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附记
2020年春天，美国疫情爆发，哈佛大学自创始以来第一次在学期中间停课，比较文学学者丹穆若什教授，在3月初取消了年内所有的旅行，他回到布鲁克林家中，像许多在美国东岸居家隔离的民众一样，迄今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从上周开始，他在哈佛大学网页上开始每天发布一篇文章，每天讨论一篇世界文学经典，丹穆若什教授预期在八十天内完成一次世界文学之旅，如同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福克与路路通那样，他预定的路线从伦敦出发，途径巴黎、开罗、耶路撒冷、加尔各达、上海、南北美洲，直到再回到伦敦。这个环游地球计划的世界性，还体现在从第一周开始，已经有多种语言的翻译也同步进行，包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德语的翻译，以及中文翻译。
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曾说，丹穆若什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那个人。丹穆若什或许就像老欧洲的文艺复兴人，当文明晦暗不明的时候，他会通过自己思想的燃烧，让思想和艺术的光明延续下去。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这记忆既是丹穆若什个人的，也属于近五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共同文化记忆。这个独特的写作计划，体现了在危机时刻不退缩的人文力量，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依旧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黑暗的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丹穆若什教授曾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我的导师之一，引导我阅读欧洲小说和文学理论，他的睿智与幽默，渊博与洞见，思维的清晰和语言的犀利，都令我佩服不已。我曾在2003年《上海文学》的西风专栏，撰文介绍他写的一部形如小说的理论著作《思想聚合》，那是丹穆若什教授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里。此后我主持翻译了他最重要的一本书《什么是世界文学？》。如今我很乐意担任召集人来组织《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的同步翻译计划，既是让自己重温当年读书的快乐，也是与广大中文读者共享这一个美妙的旅行。在几乎所有的跨国旅行都被取消的时刻，这样的文学行旅让我们有机会反思自身，并看清世界的形状，理解文明的来龙去脉，或许也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在疫情结束后去面对一个很可能不同以往的新世界，而在此之前，则有必要重温和清理属于个人与人类整体的记忆。
丹穆若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
在此我要感谢丹穆若什教授的信任，感谢所有热情参与翻译工作的译者朋友，感谢在计划最初阶段为我提供帮助的师友——这个翻译项目从开始构想到基本落实，仅仅用了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在我的经历中这是前所未有的神速。而随着丹穆若什在文学版图上的步子，一起畅游世界文化的天地，以八十天而言，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长度。在丰盛的夏日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加入这场文学的美妙旅途。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开场白
1968年春天，我的九年级英文老师斯塔兹小姐送给我一本书，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本书就是劳伦斯·斯特恩的喜剧小说杰作《绅士特里斯拉姆·项狄的人生与意见》（中文简称《项狄传》）。我放下那时已经读了五六遍的《指环王》，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不仅有十八世纪英格兰生动的风景，鼻烟壶，马车，纨绔子弟，绿女红男，半掩在花边扇子之后的窥视，而且还有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虚构领域。斯特恩陶醉于现代小说无限的可能性中，这个形式如此之新，小说这个名字（novel）就宣示了它的新奇（novelty）。他爱用黑色和大理石纹的页面来打断叙事，在小说进展了八章之后，他插入一篇献词，打算把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斯特恩把整个世界都灌注在项狄家族那多灾多难的故事中，其中巧妙杂糅社会讽刺与哲学玄想，又有词语的恶作剧和狡猾的性暗示使之充满生气。我完全被迷住了。在我到那时为止的人生——足足十五年——中，这样的小说在哪里？我到哪儿能找到更多像这样的书？
项狄成了我的向导。在他人生叙事中表达的密密麻麻的各种观点之中，在某处他提到“我亲爱的拉伯雷和我更亲爱的塞万提斯”。我那时对这两位绅士知之甚少，但既然特里斯拉姆·项狄认为他们足够好，他们一定对我来说也足够好。在我校车停靠站点旁边的书店里，我找到了黑色封面的厚厚的企鹅版《巨人传》和《堂吉诃德》，两本书的严谨翻译都出自J. M. 柯恩之手。这两位作家都不负所望，到仲夏时节，我渴望阅读更多。但下一本在哪里呢？如今亚马逊算法的早年版本，企鹅版在封底上，根据读者所阅读的书目开出一系列预期会吸引读者的相似书目。我渴望找到另一本令人欣喜、拉伯雷式的讽刺，于是我决定读一本标题有着这样暗示的书《神曲》（The Divine Comedy，即“神圣的喜剧”）。我很快就发现，但丁那充满想象力的史诗，不是我渴求的让人发笑的书，但他的宇宙景观、忧郁的言说把我吸引住了。随着夏天即将结束，十年级的重任快要降临我的生活，我决定要读一本深刻严肃、描写尘世之外世界的作品。我告别但丁有着惊人感官享受的天堂中心那朵韵动中的神圣玫瑰，在企鹅版《天堂》封底看到一个完美的标题：尼古拉·果戈里的《死魂灵》——我很快发现这本书才是我曾经渴求在但丁那里找到的精彩讽刺小说。正如华兹华斯说的那样，幸福在感到活着那天的黎明，作为年轻的读者，这就是天堂。
从那时起，我致力于探究英国文学、欧洲文学和更广大的世界文学，在这些年间，世界文学研究大幅度扩张范围。这门学科过去仅集中于少量欧洲作品，如今涵盖一大批经典作品，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到《源氏物语》到玛雅史诗《波波儿乌》，这些书目过去只出现在特别的地域研究课程之中。如今，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颁发给了背景更多元的当代作家，如中国的莫言，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波兰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阿曼的约哈·阿尔哈西。我在过去二十年中曾经写过这些变化，但除了一本关于吉尔伽美什的书算是普及读物之外，我主要的读者是学生和同行学者。然而几年前，由于企鹅出版公司问询我的意向，我开始思考该如何在欧洲和更多的地区，向更广泛的读者介绍今天文学已经扩展的版图。我该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该如何塑造这个故事？
文学作品是两个有所不同的世界的产物——作家切身经验的世界，和书的世界。它们为作家提供可以利用的资源，将作家们经常是混乱、痛苦的经验转化成持久的、让人愉悦的形式。当前这个计划也不例外：它取材于我在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演讲的经历，从多种多样的文学探索和小说冒险中得以成形。在我四岁那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市，我看了大概平生第一场电影，那是根据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改变的美国版本，大卫·尼文扮演超级准时的斐利亚·福克，墨西哥喜剧演员康定弗拉斯扮演他的仆从路路通。我心里也想着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他对伟大的作品那雄辩、富有个人魅力的颂歌。但在今天对全球文学进行叙述，我需要的人物比他选择的二十六位作家要更多。凡尔纳的“八十”看起来正好合适，这个数目的文学作品，既有足够的空间，也恰好能讨论得过来。根据我自己国外旅行的经验，我决定差不多根据斐利亚·福克的路线设计行程，从伦敦出发，向东到亚洲，跨越太平洋到美洲，然后回到伦敦。我会回想一些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地点和与之有关联的书，我也有很多计划要重访这些地方，重读这些书籍，既可以看到文学如何与世界相遇，以及思考世界如何为文学注入生气。
今年年初，我围绕即将要参加的会议和演讲邀请，做了一些旅行计划。然后新冠肺炎Covid-19来了。我只在2月来得及去了马斯喀特，但接下来很快就陆续取消了去东京、芝加哥、贝尔格莱德、哥本哈根、海德堡的行程。短时间内，环游世界的旅行大概都得取消。但我究竟想要做什么？斐利亚·福克环游地球时乘坐了火车、热气球、蒸汽机、大象和驿车，但凡尔纳没有环游地球。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未离开过欧洲，在他于1872年写作这本小说的时间里，他没有离开巴黎半步。他不需要去旅行，因为他可以在他的大都会也即世界之都遇到整个世界。他在巴黎咖啡馆里有了这部小说的构思，在那里他读到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火车和蒸汽机能够让人在八十天内环游地球。
但我正在传染病的爆发中心——布鲁克林，就连咖啡馆也去不了。我于是想到了另一个文学模式：泽维亚·德·梅斯特的小经典《环游我的房间》（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梅斯特是一个年轻的法国贵族，他曾效力于皮埃蒙特的军队，在1790年，他因为卷入一起决斗事件而被惩罚：法官判决他在租住的房间里软禁四十二天。因为不能像往常那样在夜晚与朋友饮酒，赌牌，和意大利女郎调情，德·梅斯特决定把自己的房间当成一个微缩世界。他模仿同时代富家子弟漫游欧洲的“大旅行”——十八世纪相当于今天的空档年（gap year）那样的安排，他根据房间里一切事物，从书籍到绘画到家具，写了一系列生动的随笔和小说。
我也可以这样做，而且我比起梅斯特和凡尔纳，更有优势。他们通过报纸如《世界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世界，但今天我们能在互联网上一起旅行。凡尔纳在巴黎一家报纸上连载他的小说，他的热心读者在地图上追随斐利亚·福克每一步的行程，争相打赌看他下一步去哪里，或者他是否能够及时回到伦敦的俱乐部，他正是在那里挥霍了自己的全部财富，来赌他自己能在八十天就回来。福克的成功取决于他计划的极度精准。他所有的钟表都需要在同一个瞬间报时，他的仆从路路通必须在每天早晨八时二十三分给他端来茶和吐司；如果他给福克的剃须水加热比“法定”温度低了哪怕两度，他就会被开除。总而言之，他们主仆二人必须在八十天，一天都不多，跑完全球，福克分秒不差地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很快，这个网站会追随我们通过八十本书在四个月中的旅行路线，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伦敦，我的书也写完了。
因为病毒，在一个半月的自我隔离之后，日子和星期都变得模糊，似乎千篇一律。一周周一到周五每天读一本书，现在看起来是个很好的时间表。这计划至少给我一种幻觉，让我觉得每天都得上班，须得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工作，周末能休息两天，虽然这些时间概念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在这个阶段，时间看起来好像静止了，同时又在不断的流逝，而在城市里打破那不自然的沉默的，不是福克的钟表报时的鸣声，而是救护车的嘶鸣。
这个网站成为某种日历，每天都给我们一篇“今日所思”，有图像、点评和延伸阅读使之更为生动。同时，这也是一部日记，呈现正在形成中的书稿，其中探索的那些书籍，本身也回应了灾难时刻与伤痛的深层记忆。这不意味着我选择的作品都是关于末日和阴郁的书。虽然《十日谈》里的年轻男女不得不逃离瘟疫蔓延的佛罗伦萨，在城外避难，但他们讲述的那一百个故事却大多有着幽默和讽刺的性质。我们在这人心唯危的时期也需要文学的避难所，当我们外部的活动受到限制，阅读小说和诗歌让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机会来反省自己的生活，思考那些在我们周围的社会和政治斗争，而我们同时借助文学想象的时间与地点，在我们世界乱流之中寻找航向。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旅程与特里·基里安的电影《时间大盗》有很多相同点，正如我们与凡尔纳和德·梅斯特的作品相同。每一本伟大的书都是潜在的虫洞，让我们离家远行，就像大胆的时间大盗倚靠从“至上时间”那里偷来有缺陷的蓝图那样，我们也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读物，着陆于任何地方。我们的作家长期以来做着同一件事，就是洗劫他们继承的传统，并向国外寻找在家园找不到的财富。在《芬尼根守灵夜》里，詹姆斯·乔伊斯的反英雄主人公写手申姆从近百种语言和文学传统中借鉴，才写下“锵故事（stollentelling）的最后一个词”。一千五百年前，圣奥古斯丁用“从埃及人那里盗得金子”这样的说辞来赋予阅读异教经典以合法性，这个比喻也是他从《出埃及记》里借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讲故事者都是故事的二道贩子。
我们将要遇到的作家，都从他们的本国文化和域外传统中汲取营养。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竞争中与之对话的有约瑟夫·康拉德、阿诺德·贝内特，也有她的英国前辈从狄更斯到简·奥斯丁，并上溯到理查森、菲尔丁、斯特恩。然而她也（用俄语）阅读契诃夫，（用法语和英语）阅读普鲁斯特，（用希腊语）阅读索福克勒斯，在日记里说她“带着阿瑟·韦利上床”——不是指人，而是他翻译的《源氏物语》。我们的民族传统中珍视的许多作家都广泛从外国源流中汲取养料来开拓自己的创作。即便某一个作品在纯粹局部的语境中写作，只要它越过自己的疆界，它便进入了新的文学关系。我们也经常看到经典文本被后世作家在不同的情境中用各种方式重访、重写。
如同斐利亚·福克的旅行，构成这个计划的行程非常私人，仅仅一部分会和其他文学旅行者的构建重合。我本人也随时可以再组一组作品和地点，从墨西哥城到曼谷，等等。我决定的这个行程，只是提供了世界文学的版本之一，并不是某种全球化的“同一世界”文学的统一秩序。这八十部作品也不是意在列出——若借用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副标题——“跨越所有时代的作品和学派”。我所选择的是尤其“世界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写作，源于它们的作者在反思围绕他们的世界，以及种种边界之外的更宽广的世界，后者或者因为他们的人物走了出去，或者外在的世界扑面而来。
一路之上会有不期而遇，有时则是意料之外的变动、转向和并行，我希望你们由此可以对长久熟悉的作品获得新的感受，并收获兴奋人心的新发现。话尽于此。八十本书，在以后的十六个星期，等待我们。就像马道拉的阿普列尤斯在他的杰作《金驴记》开篇所说，Lector, intende: laetaberis: 倾心吧，读者，你将心生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