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清明:北朝齐、周两国截然不同的政风与国运

民族矛盾和腐败,是十六国、北朝以来胡族国家的两大痼疾。盖因塞外胡族本身缺乏足够文化底蕴,政治素质、人格境界难以匹配军事实力,暴兴的胡人囿于狭隘的民族观,以及急速膨胀的物质欲望,像癌肿一样,往往将国家政权的元气吸食净尽。故而常常出现胡族迅速扩张建国,享国不过两三代便迅速陷入崩溃之现象。

终五胡十六国之世,没有哪个部族国家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以至于后来愈演愈烈,民族矛盾几与腐败合流,共同造成政治上的腐败。北朝承十六国之余绪,鲜卑宇文和鲜卑化的高氏分立两国,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问题,走出了两条颇不相同的路子,仿佛如镜子一般,映照出部族国家的命运。

高欢的纵腐奇谈

高欢扶立东魏,儿子高洋又篡魏代齐,皇族和统治者的高层,都属鲜卑化的汉人或其他杂胡。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六镇的伧荒武夫,对物质的渴望变态到令人发指。“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北齐书·杜弼传》)

如高欢的姐夫尉景。此人是高欢起兵的元从功臣,身份既尊贵,又居于军事上的要职,经济待遇本已不错,但他仍然极为贪婪,不管在中枢还是在地方州镇,都索贿成性,毫无廉耻之心。高欢每每提醒他不要太过分,尉景充耳不闻。某次高欢与几位亲戚聚会,席间高欢的妹夫厍狄干突然向高欢请求去担任御史中尉,当时厍狄干已官至太保、太傅,高欢问他为何反而要去当级别低的小官。厍狄干说,要去捉尉景治罪。高欢一笑了之。

高欢

可见尉景之贪,哪怕是在亲族中也引起公愤。但面对高欢的劝诫,尉景却振振有词地说:“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根本不听高欢的。

当时贪污已成为北齐高层的普遍做法,宗室、外戚、元勋宿将,乃至后来归附高欢的河北汉人豪强,也都被这一风气沾染。勉强要求高官大将们不追求富贵,这固然不现实,但过于放纵对物质的追求,未免会腐蚀官员的心志与激情。以高欢之能,他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可是他并没有有效地约束腐败行为,而把纵容贪腐当成笼络人心的特殊工作。

杜弼曾向高欢力陈反腐纠风的重要性。高欢便故弄玄虚地摆出一个刀槊阵,武士们举着刀、槊,引着弓,让杜弼从中穿过。虽然高欢事前已向杜弼担保,武士们绝不会伤害他,杜弼走了一遭后仍然吓得汗流浃背。高欢见状大笑,说:“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高欢之前还把“天下浊乱”定性为司空见惯的历史遗留问题,并说,如果过于峻急地惩治,会逼得功臣宿将们都去投奔关中的宇文泰和南朝萧衍。

这番思路清奇的理论,莫名其妙地把人心向背、物质欲望与政治纲纪强行糅合起来,高欢倒也解释得头头是道、浑然自洽,洵然是政治强人历来予智自雄的作风。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强行自我解说的理论,未免显得高欢境界不广,以及基本政治素养的缺失,北魏以来百余年政治史,显然没有被转化为自己的治国经验。

深入肌骨的腐败,固然起到了一定笼络人心的作用,但相对于这种短时效应,腐败的长远影响是无法估量、更无法换回的。

腐败首先严重阻挠了政治改革。高欢晚年似乎意识到了腐败向政治领域的蔓延,并让长子高澄主推新政,从官制和风气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改制,高澄抛开浑身都张着血盆大嘴的鲜卑勋贵,专一任用河北汉人名士如崔暹、崔季舒、宋游道等人,从整治腐败、整顿吏治入手进行政治改革,惩治了一大批贪腐之徒。

然而高欢的决心似乎并不坚定。高澄的改革触及晋阳勋贵的利益后,迅速引起极大反弹。上文提到的尉景,因为藏匿亡人的罪名被逮捕监禁,高欢的姐姐常山君来哭诉,高欢便下令把尉景无罪释放,还当着姐姐、姐夫的面打了高澄一顿。反而是于法于理都有亏的尉景,却理直气壮地吐槽高欢,说道要杀就快点杀。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反腐纠风本是高澄推行汉化的一个切入点,也是魏末以来汉化潮流的自然延续。但高欢始终纠结于人心和法治不能坚守立场,使得这场改革先天不足。后来高澄遇刺,不得不说,与高欢态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高澄死后,高洋不得不对晋阳勋贵表示一定妥协,他大封斛律金、厍狄干、尉景等一干老臣宿将,基本上否定了高澄时代定下的政治调子,反腐败问题又被暂时搁置,随着时间迁移,越来越成为约定俗成的为政习惯。武成帝高湛上位之后,这位本来就没什么自醒自觉的皇帝,很自然地堕入“唯玩声色”(大将斛律光语)的模式中,将国家上下弄得一团糟。

政治腐败牵连引发的问题很多,北齐后期军事支柱斛律光与祖珽、穆提婆等人的斗争,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案例。这起案例的焦点是斛律光与祖珽的政治矛盾,表面上看是祖珽谋取中枢执政的位子,与执掌军权的斛律光分权不均,导致将相失和,但里里外外透着腐败的影子。

祖珽本身就是个贪墨成性的无行之人,高欢时代就肆无忌惮地贪污,甚至还在高欢的酒席上偷取金银器,御史中丞窦泰当场拽脱他帽子,在他发髻里找到赃物,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主时祖珽入为尚书左仆射,大权独揽,与斛律光产生矛盾。他又不知收敛,把府第周围的百姓宅院强占为己用,引发极大恶评,与斛律光几乎势同水火。

齐后主在宫中信用陆令萱、穆提婆母子,穆提婆想求娶斛律光的女儿,被后者拒绝。后来齐后主将晋阳马场的官田赐给穆提婆,斛律光在朝上当庭怒斥后主,说这是因私以废军务。陆、穆母子也都是贪黩不已的小人,自此与斛律光结怨。祖珽向来引陆、穆母子为宫中奥援,相同的矛盾促使他们一起构陷斛律光,正好北周韦孝宽又大纵离间之计,后主便糊里糊涂地将斛律光杀掉。

斛律光之死纯系腐败政治的恶果,当时连后主另外几个嬖幸之臣,如韩长鸾等辈,都觉得杀斛律光未免不妥。但后主为祖、陆所惑,完全乱了方寸。而彼时北齐的政治,已经完全堕入腐败的漩涡,任谁也挽救不了了。

崇儒对北周政治风气的塑造

相比北齐对贪腐的纵容,西魏北周立国之始,就鲜少有腐败的风气。

宇文泰自己就非常注重以身作则。534年宇文泰率军消灭侯莫陈悦于上邽城,缴获大量财物,“收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周书·文帝纪上》)按说一军之主,拿一些财物本不为过,但宇文泰将所有财物全部分给部下。左右侍从私自留了一口银镂瓮,宇文泰知道后责怪侍从,把银镂瓮剖开都分予将士。起事之初有这样的做法固然属有意为之,但对比高欢将帅创业与贪腐并行的做法,宇文泰所为确属难能可贵。

宇文泰

宇文泰非常推崇儒术,他所信用的名士苏绰起草颁行的《六条诏书》,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强调官德修养。如第一条“治心”,“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第二条“治身”明确强调,“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躬行廉平,躬行俭约。”凡此等等,从理论层面为清明的政治风格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北齐书》诸纪传中触目惊心的贪腐记录不同,《周书》中所载西魏北周的贵臣大将,扑面而来一股清俭之风。

王思政贵为荆州刺史,但素来清廉自守,绝不多取公家财物,而且处处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律。颍川之战他被东魏俘虏后,家中居然一点积蓄都没有。老将王罴响应宇文泰清俭持政的号召,分配财物甚至自己捋袖子亲自秤量,“时人尚其均平”。

位列十二大将军的达奚武与李穆前后变化,更发人深省。达奚武少年时颇好奢侈,因军功升为大将反而非常爱惜声名,出入不施仪卫,尽量保持朴素的作风。

李穆在西魏北周时比较低调,担任并州总管要职时,他为政亦能“镇之以静”,很令百姓怀念。但入隋之后,国家不再刻意强调保持崇廉尚俭的政治风气,李穆满门儿孙骤然间放松了自律要求,特别其第十子李浑,对财富、爵位的追求压过了理智,竟尔因此派人刺杀李穆嫡孙李筠,自己谋取了李穆传下来的爵位。以上所举者仅几个典型的例子,西魏北周人物大多类此。一朝政风一朝人,于此足见宇文氏保持政风的卓越成果。

宇文泰父子几代人维持这样的风气,一方面靠崇儒术对官员的品德进行重塑和维护,另一方面,还通过严厉的奖惩措施来维持吏治的严肃性。535年,宇文泰的舅兄、秦州刺史王超世,因为在州贪污,宇文泰没有因为亲党而纵容,直接将其处死,可见其明。549年杨忠攻取梁朝随郡、安陆,只因被俘梁将柳仲礼随意诬蔑杨忠贪污缴获物资,宇文泰一度还要查处此事。武帝宇文邕时代更加贯彻了对贪腐的严惩政策,《周书·武帝纪下》载当时定刑律,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等,处以死刑。这类法条虽失之于严酷,但也客观上起到强大震慑作用。

惩的同时,激励措施也同步跟上。西魏北周极其注重对事功的奖励,立了战功的将军一定会赏赐,而且根据功绩大小,赏赐之物相对增减。如554年于谨平江陵、擒杀梁元帝,将俘获之宝物尽数上交,他受到国士之遇,宇文泰赏赐其俘获的宝物,赐予奴婢一千口,加封郡公。而同时期大将军王雄攻取梁朝的梁州,因后来梁州复叛入南朝,王雄竟然寸缕未得。

更极端的案例是杨敷。杨敷在与北齐的作战中,因兵力寡弱被生擒,后来死于北齐。按照惯例,死于国事者一般都要追赠军号、官职或爵位。但北周对此事进行考功,认为杨敷守土不力,在东部防线上犯有重大过失,且被敌国生擒属于失节,因此不授爵、不追赠官职及军号。此事引起杨敷之子杨素的极大愤怒,经过再三向周武帝申请,才勉强赠了个空头军号。

总体而言,由于宇文氏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从思想熏陶、政治教化,到制定律法、严于奖惩,使得西魏北周的官员保持着相对清明的政风,以及较为上进的心态。起码从政治层面,西魏北周要强于东魏北齐很多。

齐周皇族迥然的家风

宇文泰与高欢对腐败的不同认知和政治格局,全都映射到了宗室子弟的综合素质上。

高欢一共有十五个儿子,澄、洋、演、涣、浟、湝等尚可,其余或是不惠,或是平庸,或是暴戾。即便是几位较长的儿子,个人素质上也都偏于躁险、奢侈。

高澄十四岁便烝父之妾,高欢死后,再行聚麀之事,纳父妾柔然公主并生有一女。甚至还逼幸弟媳李祖娥——高洋妻子,此事后来引发了澄、洋、湛兄弟三人的互相报复。私德上的败坏,虽然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崩坏,但必然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

高洋末年穷奢极欲,据《北齐书·文宣帝纪》云:“多所营缮,百役繁兴,举国骚扰,公私劳弊。凡诸赏赉,无复节限,府藏之积,遂至空虚。”基本上把前期的善政全部抵消。

其余子孙,“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长期耽于享乐,有作为、有见识、有担当的不多见。武成帝高湛诸子尤不成器,后主又爱享乐又庸懦,所宠信的陆令萱、和士开、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人,无一不是贪婪成性的吸血鬼,诸佞把朝局弄的一片乌烟瘴气。

后主之弟、琅琊王高俨,好歹矬子里拔将军,比后主稍有一点成色,但也是汲汲于物质待遇,后主当太子时,处处与他比享受、比物质,某次高俨看到太子宫中有新上的冰镇李子,高俨竟然气咻咻地质问执事人员为什么不给他预备。后主即位后,高俨发动兵变,吓得后主及一班佞幸近臣不敢抵挡,斛律光却嗤之以鼻:“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可叹高俨才十四岁,如此少年,便有狂暴恣肆的物质欲望,高氏子弟的素质于此可见一斑。

高洋之后,高氏诸主江河日下,宗室子弟中除了高长恭尚可,其余无一能济世救时之策,眼睁睁地看着齐、周局面反转。之所以一个大家族堕落成如此模样,与高欢、高澄、高洋几位掌门人对家风的漠视与疏忽,才一代代传下来,闹成不可收拾之势。

宇文氏家族则完全相反。宇文泰起始便非常重视儿子们的教育。宇文泰共十三子,序齿依次为宇文毓、震、觉、邕、宪、直、招、俭、纯、盛、达、通、逌。诸子都完全按照汉家皇室子弟的路数,从小就学习儒经,二子震、四子邕、五子宪、幼子逌都是能够把《孝经》《论语》《毛诗》等随口背诵的饱学之士,七子招的作风有些南朝化,爱吟、作诗文,学庾信的诗赋学得有模有样。

学习儒经,对宇文氏诸子的心智起到很大规范和约束作用,除六子宇文直稍显有些暴戾——但也仅限于对权力的渴望,其余诸子的表现都称得上良好。对于腐败,他们的态度基本都很抵制。

周武帝宇文邕“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作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五子宇文宪军政兼通,是北周后期首席名将,但他位愈高而愈自谦,不仅不像高齐诸王拼命聚敛财富,还在北周发动战争时向国家捐献财物,正反对比,发人深省。第十一子宇文达以节俭自律,奉行“君子忧道不忧贫”,他吃饭不追求铺陈浪费,吃饱便行;侍姬不过数人,而且都不准穿华美的衣服,只穿粗厚耐磨的绸衣。他也不爱积聚私产,虽然贵为宗王,日子过得也普通寻常。

高氏和宇文氏对腐败一者纵容,一者重视,最终使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个教训,远不止这两个国家或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镜鉴意义,而于大部分历史时期和国家,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喻示。若是高欢有后见之灵,看到齐亡周兴的现实活剧,不知对自己当初那套纵腐奇论,会不会有些许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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