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 中古史研究论文集》，胡宝国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版，406页，66.00元
古代政权的诞生，总要伴随权诈血腥，对相关史事的叙述，则常有讳莫如深和绘声绘色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在西晋永嘉之乱、衣冠渡江之初，王导建议启动修史工程，以追记“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的伟业。还是王导，在明帝问晋何以得天下时，却拿司马懿诛夷名族、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曹髦作答，把明帝吓得“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可见西晋的创业史，也同样自带两种切入方式。不过常理来说，所谓讳莫如深者，是官修本朝史的品格；所谓绘声绘色者，是野史小说家的路数。但西晋创业史在这一点上，却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
一
两晋官修史事业都起步于开国之前，最终的结果却是“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开端和结局，都不寻常。
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249），应璩很快受诏典著作。嘉平六年司马师（254）废曹芳，又有王沈受诏典著作。这两次史官任命都发生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点上，其选员对司马氏而言，则一个是政敌的异见者，一个已是己方亲信。这说明在推进魏晋革命进程的同时，司马氏也对历史将如何书写这一进程保有高度敏感，并作了具体的干预。王沈最终修成的《魏书》，今虽不存，但其中对废曹芳事件的记载尚可见于《三国志》裴注，其立场完全是司马氏的。因此可以说，曹魏末年的国史修撰，名义上是魏修魏史，实质上已经是晋修晋史了，西晋创业史的初步形态，就在官修《魏书》中。
西晋建国后，修《晋书》就提上了日程。《晋书》在起年问题上纠缠了很久，最终确定取泰始元年（265）。《晋书》体例的确定，可能导致《魏书》要作对应的增改，所以到元康年间，史官还在同时“草魏、晋纪传”。总之，在中朝，西晋创业史是通过《魏书》《晋书》联合完成的。但《晋书》只完成到三祖纪，就被动乱打断，而三祖纪并各种记注，亦在永嘉之乱中下落不明。
因此建兴年间（313-316），有人出于对“旧事荡灭”的焦虑，倡议坐镇建康的司马睿重修国史，但当时江左草创，司马睿无暇顾及于此。不过到了建武元年（317）十一月，经王导提议，江左设置了史官，至少在形式上做出重修中朝史的姿态了。江左对修史态度的转变，应该和时局的变化有关。本年晋愍帝被俘，帝位虚悬；南阳王司马保控据秦州，颇有号召力；而司马睿自保东南，正在为登基作全面准备。在这么一个“三家分晋”的非常时期，江左突然关心起修中朝史、修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恐怕是意识到晋史在兹，能营造一种晋统不绝而在兹的效果，这正是当时司马睿、王导迫切希望天下州县和各路割据看到的。
所以与西晋不同，东晋修史的起点，不在曲护篡杀，而在自明统绪。换言之，对于修史，中朝要的是史，江左要的是修。由于关注点不同，当然也加之局势始终不稳定，东晋政府既未像西晋那样组织过修史大纲问题的讨论，也没有留下责修、规划方面的记载，修撰进度亦断续无常，中间还发生过史官倾轧、剽窃的丑闻，最后“竟无一家之史”的结果，当与这种组织不力有关。
不过，东晋史职设置延续不废，前后史官王隐、干宝、朱凤、虞预、邓粲、孙盛、徐广、王韶之等人，各自写有一种晋史。如果从修史动因、物质支持、资料来源这些影响史书本质的要素来看，这几家晋书也不能概视为私修；但它们既不前后递接，又非统一体例，显然也不是官修史预期的结果。
总之，相对于中朝时期，江左政府对国史编写的关注和干预都十分有限，而且这种有限，不仅体现在组织动员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把控上。后人称晋武帝之失政“并见前书”，“诚有玷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即是指东晋诸家晋史而言。所谓不敢蔽，其实还是没有导致不敢书的压力所致。像孙盛作为本朝史官，甚至去记载夏侯太妃与小吏牛钦私通而生司马睿的传闻，其无所避忌如此。至于日益久远的晋三祖建国往事，自然也就逐渐脱敏。如诸家晋史可以直叙蒋济参与高平陵政变之后的受骗感：
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故以熙为后。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干宝《晋纪》）
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孙盛《晋阳秋》）
可以直说王经死因：
（司马昭）曰：“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干宝《晋纪》）
也可以反过来指责当年王沈《魏书》“多为时讳，非实录也”。这也可见“为时讳”的标准已然下降不少。
东晋重修创业史，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弱管理的环境，还是一个弱文献的环境。西晋官修史和各种记注在永嘉之乱中丢失，江左并没有接收到这批国史，时过境迁，文献又不足徵，在建康重构中朝往事，谈何容易。东晋诸家晋书中，王隐、干宝、朱凤、虞预、孙盛五史都从司马懿写起，这里面干、朱、虞生长江南，孙盛过江时只有十岁，中朝往事对他们而言，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地理上都有隔膜。所以东晋史官中，成年过江又有些家学的王隐，优势就格外突出，乃至成了同事剽窃的对象。但王隐的史料来源也无非是其父的“私录”，而他父亲也不过是个历阳令，远离洛阳官场，又兼门第寒微，从未进入世族累代婚宦结成的社交网络，信息来源亦有限。这样的个人条件，和当年王沈作为历史参与者而修魏史、陆机据秘书而修晋史相比，差距太大。总之，东晋人修西晋史，已经不可能太多指望一手资料，处理听闻甚至辗转听闻而来的信息，在史官工作中应该占有相当比例。
由于诸家晋书已经亡佚，今日已不可能再做史源分析。但是一般来说，有丰富档案支撑的史书多具备准确的时间线、数据、履历表和文书；而据回忆、传闻、访谈而形成的记述，则多体现出情节化的特征，并且在内容取向上有对秘闻的偏好、在叙述方式上有对细节性和戏剧性的追求。后一种特性，在残存诸史佚文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如其叙司马懿诈杀牛金：
宣帝既?公孙渊，还，作榼两口，二种酒，持着马上。先饮佳酒，塞口，而开毒酒与牛金。金饮而死。（王隐《晋书》）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酖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孙盛《晋阳秋》）
叙山涛识破司马懿诈曹爽：
（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虞预《晋书》）
叙司马懿梦王凌、贾逵为疠而死：
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淩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淩、逵为疠，甚恶之，遂薨。（干宝《晋纪》）
叙诸葛诞麾下宁死不降：
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干宝《晋纪》）
叙曹髦事件的善后：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干宝《晋纪》）
这就使晋史有了些小说家言的味道，“绘声绘色”起来。我们现在把好用小说家言视为唐修《晋书》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唐修《晋书》既以臧荣绪《晋书》为基础，臧书又以东晋诸家晋史尤其是王隐《晋书》为远源，那么这个小说家言的特点，可以说在远源中早有痕迹。
“绘声绘色”，其实是对“讳莫如深”的一种反弹。一旦进入弱管控和弱文献的环境，反弹就有了契机。从悲观的角度说，这可能意味着“裴郎学”进入了历史。但是从乐观的角度说，在具体事件的真实性之上，更有一层社会记忆的真实，绘声绘色者虽然鱼龙混杂，却并不妨害这一层真实。
二
魏晋杂传盛兴，有一人之史，一类人之史，一家之史，一地之史，倘合而观之，则可谓又是一种“魏书”“晋书”。其事在魏晋间者，笔触也会碰到司马氏的创业过程。比如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记载：
安定皇甫谧以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
这个正始九年的梦，就出于皇甫谧自己的记录。皇甫谧之子因永嘉之乱迁居荆州，而习凿齿正是襄阳人，他后来能读到皇甫谧的书，或是由此机缘。这也可见私人著述散在人间，复本多而流动性强，扛灾变能力要胜于官修官藏。
从皇甫谧所述，不难品出高平陵政变突发带给社会的错愕和震怖，但它被包裹于虚设之梦兆、假拟之问答、故托之廋辞，恐怕还是话题过于敏感，只能隐晦处理。按理说，“大时代”并不是杂传这种体裁的主题，而且既然事涉敏感，更不必纵笔犯险。但是，魏晋间杂传却有很独特的一种，是利用作传来为政治“错误”洗白。如钟会为其母作传云：
是时大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酒沉醉，会兄侍中毓宴还，言其事。夫人曰：“乐则乐矣，然难久也。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长守富贵之道。”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相国宣文侯始举兵，众人恐惧，而夫人自若。中书令刘放、侍郎卫瓘、夏侯和等家皆怪问：“夫人一子在危难之中，何能无忧？“答曰：“大将军奢僭无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义不危国，必为大将军举耳。吾儿在帝侧何忧？闻且出兵无他重器，其势必不久战。”果如其言，一时称明。
此传是甘露二年（257）钟会因生母张氏亡故而作，但重点还是借张氏之口，说清高平陵政变时钟会自己的历史问题。
这类传记，最精彩的要推夏侯湛为外祖母辛宪英所作的一篇。辛氏是辛毗之女，羊祜之姑，活了七十九岁。夏侯湛在她的传记中主要写了三事：一、辛毗虽然是曹魏元老，辛家却早看出魏主不德、其祚不昌。二、曹爽专权骄奢，辛敞高平陵之变时奔赴曹爽，只是尽为臣之义。三、辛羊两家早看出钟会要作乱，羊琇随钟会伐蜀，情所不愿，只是奉命不得不去。所以这个传记借一长寿老妇把两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都说明白了，十分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世说新语》有“贤媛”一门。贤媛一门收正始以下至西晋事凡十一条，其中许允妻三条，李丰女两条，诸葛诞女一条，王经母一条，这些女性，全部出自魏晋之交颠簸在大时代风浪中的家族。而且她们的“贤点”也十分特别，所贤乃在政治洞见，正如钟母和辛宪英一样。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些条目的史源有可能是类似《辛宪英传》这样的传记。盖女性身处内闱，言论少为外知，通过她们完成家族政治史书写，反而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世说》有自身的结构和主题安排，来源总杂的素材一旦收编，也就“世说”化、同质化了。贤媛是这样，像傅玄记述傅嘏拒交何晏、邓飏、夏侯玄事，编入“识鉴”一门，也是这样。这种主题标签，很容易让人忽略傅家人为什么在意这件事、写下这一笔。遭司马氏大清洗而覆灭的家族，在《世说》中男为名士，女为贤媛；政治恐怖下急切洗白的话术，在《世说》中成了人物品鉴的清言。一旦失去史源的肃杀底色，那些本来如履薄冰、谨慎周延、不能有一字说错的记述，也就变成了纯粹的佚事。西晋的历史见证者留在杂传中的大时代痕迹，也许比官修史有更多的过江机会，但过江之后，却面临着被新兴的阅读趣味改造的命运。
三
官修国史，本来是以建构全新的历史记忆为目标。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一开始就受到了当权者的高度重视，得到了人事、制度上的周密安排，但却因为永嘉之乱而完全偏离了原有的规划。新的政治环境和文献环境，使东晋诸家晋史呈现出独特的品格，它们虽为官修而相对少避忌，虽少避忌而未必征实，虽未必征实，却未必没有呈现出某种真实的社会记忆。
永嘉前的私人著述，也多少参与了创业史的书写，其中以女性为传主、以政治洗白为目的的别传，尤有特色。但是这些记述后来被不同性质的著述再收录，适应新的主题需求，面貌发生了变化。像《辛宪英传》在唐修《晋书》中节入列女传，对读者而言，即使大体事实不变，它也不再能释放出在原初的政治环境、文本环境中去阅读的所能得到的信息了。
总之，无论官私，西晋人留下的记述，在东晋人手里多少发生了一些形变。形变的记忆纽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朝往事”的一部分。换言之，留下来的“中朝往事”，是文献环境和政治环境共同造就的。近年来，史料批判研究在中古史领域备受重视，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强调政治对历史书写的干预作用。然而，决定历史书写方式的除了政治环境外，还有文献环境，我们对前者的分析常常不惜复杂化，对后者的理解却常常简单化，尤其忽视了弱文献环境对历史面貌的塑造能力。
在弱文献环境的影响下，佚事型史料成为晋史的一个特征。过去我们认为这是唐修《晋书》的特征，是它使用《世说新语》等小说素材所致，同时这类史料也被认为真实度不高。但是，东晋诸家晋史中已有大量佚事型史料，《世说》中的条目，反而很多是源自这些史籍的。佚事和档案，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史料来源，以及修史的不同组织方式。相比起官方档案，佚事是社会记忆更好的载体，而且具有强大的传播和繁殖能力。它可以播在人口，非必借纸笔流传，也可以在传播中衍生出诸多变体，事实层面的真实，反不是这类史料的第一要义。总之，中古史料的复杂性，在于每一种史料可能都是主观与客观，有意与无意，口传与笔授，不同目的，不同时地形成的信息的拼接与组合。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中朝往事”才奇妙地拥有了血腥恐怖与风流蕴藉两张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