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其他探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以及与之类似的诸如民权、性少数群体运动的影视剧，《美国夫人》所关注的其实是对二十世纪中后期这场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形成“阻碍”的保守派的反击。正如许多后见之明所指出的，作为反对《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的领袖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以及其所联结起的以家庭妇女为主要成员的组织在成功阻挡了ERA写入宪法，所产生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一独立事件的影响。
菲莉丝·施拉夫利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与整个七十年代美国所开启的保守派的强势回归以及其对六十年代各种反传统和权利争取运动的“拨乱反正”，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而由于施拉夫利的反ERA行动出乎意料的成功，因而成为其后这一保守派回归中颇具象征意味的里程碑事件。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兴起与兴盛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正式走向尾声。
当制作此剧的达维·沃勒（她也是名剧《广告狂人》的制作者）回答为什么会以菲莉丝·施拉夫利这样一个“反女权”的人物来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沃勒提及了这一事件无论是对当时美国郁郁不振的保守派还是其后美国的政治格局，甚至是今日美国的许多问题和争议，都能在当初这场反ERA活动中找到蛛丝马迹。而通过施拉夫利这一美国典型的“反英雄”的人物在反ERA活动中的各种立场、言论以及她与主流女权运动之间形成的摩擦、冲突和斗争，也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以及反思第二波女权运动在七十年代的疲软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局限与失败。
施拉夫利反ERA的成功，与美国当时整个社会以及政治环境的转变有关，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女权（以及与之类似的民权和性少数）运动内部所出现的问题，导致了运动本身失去了曾经所拥有的整合力量，从而导致一方面难以抵抗外界走向保守化的社会和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它本身的衰落也导致运动的势头直线下降。在《美国夫人》中也着重涉及了这一点，即女权运动领导层内部的歧义、矛盾和局限导致群体中的离心力迅速增加，最终使得原本团结在一起的女性群体迅速地分裂，最终失去了旧日的力量，而也因此难以抵抗气势汹汹的保守派的反戈。
导致这一分裂的原因除了剧中向我们展示的，存在于女权领导者之间对于诸多议题和政见上的轻重缓急的不同看法和差异，更重要的其实是第二波女权运动所建基的基本理论范式本身的局限和问题导致了分裂几乎在所难免。许多评论指出《美国夫人》中女权运动最后的失败其实是占据第二波女权运动中主流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无论是给第二波女权运动带来力量和灵感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还是作为女权运动领导层发言人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她们都秉持着传统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立场来推动整个运动的发展。而就如无论是当时其他女权思想还是之后对这一思想的讨论和批评中，我们都能看到它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和局限。
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第一章，巴特勒首先对“女性”这一无论在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还是发展出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概念发起质疑。在巴特勒看来，“女性”这一看似建基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本质属性十分不可靠，并且由于其背后遭到遮蔽的建构与权力运作过程，而往往会产生新的区隔与排斥。即当女性主义借鉴传统自由主义对“人”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观念时，“女性”也便由此成为一个自然的且具有普遍性的本体范畴，而一旦它成为现实政治行动中的指导原则时，我们便会发现，谁能被看作或是符合这样的“女性”标准也便会往往充满歧义，甚至各种忽视。
对这一看似无可置疑的“女性”概念的质疑其实在第一波女权运动时期便已经出现，当黑人女性代表参加美国当时主流的白人女权运动的会议时，她们的质问——“我难道不是女性吗？”——直接揭露了这一“女性”主体背后的各种局限。巴特勒指出，建基在生理性别（sex）之上的“女性”概念存在着抹平其他一切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从而把所有女性都按照同一个“性别”模板进行整合，最终似乎变成了一个人。在《美国夫人》中，女权运动领导层的这一忽视主要表现在她们对家庭主妇——这一在美国主流社会几乎是占据绝对数量的群体——的忽视、批评与轻蔑，以及在处理黑人女性的欲求、权益和渴望时存在的忽视和局限（在这背后也隐藏着主流的白人歧视。而许多歧视都是通过一种无意识所显露出来的）。
菲莉丝·施拉夫利正是准确地看到了女权运动观念和实践理论中的这一缺点和局限，才开始调动人口基础巨大的家庭主妇，并通过利用她们都熟悉的话语和思考逻辑来对ERA进行耸人听闻且往往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解释和污名，从而引起家庭主妇们的普遍危机感，进而为了维持她们的既得特权（在剧中，她们认为一个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是一种“特权”，而非对其的剥削）开始组织和行动，最终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并且施拉夫利完美地捏准了男性们的软肋，即对于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些“家庭内的守护者们”的某些隐秘羞愧）。
而对于贝蒂·弗里丹或是其他激进女权者来说，这些家庭主妇之所以看不到父权体制和家庭对其的剥削与压制，完全是因为她们的无知以及其逆来顺受，不愿挣脱自身的镣铐。然而事实却不仅仅只是如此，因为如果只站在“女性”这一立场来看，家庭主妇必然会遭遇着传统父权体制的各种限制，但一旦结合进诸如阶级、社会地位以及其他范畴来看的话，事情便会立刻变得十分复杂。
在像施拉夫利这样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看来，许多生活中的不平等或是差异，并非来自于她们的性别，而是来自其他原因。在施拉夫利与贝蒂·弗里丹的辩论中，前者便把女性找不到丈夫之事解释为女性自己的问题，并且指出女权运动却把它怪罪在性别不平等上，则显然是错误的。（施拉夫利对于话术的运用十分擅长，在她的许多称述和论断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其中真相与谬误共存，并且由于她对自己听众心理精准地把握，而能够通过对谬误的大加渲染和耸人听闻化后成功地调动起听者的不安和恐惧感，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让人忽略其话语中存在的诸多谬误甚至荒诞之处。）
菲莉丝·施拉夫利 凯特·布兰切特 饰
对于女权运动是否应该包含或是争取家庭主妇而引起的争议，以及对其中黑人女性或是女同性恋少数群体的利益和欲求的忽视甚至排斥，也直接引起了对于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女性”概念的质疑，由此所产生的后果便是新的内部差异的产生。而也正是伴随着“差异”这一观念的出现，导致女权运动内部出现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离心力。
在《美国夫人》中，曾有几个片段提到贝蒂·弗里丹对女同性恋的排斥，认为她们是女权运动中的不利之处，而称其为“紫色威胁”（Lavender Menace）。在美剧《当我们崛起时》，原本满怀期待的女孩参加了弗里丹创建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但只因其是同性恋而遭到排斥，最后去了洛杉矶建立了属于女同群体的组织，并由此开启属于她们的运动。这样的遭遇也发生在黑人女性身上，因此在《美国夫人》中，她们也开始分离出去，建构自己的组织，关注属于她们的问题和种种困境。
这一被福柯称作“身份政治”的社会运动模式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得原本处于社会和主流边缘的少数群体开始走上舞台，为了自身的权利斗争；但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和局限，即由于他们大都建基在某种日渐被看作是本质的身份（无论是女性、黑人女性、女同与男同等）之上，而导致他们在争取解放的同时也为自己画地为牢，并且由于差异可以被无限地发掘，从而导致原本注重的普遍和共识渐渐被抛弃，从而再难形成联合与协助。最终导致群体好似细胞般不断分化，反而削弱了他们面对强势回归的保守派力量的能力。
而导致这一点的除了六七十年代各种群体为了自身往往颇具“特殊”的欲求的直接经验和实践反映之外，也与兴起于那个时期的整个哲学转向有着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各种“后”学的出现，使得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就被奉为典范的理性以及与之勾连的诸如普遍性、同一性和主体等概念遭到质疑，而由此开启的是对各种差异的关注。当福柯在评价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同志运动时，他便已经发现建基在“差异”的性倾向上的身份政治开始成为此刻少数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典型手段。虽然福柯对此保持怀疑，但却依旧无法阻止这一趋势在其后成为主流，并且一直延续至今（LGBTQ…）。
而也正是因为巴特勒对传统中建基在同一性的“女性”概念的批评，引起了美国一些学者——如努斯鲍姆在其《戏仿的教授》一文中——批评巴特勒所强调的女性的差异，可能最终导致现实政治运动中主体的失效，从而导致运动的失败。如果我们根据《美国夫人》中的展现来看，努斯鲍姆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正是因为对“差异”的强调导致了女性群体内部迅速分化，而又因为对“差异”的过分推崇和迷恋，而导致各个群体对其他群体或因为傲慢或因为意见之争而产生的隔阂，使得她们一方面无法彼此理解，另一方面也再难形成政治行动上的联合，最终导致面临反对者时的节节败退。
这一因分化而可能导致的问题在七十年代便已经被这些群体察觉，因此在《当我们崛起中》，性少数群体也强调对其他诸如黑人民权、劳工阶层的抗议以及反越战等运动的参与与互助。在2017年英国拍摄的电影《骄傲》中，便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撒切尔执政中的矿工抗议时期。一些同志组织希望能帮助矿工，从而通过各种渠道与其沟通、并帮助他们进行物资募捐和协助，而这份因为彼此放下成见和刻板印象而结成的友谊最终也使得矿工群体对同志群体在需要帮助时能够积极的出手相助……
在理查德·沃林的《非理性的诱惑》一书中，作者批判诞生自法国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后学（学院左派）在质疑甚至丢弃传统西方哲学以及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理性、民主以及普遍性等基本原则时，所形成的的反理性、相对主义甚至文化种族主义。在沃林看来，正是因为他们对“差异”的过分推崇，而导致了各种建基于其上的社会观念或运动中往往自我局限，以及由此产生了某种难以避免的绝对性和不宽容。而当原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基础的共识的被忽略时，更是会直接导致联合愈发的困难，最终在破碎的小群体中失去了抗衡强势的保守力量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下美国社会也不是普遍存在吗？
如果说《美国夫人》通过对上世纪末期那段对女权运动而言是失败的历史中能产生的对于当下的启发，其中之一或许便是如何重新联结的问题。而伴随着反性骚扰和性侵运动的诞生，我们也发现新的联合的尝试也开始重新出现。而其实无论是巴特勒对“女性”这一生物性本质概念的怀疑，还是努斯鲍姆担心对“女性”这一概念的解构所可能导致的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不仅仅只存在于女权运动中，还存在于其它众多建基在某种本质（从而能够形成差异）之上的身份政治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即如何一方面保证群体的粘合性，另一方面又不会因此抹除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其需求而造成新的压制。
而这一问题又远不仅仅只面对美国或西方的此类运动，其实也和当下我们所遭遇的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建基在各种身份或差异中的诉求一方面有其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遭遇着势单力薄而难以抵抗强大的反对力量的威胁，并且还可能导致被其一一吞噬的结果。因此如何在一个共同的基础或共识上形成联合，或许也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当务之急。因为就如《当我们崛起时》中的主角所说的，“同样的挣扎，同样的斗争”，当危机发生时，别人怎么做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