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政府与民众的种族冲突进一步升级，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行为。从明尼苏达州不断升级的街头暴力，到燃烧的田纳西州市政厅，再到聚集在白宫前的抗议民众……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行动，起因是发生在5月25日，明尼苏达州一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George Floyd当场死亡的事件。
即使“反对种族主义”早已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西方政府暗流涌动的种族主义倾向，依旧激怒了很多的民众。
抗议行动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推特，称很多人在滥用George Floyd的死，进行有组织和预谋的破坏活动。而推特更是因为特朗普的发言“鼓吹暴力”，屏蔽了他的一条发言。在这条发言里，他称示威者为“恶棍”（thug），并表示“当趁乱打劫开始，射击就会开始”。
特朗普的言论再次引发民众的不满，被指有种族主义的倾向。有人不禁发问，在“反对种族主义”已经成为共识的当下，为什么特朗普还会发表类似的言论呢？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项舒晨，在5月28日晚“哲学与现代世界”的线上讲座上，对于“西方种族主义”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她表示，西方种族主义由来已久，我们不必特别惊讶于一些政治家或哲学家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文化的根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他怎么可能一下子脱身？他很长时间都会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世界。”
“没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存在”
项舒晨认为，西方种族主义起源于古希腊，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层次且高度进化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视为一种迷信或宗教意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存在。”
想要理解西方种族主义，就必须从历史说起。在当下社会，由于人类学家的努力，社会已经普遍接受“种族”是被建构的社会概念，而不代表生理差别。但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种族主义才是西方社会的常识。换言之，在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的“祛魅”不到一百年。
阿伦特曾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过，“西方种族主义的地下流太强了，它是无法被掩埋的”。项舒晨表示，虽然西方文明不想直面他们的这一历史，但就像弗洛伊德所说，被压抑的事物总是会浮现。
那被压抑的历史到底是如何呢？项舒晨以美国总统曾发表过的种族主义言论为例，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社会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起草和签署人之一，也是一名奴隶主。项舒晨介绍道，富兰克林曾为奴隶法典的严厉性进行辩护，他认为严厉的奴隶法典适用于具有阴谋倾向的阴暗、恶意、复仇和残忍的一群人。他还反对让更多的黑人进入美国，致力于保持白人定居点的“纯洁性”。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开国三杰之一。在他所写的《弗吉尼亚笔记》中，他谈到，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区分就限制黑人融入国家，而且这种区分可能永远不会结束，除非一个种族消灭另一个种族。
曾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林肯，曾是废除奴隶制的温和派，他也发表过有关白人和黑人生理差异的言论，“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存在着身体上的差别，我相信这种差别将永远禁止这两个种族在社会与政治平等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既然我们不能这样平等的生活，在我们仍然需要在一起生活的情况下，则必有地位上的优劣之别。我和其他人一样，都赞成把优等地位指派给白种人。”
19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调侃道，“我并没有这样认为，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但我相信，10个人里有9个是这么想的”。项舒晨解释道，罗斯福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欧洲人起初进入美洲时，曾存在的刻意传播病毒和杀害女性的行为。希特勒也在书中提到欧洲人消灭美洲土著人的这一历史，并将之视为楷模。
通过列举以上的例子，项舒晨总结了西方种族意识表达的几个要点：第一，种族等级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第二，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是永恒不变的。第三，种族他者是邪恶的。第四，种族他者是非理性的，是介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另一种类别。第五，种族他者的种族灭绝在道德上是可以允许的。
而这些政治家的思想，也是西方社会大环境熏陶下的产物。
非白人就是野蛮人吗？
西方社会的知名哲学家，比如被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代表黑格尔都曾发表过种族主义看法，并进行系统论述。
但令人困惑的是，启蒙自由主义强调平等和自由，却大谈特谈非白人种族的劣等，并认为黑人只能充当奴隶，支持白人对他们实行奴役。项舒晨表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是因为启蒙主义有一条潜规则——“人就是白人，非白人不是人”。
而这些近代哲学家种族主义意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然奴役理论，“启蒙时代这些哲学家，大家的教育都是古典教育。他们看了很多古希腊现在看来带着种族主义的作品，所以潜移默化会被这种气氛熏陶。”
在荷马所创作的《伊利亚特》中，希腊勇士击败了半人半马怪兽，这是一种无法律约束，性欲亢奋，被野兽的激情和违反规律的非理性冲突所驱使的动物。在荷马以前，很多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也都有希腊勇士战胜野蛮人的概念。
野蛮人（barbarian），在希腊语中指的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由于在古希腊语里，语言和理性是同一个单词（logos），所以人们将“不会说希腊语”和“非理性”联系到一起。
项舒晨指出，西方人的“野蛮人”概念和华夏民族的“蛮夷”概念不同，对于西方种族主义而言，“野蛮人”是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存在，无法被教化。而在中国传统思想里，蛮夷是可以被教化成华夏人的。
而神话中的概念也逐渐被用来描绘现实中的人物。在希腊战胜了波斯帝国后，雅典人建造了对抗半人半马后胜利的浮雕。项舒晨表示，这些浮雕被西方学者解读为，希腊战胜波斯野蛮人的象征，“它象征着作为民主、理性和希腊文化，战胜暴政、非理性和野蛮”。
而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赋予野蛮人理论的人。他的“自然奴役理论”认为，“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自然而然就是主和统治人；凡是有体力而且能担任由主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是臣民，是自然奴隶。在这里，主奴两者也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野蛮人中，[反乎自然]，女人处于和奴隶相同的地位，因为在他们那里并没有真正称得上主治的人物：他们是一个由男女奴隶组成的社会。所以诗人们说：‘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治理。’”
在古希腊，只有白种成年男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项舒晨总结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役理论”有三个核心：一是奴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做艰苦劳动，他们的肉体、本性都符合这个目的。二是在奴隶-主人的关系中，二者都是赢家，因为奴隶可以通过模仿主人来分享。三是所有的非希腊人就是野蛮人，野蛮人就是自然奴隶。
“东方专制主义”是什么？
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多，概念开始演化，在西方媒体经常出现的“东方专制主义”形容，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有着相似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写道，“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类似僭主（专制），常常见于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各国中。”在为了合理化殖民行径时，西方学者大量引用或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项舒晨认为，自然奴役理论，成为了传统殖民主义的工具。
黑格尔为了证明殖民主义是正当的，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里曾写道，“中华帝国是神权专制的国家，它的元首是暴君，领导着一个系统的层次体系，里面有许多下级成员的政府”，“非欧洲人不能在合法的政府形势下自我组织，因此他们需要欧洲人来统治”。
19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提出了“黄祸”的概念，即黄种人没有能力自我治理而给世界带来了祸害，所以代表欧洲的勇士们需要保卫世界。而德皇威廉二世创造这个词的目的，是为了德国在中国争取租界辩护。还有人认为非欧洲人对殖民者有依赖情绪，白人有特殊的“负担”。
项舒晨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顽固的“东方专制”印象，无论非西方政府和人民的行为多么合理，西方仍然会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描绘他想象中的世界，“非希腊人就是活在一个暴君下，一个不合理的政治体系下，这种对于东方专制的刻板概念贯穿着整个欧洲。”
对于如今西方媒体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描绘中国政府和中国文明史，项舒晨表示这些都是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奴役理论”的一种回溯，“这些修辞跟西方哲学文化里对野蛮人的形容有不可分开的关系，西方媒体把中国或者中东、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说成一个专制政治体系，它不只是单纯地不同意你的政治体系，因为从一开始，这个政治体系就是野蛮人的象征，而野蛮人是一个非人类的动物。”
因此，项舒晨认为我们要带着批判思维看待种族主义言论。当看到一些哲学家和政治家带有种族主义的发言时，不要太意外，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体现自己的文化和时代”。
她强调，“我们要尝试理解西方哲学史是怎样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的。而且我觉得真正理解哲学，很有帮助于我们去理解现下言辞中的潜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