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定都今日之绍兴。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今浙江全境几乎全属会稽郡。东汉“吴会分治”，旧会稽郡一分为二：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会稽郡。新会稽郡的治所仍在绍兴，依然管辖浙江的多数区域。
古代越国与吴国的界碑
三国以来，境内陆续分出临海郡（今台州）、吴兴郡（今湖州）、东阳郡（今金华）、永嘉郡（今温州）等。隋唐时期，增设杭州、处州（今丽水）、睦州（治所在今建德市梅城镇）、衢州、明州（今宁波），五代吴越国又有秀州（今嘉兴）之设。浙江的城市格局，即明清所谓“上八府，下三府”，至此全面形成。
隋唐以前，绍兴始终是浙江最重要的城市。唐末，钱镠追随董昌，转战四方，割据两浙。后来，董昌在绍兴自立，却把杭州让给了跟班的小兄弟钱镠，当然不是因为董昌大度，而是绍兴乃浙东的节度使州，杭州只是浙西的普通“支郡”，地位远不及绍兴重要。杭州超越绍兴，主要是钱镠开创的吴越国定都杭州，经营近百年的结果。后来，宋室南渡，以临安府为首都，杭州一跃而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迥非绍兴可以企及。
南宋重海外贸易，明州是通往日本、朝鲜的主要贸易大港，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是唐开元年间才新设的明州，后来居上，赶超绍兴；近代温州开埠后，西风东渐，绍兴在区域城市中的地位，甚至被温州超越。
今天浙江的车牌号，杭州是浙A，宁波浙B，温州浙C，绍兴浙D，排行老四，大概就是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反映。
简而言之，两千多年来的浙江城市史，主要是一部“千年老大”绍兴不断边缘化，隋唐以前的“山中小县”，也就是后来的杭州，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浙江首府”的历史。
二
前述城市发展史，极粗线条，不足为训。但今天的话题，城市考古，绝不仅是古代城市政区沿革的变迁，更是城市具体形态和规划的变迁；绝不仅是写在纸面上的城市历史，更是深埋于地下的实物的历史。
我们的城市，晚至宋代，尤其到南宋，始有较详细的记载，比如杭州、宁波均有完善的宋元方志传世。除了文字记载，还有描绘详细的“舆图”，因此，我们对宋元以后的城市形态才多少有点感性认识。与此相反，我们对隋唐以前的城市，简直可说一无所知，甚至连南朝的东阳郡有无城墙，唐代越州城内的坊区有无坊墙等基本问题，也无法回答。
这因为文献无载，历史学家无从着手；更因为金华、绍兴等城市，世代都在同一地点建设、发展，六朝隋唐的遗迹已经深埋在地下四五米的地方，南宋临安城的地面也在今杭州城内水泥路面以下两三米的深处。浙江城市人口多，经济发达，高楼林立，考古学家有限的发掘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在基本建设的间歇空隙进行。这种城市我们称其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开展考古工作困难重重，几乎无法触及早期遗迹。
偶尔才有例外：三国孙吴时期自会稽郡析置的临海郡（今台州），郡治在今椒江北岸的章安，即原秦汉回浦（章安）县治。唐代，台州的郡治从章安迁至临海，旧治废弃，姑且可称为“章安故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章安故城叠压于今日的章安镇街区之下，悲观地以为遗址已经无存。
实际上，章安故城遗址并不“古今重叠”。唐代废弃后，新章安镇重建于旧城区外，故城长期为稻田，并无建筑覆盖。这种城市遗址可称为“旷野型城市”——这个重要发现缘于当地前些年大规模的挖掘窨井，每隔几十米挖一口圆井，出土大量东汉至南朝的砖瓦、瓷器和建筑构件。根据遗物的分布，甚至可以勾勒出临海郡治的规模和范围。
“旷野型城市”适宜开展考古，倘若加以全面勘探，有可能厘清六朝郡城的具体布局和形态。在别地已然不具备工作条件的状况下，章安故城的重大意义，再怎么形容也不过分。这无论对于台州，抑或对于浙江，绝对是罕见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敬请当地加强遗址保护！
三
以上只说州郡城市。其实，城市既有等级之区分，如浙江南宋城市，有都城、州府、县城和县城以下城堡等诸多等级；也有类型之区分，如嘉兴、湖州等“水乡型”城市，与丽水等“山地型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形态上，理应有所区别。具体对象，都要具体说。
无论哪一类城市，“旷野型”都是特例，我们始终要面对“古今重叠型”的硬骨头，只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追寻旧时痕迹。
“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总结起来，只是两句话：一是“平面找布局”；二是“纵向找沿革”。说起来容易，做来却是无止境的事业。
城市考古的基本目标，是复原城市平面布局，然后在复原的基础上，讨论城市规划。以杭州为例，南宋临安城考古的目标是描绘出一幅详尽的临安城地图。考古队辛苦工作好多年，犹如躬身田亩的老农，收成只是在地图上画出南宋太庙的一条线，或者德寿宫的几个框框。这是艰苦卓绝的“拼七巧板”，需要几代人工作的叠加，最终完成拼图游戏。
在具体操作的层面，城市复原可以分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宏观尺度”的复原，讨论城市的选址、环境、基本形态的变迁。隋朝杭州设立之初，州城在凤凰山上，城墙“周围十里”，范围甚小。钱镠割据两浙，在“小城”之外，加筑一圈外城，将凤凰山小城改为王宫，杭州始为“腰鼓城”的形态，北宋因之。南宋定都临安，将小城范围辟为皇宫区，元陈随应《南渡行宫记》说“皇城十里”，正是隋城的规模。元灭南宋后，拆除城墙，大内毁弃。元末重建杭州城，竟将原来的政治中心凤凰山，整体割弃于城外。这就是唐宋元三代杭州城变迁的宏观考察。
“中观尺度”的复原，讨论城市局部规划、道路肌理、坊巷格局等。南宋御街，贯穿杭州城南北，南起皇城北门，经朝天门（今鼓楼），两侧有太庙、三省六部；过朝天门，经德寿宫侧，一路向北；在观桥附近，折西而行，抵达终点景灵宫，即今武林路与凤起路交叉路口。御街遗址深埋于今中山路下两三米，严官巷发掘的南段御街，遗迹十分重要，但受工作条件制约，竟然未能完整揭露，尽管可以判断御街的砌筑工艺，但宽度只能推测。但我们知道，各段御街的宽度不同，南段约在15.5米，中段约11.6米，北段自观桥以后，街道较窄，应在3至9米之间。这些数据看似平常，却是文献无法告诉我们的，对认识临安城极为关键，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南宋皇帝前往景灵宫行礼时乘坐的玉辂车，无法通过御街的全部路段。
现在的杭州南宋御街
“微观尺度”复原的工作更多，通过考古发掘，复原德寿宫、杨皇后宅等具体建筑的格局、形态、营造工艺、建筑构件，甚至可以比较两主体建筑的等级差异，台基、柱础的工艺差别。对遗迹和遗物的细致分析，是考古工作者的当行工夫。也许，细节能够引领我们通往历史的幽微之处。
四
最后说城市考古的“纵向找沿革”。2015年，我发掘嘉兴子城遗址，先确定城墙四至，再揭示中轴线，这是“平面找布局”；在北城墙位置，发掘一条探沟，解剖至生土，由剖面可见，北城墙位置最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聚落，两晋时期存在高规格建筑，可能已是浙北的中心城市；五代建起城墙，蒙元灭宋后，拆毁城墙，从此再无恢复；明代在旧城基址上，建筑土垣，作为嘉兴府衙署的北界围墙；1949年后，围墙拆除，护城河被填平，一切封存于水泥路面之下。
这就是“纵向找沿革”。两千多年来嘉兴城市的变迁，直观展示在地层剖面上，堪称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年轮”。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既来自平面铺开的格局：城墙、道路、河道、衙署、文庙、城隍庙、街区、坊巷的排布，也来自纵深的历史沿革。2018年我发掘明清金华府文庙的泮池遗址，明朝人将泮池开凿于六朝东阳郡的地层上；民国时期，文庙改为金华中学；1975年泮池拆毁并填平。如今重建文庙，根据考古揭示的泮池遗迹，将在原址重建新泮池。莫说故事太寻常——这是金华城区东南一隅，一千多年来发生的故事，在一口池塘大小的同一地点。城市的好故事，从长时段、有纵深的历史脉络中生长出来。
（本文摘自郑嘉励著《考古者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