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南京大学文学院余斌教授多年来一直给学生讲授《外国文学史》及《西方文学名著精读》课程，影响了诸多南大学子。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阅读和写作，余斌教授推出了《译林世界名著讲义》一书。书中，他选取了“荷马史诗”、《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外国文学经典，以幽默活泼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解读，还附上了名家点评、中译本出版小史和原版插图。此处摘录余斌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后记，标题为编者所拟。
《译林世界名著讲义》内页
为什么要读经典，是一个问题 ；怎样读经典，又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无数的人提供过答案，事实上也有诸多经典的示范。比如西方当代文学中的两尊大神，卡尔维诺和纳博科夫，前者有一篇名文，题目就是《为什么读经典》，后来干脆做了书名 ；后者有《文学讲稿》，讲解了几部西方文学名著，特别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但对普通读者而言，那是雅人深致，陈义太高，或是难以效法——有几人能像纳博科夫那样下水磨工夫玩味细节，将骨头缝里的滋味都咂摸出来？
“为什么读经典”之问，与“为什么要读书”，其实是同一问题。这里所谓“书”已预设为“好书”，“开卷有益”显然不是把烂书也包括进去。以“开卷有益”的标准，许多貌为书者，不宜以书论，只可叫读物。
劝人读书，有不同的劝法，“黄金屋”“颜如玉”一类的利诱不上台面，可以不论，正论当是与知识挂钩——书籍乃是知识的载体。培根的名言小学生也能背，“知识就是力量”；苏格拉底的话则不大有人提了，“知识即美德”。“力量”是向外的，通向外部世界的征服 ；“美德”则是内倾的，通向心智的开启，境界的提升。“力量”是有用的，“美德”有用无用，就难说。
从1990年留校任教开始，我一直在教外国文学。几乎每次上第一节课，我都会跟学生说，课，你们可以逃，考试能过关就无妨，但希望能好好读几本名著。说这话没有一点矫情的成分在里面——读书比规规矩矩听课会有更多的收获，这的确是我的个人经验。直接面对名著，不要经过“中介”。不少学生名正言顺地翘课了，这在我意料之中，倒也不急。只是他们是不是用这时间读书，越到后来，我越怀疑。要能如我所愿，得有一个前提：大家都认定，那些书值得一读，或者有趣，或者有益。而这并非不证自明。
并没有学生当面问过我，读经典、名著有什么用？其一，如此发问太唐突，等于挑战“开卷有益”的古训 ；其二，我猜想学生会以为，得到的答案无非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之类，那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大道理之为“大”道理，就因它们是必须、应该搬出来说，却终于不及物。而任何没有经过一己经验印证的道理，就逃脱不了沦为“大道理”的命运。
虽然无人发问，我知道那疑问确凿无疑是存在的，事实上不独外国文学，在现今这样“务实”的氛围中，人文学科的内容皆已显得华而不实，何“用”之有？以文学名著而论，“进”不能为求职升学助一臂之力，“退”不能像网络文学、电玩游戏、影视节目那样令人轻松过瘾，读它做什么？当然，不可把话说绝，至少中小学语文有课外必读书目，其中大多为中外名著，大纲上有，考试会涉及，岂能说读名著无用？敲门砖之用正是所谓“有用”的正解。无如这里的有用恰恰在消解阅读的本义。
阅读的本义，正在阅读本身，其他种种，都是从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愉悦与满足之上叠加而来。阅读过程索然寡味，则一切的一切皆无所附丽。而要让读经典变得愉悦，前提便是放弃有用无用的考量。不妨干脆说一句，经典就是无用的，它的价值，正在其无用——如果“有用”之“用”指的是实用。“文革”年间“读书无用论”曾大行其道，作为反拨，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成为“共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的说法在特殊情势下的变体，所强调者在于“技”。偏偏经典无关乎“技”。现在，也许是到了该“正视”这一点的时候了 ：没用，那还读不读？我们不妨来宣扬另一意义上的“读书无用论”，好比“丑话说在前头”，丢掉实用主义的杂念，开启真正的经典、名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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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在以正确方式打开经典之前，我们的偏见已然形成：经典意味着枯燥乏味，假如非读不可，就必得正襟危坐，打点起十二分精神硬着头皮上——仿佛读经典等于阅读快感的剥夺。中小学的必读书目变成了某种反向的提示。硬塞到面前的书总是令人排拒，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越是强调读经典的重要，闻者反而躲得越远。学校里，教师在接受了这个事实（更因为应试式学习的效率问题）之后，开始不遗余力地助读，其要义就是就每部作品归纳出诸多“知识点”，其极端是要求熟读以至会背，名著本身的阅读倒变得可有可无。如此这般，名著已然死在“知识点”下，毫无乐趣可言。对读经典的视如畏途，至此似有了经验的证明，于是乎恶性循环。
打破这循环，唯有一途，就是搁置对经典的刻板印象，直接进入，比如说，《包法利夫人》的世界中去。倘若对经典没有“傲慢”的话，我们的“偏见”则委实不少。对经典怀有敬仰之心没错，认定其拒人千里，却是大错特错。真正打开书，你会发现，许多文学经典，只是望之俨然，何况这里的“俨然”，往往还是我们的偏见造成的。事实上，相当多的文学经典，在自己的时代，其流行之广，可比今日的畅销书。“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的欣赏在彼时的雅典，几乎是全民性的，这且不说 ；狄更斯、马克·吐温可都是相当流行的小说家，《傲慢与偏见》则至今依然流行。无数中国读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西方文学经典成了与自己的人生水乳交融的一部分。50后、60后、70后，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等书读得津津有味、滚瓜烂熟的，大有人在，今日的年轻读者从中获得阅读快感的，亦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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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正襟危坐”留下余地，盖因说读经典可以是有趣的，并不意味着阅读的过程从头到尾都那么轻松。经典自有其严肃的一面，不仅因为它直面社会、历史、人生种种，拒绝提供心灵鸡汤式的抚慰，还因为经典面对读者时有它的矜持与尊严。不像通俗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投你所好，它有完全不同的阅读路径的设定：是你向它走去 ；而非相反，它向你走来，甚至体贴入微地讨好你。所以四仰八叉躺那儿接受按摩式的被动阅读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自己进入状态，进入情境，在自己与书中世界之间建立起相关性。
很显然，只有建立起相关性，阅读才不再是一桩不得不然的外在行为。梁启超所谓“熏、浸、刺、提”，鲁迅所说“增人感”，根底里都在阅读时的移情。博物馆里的古董已是鉴赏的对象（虽说对古董移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文学经典不是，它们在一代一代人的阅读下仍然活着，且经由阅读这个中介实现与当下世界的对话，因此更具移情的可能性。
论移情，当然是在书中所写内容我们熟悉，主人公与我们有很多相似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而外国文学名著叙述的是不同文化的异邦故事，且是年代久远的过去故事，时间上、空间上的隔好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壳，似乎难以找到经验上的对应，也就难有代入感。但人是可以自我调动的，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调动的极致，穿过相异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人情风俗等壁障，如同破了外面的壳进到里面去，你会发现书中看似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居然有几分眼熟，甚至，你还发现了诸多与周围的世界和人的重合之处。而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重要的一端，恰在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可以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常读常新，在你的参与下，它们的过去完成时可以变成正在进行时，终而完成。
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社会在变，时代在变，自然界甚至“沧海桑田”，但人性不会变，人性中的高贵面——正直、善良、勇气和人性中的阴暗面——贪婪、嫉妒、鄙吝一直在那里，是人性大戏上演的不变内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剥去外在的差异性还原到最后，不同时空中的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境。文学经典提供了“原型”，人物的原型，故事的原型，我们不好说其他的书都是对经典的“山寨”，但不妨说，它们“万变不离其宗”，经典就是那个“宗”，而这个“宗”建立在人类的共通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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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与“经典”一样，是一个弹性的概念，都要看在什么层面、什么意义上说。除了“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神曲》、《浮士德》等少数几部，选讲的都是小说，19世纪以后，更全是小说——无他，相对而言，叙事的文学比较好讲，而小说在文学家族中，显然是最亲民的文类。
我不知道是否当真如我所愿，如此这般的选目和介绍性的讲解多少能令读者有兴趣且以悬置有用无用的放松心态走近外国文学，有一点是肯定的：再好的导读也代替不了阅读名著本身。
卡尔维诺有言 ：“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 ；然而他们竭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的，事实上恰恰相反。这里存在一种流行很广的价值的逆转，即是说，导言、批评机器和书目被用得像烟幕，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所知比文本自身还多。”
很不幸，教师扮演的正是“中间人”的角色，百分之百信这话而又在做这工作，不免自相矛盾。好在尚算有自知之明，我只希望我的讲解不构成“遮蔽”或少些“遮蔽”。而挥开“烟幕”的最佳途径，仍然是，你自己去读。
《译林世界名著讲义》，余斌/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