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年近22岁的日本年轻人末松谦澄（1855—1920，后历任法制局局长、递信大臣、内务大臣）受明治政府史书编纂机构修史馆学者重野安绎（1827—1910）的派遣来到英国，调查英法等国编纂历史资料的方法。末松谦澄此时的身份是“英国日本公使馆书记一等见习”。在两年前，他曾作为山县有朋的秘书，参加由明治维新元勋西乡隆盛挑起的西南战争。末松谦澄找到了流亡英国的匈牙利学者泽菲（G. G. Zerffi，1821-1892），请他为日本专门撰写一本关于历史学和史书编纂方法的书。泽菲随即允诺，将这部书稿取名“历史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并在未出版之前就交给末松谦澄寄回日本。书稿寄抵日本后，重野安绎安排中村正直着手翻译，取名《史学》。1879年，本书的英文版才在伦敦出版。就这样，在明治维新开始的十年后，这部代表当时西方学界前沿的史学理论著作送到了修史馆的日本学者们手上，见证了日本历史学“维新”大幕的开启。
重野安绎
久米邦武
重野安绎与修史馆
委托末松谦澄调查英法史学的是年届五十的汉学家重野安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开成学校和昌平学校向明治政府建议修史。明治政府接受了建议，旋即设立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0年，改在太政官正院内设立记录编纂挂（即“科”），1872年设置历史课、地志课，1875年4月将历史课改组为修史局。除担任副长的重野安绎之外，加入修史局的还有汉学家川田刚、长松干，国学家谷森善臣等人。这是日本近代历史学的起点。
永原庆二在《20世纪日本历史学》中指出，明治时代日本存在四种史学的潮流，第一是以儒教的名分论、尊王论为意识形态的群体；第二是受到清朝考证学影响的士族出身汉学者，其代表人物就是重野安绎与久米邦武（1839—1931）、星野恒（1839—1917）等人；第三是国学、神道系统的学者；第四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开化史。1877年因财政困难，修史局缩编为修史馆，谷森善臣等国学者退出，曾随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的久米邦武加入，出身考证学传统的学者们掌握了史书编纂的主导权。1882年起，修史馆正式按照重野安绎的方针编纂《大日本编年史》。
尽管重野安绎的初衷是为当时的天皇制国家编写一套“正史”，出发点是中国式的史书传统，但重野安绎仍认为不应完全遵照中国式的体例，也应当参考欧洲史学的方法。重野安绎1879年在东京学士会院的演讲中说，西洋史学的方法令他眼界大开，他已经拜托了一位叫泽菲的“日耳曼人”，请教他修史的体例，并让中村正直翻译，以供修史馆成员阅览。这就是泽非著《史学》的缘起。
末松谦澄
泽菲与《史学》
泽菲何许人也？这位被当时的日本学界选中的匈牙利人，早年在布达佩斯从事新闻工作，后来投身匈牙利革命运动，1848年革命时任匈牙利革命军第二军团大尉，此外，他还曾担任匈牙利革命家、匈牙利共和国元首科苏特·拉约什的私人秘书。革命失败后，泽菲先逃到贝尔格莱德，辗转数地后流亡英国并取得英国国籍。泽菲先在南肯辛顿博物馆任职，1868年被任命为皇家艺术学院讲师，从事艺术史研究，并成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1870年泽菲出版《艺术史手册》（A Manual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rt），大受好评。1879年出版《历史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即《史学》），另外他还曾出版另一部史学概述性著作《普通历史学研究》（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General History）。泽菲确实是当时欧洲炙手可热的一线学者，而他革命者的身份或许也让末松谦澄十分感兴趣。泽菲《史学》完成以后立即送交日本翻译，但遗憾的是本书在日本并未出版，后来修史馆经历一系列变动，使得本书一直拖到1887年才由嵯峨正作接替翻译完成。由于未能出版，《史学》的日文译稿遗憾地仅作为“内参资料”存世，未能广泛流传。
东京筑摩书房1965年起出版的《明治文学全集》第78卷《明治史论集》当中收录了泽菲《史学》日文译稿的序言、目录和第一部分。泽菲在序言中说，“我编写此书就是要给日本学者提供参考”。泽菲还讲到，此书首要目的是论述科学的历史学叙述理论，其次是介绍从上古、中古到近代的人类发展概略，再者是列举历史学的硕学大家如实摹写当时历史的状况。泽菲特别强调了历史学的重要性，认为“史学是古今东西最为紧要的学问”，是“学问之中的学问”，史学的目的是人的自然觉知，即“文明开化”。历史学家必须做“至高无上的审判者”，史学的学习对历史学家和一般读者同样重要。在第一篇当中，他简述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科学地叙述历史是否可能”“历史学的叙述方法”“事实的对照比较”“人类的目的”“文明”等问题；在第二到三篇，他讲述了各人种的起源及地理，尤其是古希腊的历史、政治和学术；第四篇介绍古罗马；第五篇介绍基督教；第六篇介绍中世纪；第七篇介绍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等到近代的历史。泽菲将历史学细分为宗教史、文学史、社会史、政治法律史、商业史、军事史、哲学史、国别史几个学科，并论述了历史学与地理学、人类学、系谱学的关系。泽菲还在书中引用了同时代的法国史学家、政治家基佐（Guizot）和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观点。
或许因为本书是面向日本学者而作，泽菲还特别谈到了他对中国史书的意见。他说，毫无疑问，中国的史书超过亚洲诸国，是最能摆脱俗说俚语，最能充分引经据典，最得民众信服，又最具丰富史料史实的，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是，中国的史书仅仅停留在追求记事真实性的层面，却忽视了更为高尚的意趣，即缺乏对历史因果的理性认识。因而，中国的史书虽然是史书，但却称不上“历史”。言下之意自然是劝告日本学者摆脱中体，师从西法。
路德维希·里斯
修史馆的废止
1885年，日本的中央官制由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随着机构改革的进行，修史馆被废止，1886年改为内阁临时修史局。同年三月，明治政府发布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与工部大学校等合并为统一的帝国大学，在其下设立文科、理科、工科等分科大学。次年，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奠基者兰克（1795—1886）的弟子、犹太裔德国学者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被招聘到日本教授史学。当年九月，帝国大学正式设立史学科，1889年又将国史科独立出来，1904年再另设中国史（后改东洋史），日本历史学沿用至今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科并立体制形成。1888年10月，临时修史局移交帝国大学管理，改称临时编年史编纂挂，由重野安绎担任编修长。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也先后出任帝大史学教授。1889年，在路德维希·里斯的指导之下，全国性历史学会史学会建立，由重野安绎担任会长。直到今日，史学会仍与历史学研究会及二战后设立的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并列为日本最重要的历史学学术团体。1889年《史学会杂志》发刊，1892年改称《史学杂志》，沿用至今。
“百年老店”《史学杂志》
尽管出身考证学的重野安绎、久米邦武不曾直接受到兰克的教导，但他们的史学观念与兰克一派有颇多相通之处。重野安绎坚持对国史的史料批判和细致考证，他曾否定十四世纪“尊皇”武将儿岛高德的存在，还曾否定被近代国家神化、视作尊皇派精神偶像的楠木正成诸多相关事迹的真实性，因而有“抹杀博士”之称。久米邦武则因为提出“神道为祭天之古俗”，否定神道的优越论和神道国体论，酿成“笔祸事件”，最终被帝大解聘。1893年，在多重打压之下，帝大的国史编纂工作终止了。但史料编纂的工作却得以继续下来，1895年重新成立了新的史料编纂挂，由星野恒担任委员。史料编纂挂就是后来的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前身。1901年起《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开始整理出版，时至今日，《大日本史料》已出版408册，并且仍在继续编纂之中。重野安绎、泽菲们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得以延续至今。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兰克
参考文献
永原庆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
大久保利謙：《ゼルフィーの「史学」と岩倉具視》，《日本歴史》118号，1958年。
石田幹之助：《英文「史学」の著者ゼルフィー博士に就いて》，《国学院雑誌》73（3）号，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