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不是张择端的重复,背后藏着哪些信息?

创作于九百多年前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创作于近五百年前的仇英《清明上河图》,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两图所描绘的场景、事物和风俗制度是历史真实的反映还是艺术的虚构?对两图中存在的疑惑问题如何进行合理的解读?原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通过爬梳考辨,查询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实迹,析义探微,集结成《张择端、仇英〈清明上河图〉释惑解读》(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举世闻名的北宋社会风俗画巨作,其后摹本、仿本、别体本和再创作本层出不穷,其中尤以明仇英《清明上河图》最为著称,摹本之多,难以计数,各《清明上河图》版本流传于国内及世界各地,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绘画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是罕见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段 故宫博物院藏

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工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以来,经久不衰,发表论文和专著多达百余篇,取得颇有价值的成果。然而《清明上河图》图中仍有诸多问题未曾取得共识,对其内容的解读各抒己见。因此于《清明上河图》的理解和解读仍存在着颇大空间,有待于继续探究。相比之下,仇英《清明上河图》之研究就显得薄弱。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仇英《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本,现藏辽宁博物馆),曾经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然而2000年发现仇英《清明上河图》(吴荣光《辛丑销夏记》著录本,简称“辛丑本”)之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诸多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并与2015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了《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和《大明古城苏州之繁华·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研究论文集》两部专集。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图进行了精细的艺术分析和缜密的资料考证,证明此图为仇英创作之真迹。

《清明上河图》仇英 (辛丑本)

创作于九百多年前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创作于近五百年前的仇英《清明上河图》,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两图所描绘的场景、事物和风俗制度是历史真实的反映还是艺术的虚构?对两图中存在的疑惑问题如何进行合理的解读?这些问题萦回在我的脑海里,于是乘着退休之后有暇的时间,作了一番爬梳考辨工作,查询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实迹,析义探微,得到一些新的认识,遂撰写了本书。

《清明上河图》(局部)桥头 仇英

《张择端、仇英〈清明上河图〉释惑解读》

本书分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鉴赏。

其中一个重点议题为《清明上河图》创作时间的考证,根据图后金代张著题跋内容,考辨此图应创作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之前,描绘的是神宗(1064-1085)、哲宗(1086-1100)朝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不是后世一些人认为的描绘徽宗朝(1101-1119)社会风貌。由此为解读图中事物确立了基点。另一观点是同意现存《清明上河图》为“残卷”,现存南宋摹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藏天津市博物馆)的母本应是《清明上河图》结尾的宫苑部分,中间缺失了街市和官宅情景。此外,对《清明上河图》是否含有“画谏”的用意?《清明上河图》递藏流程中是否存在“虚构”的情节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以比较大的篇幅对《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场景、事物、当时市井生活面貌等,逐一作了解读。我没有新的研究方法,仍是运用传统的资料考证、实迹对比等方法,来剖析疑惑问题,力求言之有据,逻辑缜密,推断成理。

《清明上河图》(局部)张择端 故宫博物院藏

《清明上河图》仇英(辛丑本〉(局部)拱桥集市

第二板块为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鉴赏。

首先对作者仇英的生卒年作了考证。依据对一些画迹和史料的考辨,提出新的意见,即仇英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后。享年约六十九岁。另一个论题是对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的收藏鉴赏印做了详尽的考释,论证明人收藏鉴赏印的可信性,为鉴定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为真迹的论断补充了翔实的证据。

仇英《东林图》唐寅、张灵题跋

对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的赏析,笔者力图从明代苏州的地域和时代背景切入,对图中描绘的各种事物,各项活动,各类行当,各种设施,运用历史材料进行分析,以解开其图像背后深藏的历史信息。同时对图中一些特殊细节,如“卧守空宅”、“宫苑诡秘气氛”等景象试图索解其背后隐藏的当时政治风云事件,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牧笛游春

清明时节是苏州踏青赏春的好时光。人们纷纷出游,享受春天带来的惬意。图中一牧童坐骑牛背,牧笛吹起,响声缭绕,与潺潺水声,绿柳桃花相伴。几位富家千金、公子出游,文人侍童踏桥过溪,人景合一,青绿山水,美不胜收。犹如唐张九龄《感遇》诗所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图中的有些情节如射弹,茶壶店、大学士官船等,联系当时的道德崇尚、紫砂器的历史和苏州官员形迹等历史背景进行释读,以使读者能对图像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总体而言,经过细细的剖析,笔者认为此图中描绘的事物景象都有历史事实依据可寻,并非凭空虚构,这是一幅有很强写实性的创作。

商旅赶路

青山溪水,绿柳桃花,景色宜人,一支商旅山间赶路,主人骑浅棕马红垫,众仆担挑、背囊、抱裹,穿梭在山谷之间,神态各异,动态十足。

第三板块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与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的比较赏析。

通过两图的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仇英本不是张择端本的简单重复,两图是各自独立的原创作品。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在总体构图经营上,沿袭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模式,即郊外--虹桥--城外--城内大街的模式,但增加了宫苑部分,这也许原本就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应有的结尾。

春台戏、南戏《白兔记》

图中春台戏场面热闹非凡。戏棚讲究,木桩席顶,围栏幔帐,乐队整齐。隶书“古今奇观”匾额横挂檐下,这“今古奇观”四字,是指南戏四大名戏:《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记》《金钗记》。

台上演出的正是南戏《白兔记》“咬脐郎井边遇母”一场。身穿红袍的当是后汉帝刘知远的公子咬脐郎率众将外出打猎,追逐一只白兔时,在一井旁偶遇离别十五年之久的母亲李三娘,李三娘向咬脐郎诉说自己的身世,此段最为精彩动人。台下戏迷神态各异,如痴如醉,有的指指点点,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举手叫好,场面极为生动。

清顾禄《清嘉录·春台戏》:“二三月间,里豪士侠,搭台旷野,聚钱演戏,男妇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农祥。”清诗人蔡云曾对春台戏有过描述:“宝炬千家风不寒,香尘十里雨还干。落灯便演春台戏,又引闲人野外看”。

货 船

明代漕运货船之一,又称沙船。它的特点是,船底平,阻力小,适合内陆航道航行。有三桅船帆,此帆不是布制的,而是用竹子编制的席帆。船舱甲板上明快简洁,没有宋船那样繁杂。所在货物均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重量集中在船的底部,使船在航行中保持平稳,不会因高大的三桅风帆受风力之后倾覆,这是典型的内河运输船。画卷中有多种船,如摆渡船,围篷船、官船等,均可以图像史料进行研究。

两图有不少内容情节相同,反映了历史的传承性,但艺术表现手法有所不同;手工业、商业的行当在仇英本有许多增加,反映了历史的发展演变和苏州地区特具的繁荣经济形态。有关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细节的描写,两图各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特征。

论 辩

岸边有“论辩”人群,虽然观者不知他们在论辩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一定是发生纠纷而争执。仇英在论辩人群背后绘有一处乡绅院落,茅舍内有一乡绅和一位白发老人谈话,这便告诉观者,论辩事件与乡绅、老者正在解决论辩的事件,这便是明代民间的一种“调解”机制。

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四月诏谕:“命有司择高年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户部教民榜文更明确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里甲老人理断。”所谓年高公正之人和里老之辈,绝大多数是地方上的豪绅和族长,他们之间的会决。

街头打斗

街头打架是历朝历代最常见的社会现象,然而仇英笔下的这一打斗场面将打架者、劝架者、起哄者、漠视者、传播者等各种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原图人物高2.2 厘米,放大后五官神态清晰可见,可谓神来之笔,非仇英莫属。

精裱名公书画,手卷册页单条

这是一家“字画装裱”店。明代苏州的字画装裱(装潢)手艺高超,号称吴装。有“装潢能事,普天下之,独逊吴中”之说。店内有一张“大红案”,这是字画装裱必备的装裱台。老式“案子”的制作相当讲究。为了确保案子常年不变形,必须选用不宜变形的板料(胎板),经几十道繁杂的“披麻沥粉”(披麻挂灰)和“漆饰”工艺制作而成。明代宫廷所用“大红案”一般由苏州的古建筑木工师制作,与古建筑的朱红大门和朱红柱子的制作方法一样,甚至更加严格。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是中国绘画史上两件现实主义社会风俗画的典范作品。对两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解读其内含的历史信息,深入挖掘其内涵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一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意义的工作。本书的撰写希望于《清明上河图》的深化研究有所裨益,书中的见识是笔者一己之见,若有差误,冀望方家不吝指正。

《张择端、仇英〈清明上河图〉释惑解读》(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为《张择端、仇英〈清明上河图〉释惑解读》序言。蓝字部分均出自本书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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