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北岸虹口区域，今天以“北外滩”之名成为整个东海之滨最火热的土地。这片南望二水、地势绝胜的狭长滨江地带，也是上海近代化进程的最前沿。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黄浦江沿岸陆续设立租界，稍晚于英国人到来的美国人发现，同属上海县的苏州河北岸，有一片未开发的区域，尤其此地有虹口港下通黄浦江，上溯还可达江湾、吴淞，为开埠经营的尚佳选择。传说其中一位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牧师，得到时任上海道台在此设立租界的许可（实际历史要复杂漫长得多），北外滩便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末，全速驶入了属于自己的发展轨道。
未曾遗忘“朱家木桥”与“宋庆龄出生地”
在北外滩黄浦江河道北仅一里地的位置，民国之前曾有一条平行于黄浦江的小河港，东西贯通虹口港与杨树浦港两支水系，河名叫“新记浜”，西自虹口老街西侧的“里虹桥”（位置在今东汉阳路桥），河道分别为今天虹口区西安路、唐山路、昆明路等。新记浜流经当日的东新记浜路（今新建路）时，有一座木桥跨此路两岸。历史上的新记浜与路似乎都没留下太多印记，不过浜上的那座木桥要有名得多。桥名“朱家木桥”，大约之前这里有过一户姓朱的大家在这附近，位置即今新建路唐山路口。然而因一户近代史上重要的家族的入住此厢，“朱家木桥”在近代回忆录中成为高频词。
1918年《北华捷报》版上海地图及本文相关地点示意图
朱家木桥北有条东西走向的东有恒路，路上的民宅住了一批新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最早来沪发展的新教教会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位华人神父，将他的家眷搬到了朱家桥一带，他的二女儿出嫁后与任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传道的女婿同住在这里，后来他的外孙辈走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响当当的名字：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他们的外祖父、伦敦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倪韫山（1837-1889）是川沙人，咸丰八年（1858）二十二岁的倪韫山由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于老天安堂施洗加入教，十二年后的同治九年（1870）成为牧师。作为“麦家圈”的重要华人牧师，在英国人新建新天安堂，并将山东路老堂赠予华人传道后，正是倪韫山等负责接管；二十世纪初天安堂自立后，其幼子倪锡纯又出任首任堂议会会长，在日后翻修老堂的事业中，倪家诸婿更是慷慨解囊。可以说，倪韫山家族可谓伦敦会“麦家圈”最重要的华人柱石。1904年，伦敦会还把之前麦家圈的“麦伦书院”迁至朱家桥倪家东北面的兆丰路（今高阳路），使得北外滩成为伦敦会又一重要的聚集区。
倪韫山的夫人倪徐氏，据载为徐光启的后人，其父为徐光启八世孙徐士荣，士荣的材料非常有限，今天可以从《民国上海县续志》找到他的传记，知道他在太平军围上海时为救济难民，散尽家财，最后贫病交加，散手人寰。上海与川沙旧志书中载士荣的夫人为川沙俞氏，三十岁夫亡后守节五十年，这么推算倪韫山于光绪十五年逝世时，他的丈母徐俞氏当尚在，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这位俞太夫人晚年曾跟随女婿生活。倪韫山与倪徐氏共生十子女，但夭折五人，长大的孩子是二男：锡龄、锡纯，三女：珪金、珪贞、珪姝。倪家二代的出生地有两说，一说全部出生于老家川沙，一说则为老县城；不过可靠的是他们后来都来到了朱家木桥生活。倪家三女分别嫁留美归来的牛尚周（江苏嘉定）、宋嘉树（海南文昌）、温秉忠（广东新宁）其中牛、温不仅是表亲，还分别是晚清第一及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当然，他们之中日后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二女婿宋嘉树。
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及子女
其实，新婚的宋嘉树一开始并不那么顺利，不怎么会说国语与上海本地官话的他，在监理会的传教生涯也不太顺利，他与著名的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不睦，并最终辞“巡行传道”，改“本地传道”，放弃教会薪水。不过他终生为此不安，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传道事业。转而投身实业的宋嘉树，竟在印刷、面粉等领域斩获颇丰，一下子从普通的传教士成为一方巨贾。原先仅得与丈母（时丈人倪韫山已殒）及连襟（牛家）麇集倪家老宅的宋嘉树，在长女霭龄出生后的1890年左右，于朱家木桥老宅后兴建全新的豪华住所；这里也诞生了一群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宋家人。
宋宅，笔者摄，2015年。这里外墙立面已有所改变，但建筑主体架构依然保持原样，这在十九世纪晚期属于豪宅的规模。宋宅也是孙中山早期秘密活动的据点，宋庆龄最早就是在这里见孙中山。
当然，朱家木桥的出名还因为一则学术上的争论：宋庆龄的出生地究竟在哪。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宋庆龄逝世之后，关于其出生地的争论，就在虹口朱家桥与浦东川沙镇、甚至南市咸瓜街等选项中激烈展开。通过近代史界、宋研会及地方史志学者的不懈努力，基本可以确认答案就是虹口宋宅。川沙说的佐证多出自晚辈乡人的回忆，其中以黄炎培回忆影响最大，但那些碎片化的回忆被传世文献证实多为空穴来风。不过宋庆龄出生地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地方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交错记忆”、张冠李戴的现象。宋嘉树、倪珪贞夫妇，及其上辈倪徐及再上辈徐俞伉俪之中，有非常浓厚的川沙色彩，三代之中大多数人都有相当的川沙生活经历；这些“交错记忆”后来纷纷被移植到了更有影响力的下一代如庆龄的身上。
虹口区档案馆编《虹口宋氏老宅及宋庆龄诞生地史料与研究》为此研究重要的资料汇编
当然，论证北外滩朱家木桥宋宅为宋庆龄及其兄弟姐妹的出生地时，不仅有前人整理地契、档案、生平材料甚至口传文献的佐证，这背后还有一段重要的因缘，倪宋家族并不是孤立的家庭，他们周围有一个虹口精英人文圈，而宋家还位于整个圈子的核心位置，这无疑是川沙所不具备的。
虹口的“宋家圈”
朱家木桥“宋家圈”一说，借用伦敦会“麦家圈”的提法。十九世纪中叶第一个进入上海传教的新教团体伦敦会的麦都思牧师，在山东路上创办教堂、医馆、书院后，因名“麦家圈”。朱家桥宋家当然未参与太多本地公共设施的创建，“宋家圈”一说只为揭示倪宋家族非同一般的北外滩姻娅圈。
“宋家圈”不仅有具体的人群，也是一段因缘；这段因缘之中，有英美基督教新教团体的入华传教史，中西交流史，也有北外滩本土精英的成长历史。朱家木桥的“宋家圈”最早的成员，是川沙倪家儿女与他的女婿们；倪家后代中锡纯继承乃父韫山遗志，在教会中继续工作。三位女婿中，牛、宋两位在朱家桥安家，太夫人倪徐氏在倪老太爷逝世后先住在牛家；宋宅新建后住到了宋家。与宋家一样，牛家也极其注重孩子教育，尤其牛尚周在美国留学时曾希望能做医生，但由于自己公派身份身由不得自己，所以将学医理想寄托在子女身上。牛家两子两女：惠霖、惠生、惠珠、惠珍后来全部送出国深造，学成归国后行医从教，报效国家。牛宋两家的妹夫温秉忠，似乎长期都在漂泊，曾在南京出任暨南学堂（后暨南大学）的学堂总理，并多次带国内考察留学团赴美，正是这位小姨夫的亲自护驾，宋氏三姐妹于1905、1907年分两次从朱家桥赴美留学，才让家里人放心。
朱家木桥不仅住着倪宋牛家的姻亲，附近还有不少知名的教友邻居。倪家后人回忆，他们家对门就是美国圣公会的吴虹玉牧师家，甚至他们日后也成了亲戚。吴虹玉是虹口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华人三杰”之一，十三岁从常州老家来到圣公会学堂求学后赴美，读书工作之余，还有幸成为美国南北战争史上第一位、可能也是唯一一位参战的华人。九年后回国的吴虹玉，加入圣公会传教工作，并成功开拓了虹口江湾的教区。不过吴牧师最大的贡献，是为虹口建造了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虹口医馆”、即日后的同仁医院；在圣约翰学院改大学后，同仁医院内同时设立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前述牛家兄弟惠霖、惠生就是这里毕业沪赴美继续学医深造的。
“三杰”中的另两位：黄光彩与颜永京及其家眷，其实住得也不算远，就在新记浜入虹口港西岸的文监师路上（今塘沽路）美国圣公会老救主堂附近；他们两位担任前后担任救主堂华人堂牧超过三十年。黄、颜两家在教育与社会活动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黄光彩女素娥为圣玛丽亚女校首任校长，嫁圣约翰校长卜舫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而圣约翰学院得以成立就有颜永京的汗马功劳。从虹口塘沽路走出的颜氏一族后人，在近代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堪比他们的朱家桥宋、牛氏的邻居们。
颜永京长子锡庆与他一样留学美国建阳学院，次子志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毕业，三子殇，四子惠庆弗吉尼亚大学，五子德庆留学美国理海大学，日后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女庆莲，毕业于弗吉尼亚斯图亚特霍尔学校（Stuart Hall School）；尤以北洋政府总理、知名外交家颜惠庆成就最高。甚至惠庆于北美任外交官时，本与宋家长女霭龄过从甚密，不过后来因颜奉调回国而告终。颜永京幼妹所嫁东吴大学创始人、嘉兴曹子实，则为宋嘉树的监理会同事，据说还教过宋吴语官话；曹颜所生二子中，有日后协助宋嘉树成立基督教青年会的曹雪赓，及更有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另一女芳芸，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最早的学生，宋氏姐妹的同学，又与弟云祥及宋家庆龄、美龄一同留美。这个松散的北外滩名流圈，无疑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人文聚集地之一；包括宋庆龄在内宋家子弟出生在此，则无疑较川沙更有其合理性。
余论：作为纪念物的同仁医院
“宋家圈”的后代们在政治、文教圈的影响与成就已不用赘述，不过还有一个特别瞩目的现象值得一提：在现代医学方面，这群“宋家圈”后生们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绩。宋家的邻居及日后的亲戚吴虹玉，最早创办虹口医馆，后在美国圣公会的扩建下，成为同仁医院（St.Luke Hospital）与圣约翰医学院，这其中北外滩最早的开拓者文惠廉牧师的长子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1910）在其中居功至伟。医学院最早的学生中，除了宋家圈的牛家兄弟外，还有一位在日后医学界的重要人物：颜福庆。
颜永京弟如松，娶吴虹玉妹，在江湾镇生下三子二女，福庆行二，但如松很快病殒，其子女由大伯永京及大舅虹玉抚养长大，吴家在朱家桥有住所，而颜大伯家在救主堂附近，少年颜福庆也是在北外滩宋家圈长大。在梵王渡圣约翰中学毕业后，颜福庆回到同仁医院的圣约翰医学院继续求学。
青年颜福庆像。从圣约翰医学院毕业后，颜福庆远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
与牛尚周同属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川沙曹吉福，育有三女一子，其长女惠英嫁倪韫山幼子锡纯，川沙曹氏遂在宋家圈同龄人中长了一辈。颜福庆所娶，为曹家二小姐秀英，三女美英嫁民国外交家史悠明。颜福庆遂不仅从邻居成为宋家圈姻娅亲戚中的一员，姐夫锡纯的姐姐珪贞、珪金，所诞的同龄子女，名义上都成了福庆的表外甥们。
颜福庆开创湘雅、上医的盛举大家都熟知；“宋家圈”的纽带之谊也为颜福庆的医学事业带去了莫大的帮助。1931年夏倪珪贞病逝青岛，后遵太夫人遗志捐出葬礼赙仪，交给颜福庆筹办全新的上海医事中心：上医与中山医院新址。当日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宋家有此善举，为颜福庆募缘创校大开方便之门，新上医建筑群也得以在四年后的1936年在枫林桥落成。这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中摔断腰椎的美龄的先生，于次年春到新落成的上海中山医院就诊开刀，除了表舅颜院长外，两位表弟、骨科专家牛医生们也赶来助阵。
牛惠霖、惠生及兄弟像，及其共同创办的霖生医院。牛氏兄弟为中国近代医学界重要人物，并先后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说道那座走出多位现代医学界重要人士的同仁医院与医学院，于八一三抗战后搬离虹口，辗转沪上各地，其建制在解放后被拆开，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并入震旦大学旧址内新建的上海第二医科大（今交大医学院）；同仁医院则组建长宁区中心医院。但是，当年那栋老同仁医院建筑，在经历战火与岁月后，依然屹立在塘沽路、东长治路与南浔路的街口。
同仁医院旧址塘沽路、东长治路口，笔者摄
因外墙翻新及新增门窗，外部西式拱券、窗台已不复存在，但庆幸整体建筑架构依然是1914年落成时的样子。这所老同仁医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旧址，是美国圣公会建筑群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大型单体建筑，甚至也是北外滩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近代建筑之一；与朱家木桥宋宅一样，这些老建筑在虹口发展史及中西交流史中，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上图东长治路177号应该是同仁医院原址，下图文保牌子被挂到了159号上，笔者摄。同仁医院旧址所在位置几乎收入所有近代地图，无一例外皆标识于此处三路交汇的三角形之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