书。
折扇形制本不方正，书写时必须根据所书内容调整形式，因此对书写者的要求相对较高，书家多有为难，如赵宧光就苦于小字和扇面，自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或以小字见委，每为苦之。至于书扇，尤非所长也。
莫廷韩（是龙）在书扇时也有类似体会，在一封给友人曹芝亭的信中说道：
扇恶不能作佳书，如美人行瓦砾中，虽有邯郸之步，无由见其妍也。
然而，对于多数好纳客、喜交游的文人雅士来说，并没有太多如赵宧光、莫是龙们那样面对应酬时的畏惧感，由于“日用尤切”，扇面书法成了他们基本的场面工夫———即使这工夫并非如那些以书法立名者精到。
生活在晚明的孙鑛（1542—1613），对于时人的逐扇风尚，兴论之余，别有所感：
两汉以前尚篆隶，多用之章疏檄牒；晋以后尚行草，多用之简札。迩来此两则率胥人代书，其自书者，轴、卷、册、扇四种及赫蹄小简而已。而扇于日用尤切，尤堪赏玩。其敝者，或用为轴、为卷、为册、为屏。余感司寇扇卷，因效为一册，殊横阔，不便置几案。又书扇时，自有行款法，今改为横幅，则倾斜失度。又扇自别有一种风度，改作册亦失本真。且翰墨在扇间，即如花木在庭除、亭馆在岩谷，天趣悦人……若谓不宜以供挥暑，则但可置之笥箧中，日取展玩，与卷册同用，而不失扇书本趣，似更简便耳。
孙鑛在此不仅强调了扇面书法的书写规范，还批评了当时人们扇面装帧方式的失真，他也点明了扇面书法的核心用意：风度的标榜、优闲的展玩。
在此意义的观照下，晚明书扇的内容就有了别样的社交隐喻。如王穉登曾书金笺诗扇，末署“送申驾部还朝。王穉登春宇先生”。“申驾部”指申用懋（1560—1638），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因曾任兵部职方郎中，故称“驾部”。其父申时行（1535—1614）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苏州状元，官至内阁首辅。申、王二家同里，“交相推重，轩车宾从，两家巷陌不相下”。晚明山人风尚盛行，而“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可见二家关系之亲密。受赠者“春宇先生”，疑为张廷榜（1545—1609）。有趣的是，扇面所书内容乃是送申用懋还朝的诗，用意颇可玩味。
与王穉登所为异曲同工的，是其友人张凤翼（1527—1613）赠给一位叫敬虞的人诗扇。扇上共书五律二首，诗本俗套，意境难称佳制，然题款却颇有意思：
右二诗，其一寄王元美，其二王答也。
敬虞兄命书便面。张凤翼。
原来此扇所书二诗，是张凤翼与王世贞（元美）的唱答诗。世贞为“后七子”之首，乃当代文坛泰斗，亦是朝廷重臣，作为一介布衣的张凤翼能与之结交，当有幸焉。
折扇小巧，收放自如，藏诸怀袖，便于随时展玩和示意。文人们在席间常分题步韵，作诗填词，毕后书之于扇，互赠同谊。又或为所携扇面有限，或为集藏之利，或为单人书写不能满纸，便多人合书一扇，表达互相之间的交谊和志趣。这种合书扇，明人多有此例。如周鼎（1404—1487）、陈宽二人曾合书有一金笺行书扇面，从题款内容上看，似乎为合书扇增添了新的隐意。周鼎题款云：
右雪屋一律为徐山人作。维时诵而忘之，更以佳扇托陈梅雪录之，以长在口手，梅雪又让之，老丑使自录也。疑舫居士。
陈宽题款云：
余赋楚江秋晓诗一律，维时求书，遂书于扇。醒庵。
明代中后期的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人也不乏有合书之扇，实隐有某种世俗之意味，同时也多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意义。
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王穉登、张凤翼和周天球三人合书扇，扇面上所书三人之诗，王氏款署“元日送顾益卿之蓟州，王穉登书呈闻庵先生求正”，张氏款署“右送戚少保作，呈闻庵兄丈”，周氏款署“右赠戚大帅一首，周天球书似闻庵兄世谊求正”（闻庵，未详待考）。王穉登诗赠的顾益卿，名养谦（1537—1604），时议顾氏必能办倭，起为兵部侍郎；张、周二人诗赠的“戚大帅”“戚少保”，即是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8）。戚、顾二人皆为当朝名臣，一般文人能与之诗酒酬唱，既显自己交游之不凡，更可标榜自己非等闲之辈。
更为典型的是张凤翼、张献翼、周天球和王穉登四人的合书扇，每人各录其诗，共书一扇，同赠“笠湖”（未详待考）。有趣的是，四人所书之诗，都不是为笠湖所写。四人皆籍苏州，向有山人习气，又常相交游，同学吴门。名虽不重，而人脉甚广，标举文才，皆为雅好。故清初张潮（1650—?）云：
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
文人之间，大率如此。而一扇之握，已足见品位与身份。张潮生活的时代去晚明不远，由此可以想象扇面在文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窥知晚明扇面应酬烈甚于前的原因：商品的流通自然带动整个社会的流动，进而推动了人际交往的频繁，应酬日渐增多，同时也愈加考究。明代中前期以来就已开始为众人所使用的折扇，也容易成为这种社交文化的中介角色。折扇易携，便于取凉。染翰其上，不仅可资欣赏，尤可用于社会交际。在这扇面上，赠、受双方都能通过这一握之物，在赠与与受谢、书写与阅观之间，互相品察着对方的心态。其中的委婉和含蓄，实为难以直言的文化隐喻。
《燕闲清赏：晚明士人生活与书法生态》，吴鹏著，中华书局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