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英国著名女作家安吉拉·卡特1940年出生，今年是她诞辰80周年。卡特是上个世纪最富盛名的英语作家之一，被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大作家所推崇，代表作品有《染血之室》《马戏团之夜》《焚舟纪》等。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最新出版的《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一书中卡特与女权运动的部分内容。
1973年，安吉拉可能才刚刚对臭名昭著的家暴产生敏感。她出国在外期间，其中一个撼动英国社会的剧变就是女权运动。她离开时，整个伦敦只有四个女性主义组织；1971年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六十了。在希拉·罗博瑟姆和杰梅茵·格里尔作品的催化下，运动越来越密集，反映了英国女人长期压抑的不满。60年代，有了避孕药降低意外怀孕的风险，加上洗衣机减轻了家务负担，她们的生活可能大大解放。但这些科学的进步完全没有改变男性主导社会的内部结构，哪怕在1968年学生运动的乌托邦气候下，女性角色也局限于打印传单和为男性活动家倒茶。如今，私密的愤怒变成了百万女人的同心一气——被当作性玩物和家务工具；同工不同酬，工作机会少；被生理结构定义了身份——这些愤怒集结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
妇女解放工作组（一个全国女性主义组织的管理机构）在伦敦地铁开展了一场游击战，用印着“你做真正的妓女也比这挣得多”和“这个广告是对女人的侮辱”的胶纸覆盖裸体女人的广告。1970年11月，抗议者冲进了皇家艾伯特音乐厅的世界小姐选美现场，将一袋袋面粉扔向竞选者，把主持人——惊恐万状的鲍勃·霍普——赶下了台。1971年3月6日，几千个女人在特拉法加广场游行示威，将商店里的塑料模特钉上十字架，连同挂着胸罩和紧身褡的晾衣线一并高高举起，一路喊着“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性机器”和“身体结构不决定命运”。四处革命情绪高涨，而且在安吉拉从日本回来以前，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胜利：1970年，芭芭拉·卡斯尔（就业大臣，是整个国家当仁不让的最杰出女政治家）推行了《同工同酬法》；1971年，家暴受害者庇护所成立；年末，温比汉堡连锁店取消了午夜之后不接待独行女性的政策。
安吉拉·卡特
1984年被问及与这场运动的关系时，安吉拉解释说她“没有积极投身于任何一场运动。我置身事外，经常受到攻击”。尽管她有段时间自称“极端女性主义者”，她的政治思想却和自由论者、社会主义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她从不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与其他形式的压迫有明显的不同，而且相信如果女性气质是社会构造，是强行把个体塑造成低人一等的狭隘角色，那么所谓男性气质也是如此。“假设人必须有男子气概。我想象不到还有更糟的事了，”她在1979年告诉一个采访者，“我怀疑当我的姐妹们想起我——我从来没想过她们会经常这么做——她们会觉得我有点像汤姆叔叔。我觉得一切都很可怕。对每个人都很可怕，不只是女人。”
主流媒体笔下描述的女性主义者可没有这样精微的见解。他们试图把整个运动和粗暴的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划上等号，污蔑它是一场滑稽的杂耍。瓦莱丽是美国抨击男性协会的创始人，对安迪·沃霍尔谋杀未遂。《观察者报》派去牛津罗斯金学院报道第一届全国女性大会的记者引用委任她的编辑说的一句话来展开报道：“这很显然是这个周末最有趣的事件。”几乎整整一年后，《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断言女性解放运动给人的“首要印象”是“来自其成员深深的性欲不满”。与此同时，小报媒体对此采取了公然嘲笑的态度：1970年11月，《太阳报》在每版第三页都采用了袒露上身的女性模特，《每日镜报》和《每日星报》很快效仿。
地下媒体尽力反主流而行。1971年秋，《友人》（Frendz）杂志与二十岁的记者罗茜·博伊科特（Rosie Boycott）合作出了一期女性特刊。《墨迹》（Ink）杂志的玛莎·罗（Marsha Rowe）几乎同时开始组织地下媒体的女性会议，在会上讨论她们如何被迫屈居秘书职位，分享欲求不满和非法堕胎的经历。
1972年，博伊科特和罗为回应同事们的感受，即“她们的生活现实与书本知识，女性周刊上的太平世界与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女性气质熏陶之间的鸿沟”，联合创办了《肋骨》（Spare Rib）杂志。她们因为那年总是断电而不得不在烛光下工作，用的打字机是从友人处借来的，桌椅和文件柜则来自《墨迹》办公室，这样终于在7月推出创刊号。它的制作相当粗陋——拼写错误随处可见，印刷字经常跳出设定的格式，向下倾斜——但它的内容让人醍醐灌顶。里面的专题文章涉及女性投票权运动，14至15世纪的女性处境，女人对乳房的态度，加上新闻报道，如美国海军产生首位女将军，阴道除臭剂厂商芳芯集团决定针对12—15岁的女孩销售产品——厂商辩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女性解放运动开始后，他们的市场受到重创”。其中还有对同样号称是为新型女人创办的新型杂志《世界主义》（Cosmopolitan）创刊号的尖刻批评：《肋骨》的评论人称其为“由幻想包裹的虚假承诺……《世界主义》之于女性解放运动就像《小黑人桑波》（Little Black Sambo）之于黑豹党。”
安吉拉看到了这本杂志，对它的作为产生了好感。她打电话给编辑部，她们邀请她共进午餐。她到场了，“高挑而苗条，衣着暴露”，罗回忆说：“她看上去很自信，充满奇思妙想。她完全专注于自己想要说的话，而说出这些在当时是十分勇敢的举动。她说得比较慢，但不是在犹豫，至少不是故意为之。”她提议与艺术家伊芙琳·威廉姆斯（Evelyn Williams）会面，后者正在制作像扭曲的洋娃娃一般畸形的大型蜡像，安吉拉很欣赏其中“孩子的孤独，母亲的孤独，以及母子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组合的孤独”。文章在1973年3月发表。5月，她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的性政治的文章，配上自己画的插图。她关注的是日本社会塑造夸张的女性气质背后隐藏的厌女症：“你首先感觉到的是，用如此严谨的程序毁灭女人的个性，他们肯定很恨女人吧。”
《焚舟纪》
两个月之后，她又为另一本出版物写了一篇关于日本性关系的文章，风格稍有不同（有许多淫秽的细节，比如“土耳其浴室给需要者提供短时间手淫服务，收费约7.5镑”）。《男士专刊》（Men Only）在1971年由英国第一家脱衣舞俱乐部（苏活区的雷蒙德演出厅）的所有者保罗·雷蒙德（Paul Raymond）重新发刊。同兄弟杂志《国际俱乐部》（Club International）一样——这个时期，安吉拉也为它写了几篇文章——《男士专刊》刊登一些话题淫秽的文章（D.M.托马斯谈论脏话，霍华德·纳尔逊写了性的历史）和全彩色的裸女图。安吉拉最有趣的稿件是专给《国际俱乐部》“量身定制的短篇小说”。被编辑们称赞“怪异而性感”的《高地之路》（“The Upland Road”）其实就是典型的安吉拉·卡特作品，致敬卡夫卡和爱伦·坡（情节是一个男人到城堡去，那里有个叫玛德琳的女人在等他），尽管有些色情元素毫无必要，颇有戏剧效果，却不比《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和《染血之室》更加露骨。虽然它着重刻画了女性身体，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出女性主义意图：不幸的叙事人夹在一群好斗而解放的女性中间，后者掌握了全部心理和性权力。
色情作品分裂了女权运动——矛盾在70年代愈演愈烈，到了80年代初几乎不可调和——也是《肋骨》中几篇文章热议的话题。大体来说，女性主义评论者分成两类，一类认为色情作品与其说是性欲的表达，倒不如说是男权的巩固，是一种针对女人的暴力，因为它让她们失声，在它的基本体系中物化她们（美国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最为简洁有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在1974年写道“色情作品是理论，强暴是实践”）；另一类则表示幻想和行动之间有清晰的界限，以及女人也可以（实际上应该）像男人一样享受情色。
安吉拉觉得第一种观点特别无聊。“我想有些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太喜欢抱怨黄色作品了，”她在1984年说道，“她们还暗指所有不大惊小怪的女人都是同谋。我觉得这简直疯了。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丈夫把妻子打得稀烂。”然而她也不能容忍那些认为色情作品与广大世界无关的观念。她自己的想法是它与世界就和其他文化产品与世界的关系相同：
我们差不多快忘了是《查泰莱夫人》开了价格适中、易于购买的色情文学先河……真正讽刺的是，在那些正派人士决议解除对劳伦斯奇异性幻想的禁令时，他们的主导观念是，如果一本书既淫秽，又是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一本优秀的淫书——那么艺术就会净化污秽……在这个理论背后是一个典型的英式概念，即艺术完全是无用的，对街上的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艺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都无需审查……
色情画贬低了女人的形象；但是同样作恶的还有广告产业，还有，去他的，查泰莱夫人自己，还有许多完全不淫秽的世界级文艺作品。
安吉拉的社会主义意识意味着她相信色情作品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外化，但跟别的东西无甚差别，也同别的东西一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权力关系。这个观点吻合她对萨德侯爵的见解，她相信后者——把女性角色作为“权力的存在”，而且完全承认她们的性欲——“让色情作品服务女人，又或者说允许它受到一种对女人无害的意识形态侵犯”。他的作品展示了“道德的色情作品”的可能，而她为《男士专刊》和《国际俱乐部》写作时正怀抱这样的目的。
罗茜·博伊科特举办致敬波兰裔美国小说家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ński）的午餐会时，深入挖掘思想的机会出现了。坐在安吉拉身旁的是三十五岁的澳大利亚出版人卡门·卡利尔，曾在黑豹出版社与威廉·米勒和约翰·布思共事过，现在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卡门聪慧逼人，浑身创造力，拥有娇小的身材和惊人的美貌，一头卷曲的黑发配上一双闪烁的蓝眼睛。她直言不讳，经常哪怕是当面也这样，而且是个著名的急性子，对朋友忠诚不渝。她回忆起在午餐会上，安吉拉讲起她的男友向她扔了一个打字机：卡门认为她应该离开他吗？卡门说当然了。1982年，回忆起这个场合，安吉拉却着重讲了另一件事：
有个人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讲着时下流行的阿拉伯笑话。我右边的人散发出冷冰冰的气息，这个开玩笑的人却不受影响地继续讲着白色的晚礼服、贝斯沃特阳台上的山羊，直到这个女人……放下刀叉说道：
“阿拉伯人会感觉受了冒犯。”
“这里肯定没有阿拉伯人。”这个鲁钝的男人还没有灰心。
虽然身材矮小，卡门当时却成了这里最高大的人。“我是阿拉伯人。”她庄严地说。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和持续的印象都是……她有着强大非凡的个性。
卡门这时正要组建一个自己的出版社，想专攻女性作者的书籍，做出一点《肋骨》的风格；本来是要叫作“肋骨出版社”，但很快就改名为“悍妇出版社”。罗茜·博伊科特和玛莎·罗已经作为经理入了伙。在致敬耶日·科辛斯基的午餐会后不久，悍妇社还在起步阶段，卡门和罗茜就把安吉拉约到了伦敦繁华的市中心骑士桥地区的时尚意大利餐厅“圣洛伦佐”共进午餐（“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吃得起这个。”卡门说，她是在自己掏腰包组社），问她是否愿意为他们写一本书。安吉拉提到了自己关于萨德的想法。卡门认为它们“太棒了”，请她写出一份正式的企划案。
安吉拉打出了一份她称为《萨德式女人》的“广告”，称作品将论述“关于萨德，作为政治现象的性欲，还有关于性别的神话”。她计划写大约60000字，分为七个章节，“因为我喜欢数字7”。她想要配插画，还打算到法国去待上一段时间，研究萨德的手稿。“希望它既能旁征博引，又有优美的文采，像法国18世纪的风情。这样才恰当。但我还不清楚最后它会变成什么样。”
卡门没有为这样的坦白担忧——“我对你的‘广告’比之后的成品更感兴趣。”她写道——就在9月悍妇社的第一次委任会后，她给安吉拉预付了1000英镑；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的托尼·戈德温则为这本书在美国的发行支付了1500美元。“我只有在年底后才能开始写，”安吉拉警告说，“保险地说，可能是1974年1月1日；而且我是个拖稿的混蛋，我的意思是，我逃避最后期限，所以最好能允许我用一年时间来完成它。”最后哪怕是这个宽松的时间范围也太过乐观了。这个项目占据了她整个70年代中期的精力，她直到1978年2月还在与手稿缠斗。
她和卡门的友谊并未受拖稿影响，而且她还很快进入了悍妇社的编委会。之后的几年间，安吉拉将几位新作者（包括帕特·巴克和洛娜·特雷西）引入了卡门的视线，一路悉心协助她们发表作品，为许多手稿写了报告，而且自1978年以来，为悍妇社现代文学经典书单推荐了一些书目，包括一些她认为能表达女性“病症”的男作家作品——萨德的《朱斯蒂娜》和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
悍妇社扎根于女权运动，却没有站在这项运动的极端立场上——有人取笑它是“女性主义能被人接受的那一面”——而安吉拉赞同它面向大众市场的目标。她希望公司能用女人的作品堂堂正正地赚钱，用剥离它被动的受害者身份的方式把它从边缘文化中拯救出来。“我想我的动力是，”她几年后写道，“我自己的女儿以后绝不会写下：我坐在大中央车站旁哭泣（伊丽莎白·斯玛特关于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婚外情的诗体小说标题，安吉拉在别的地方将这本热情洋溢的小说称为‘受虐狂版的地狱一季。’），哪怕它的语言可谓精致。（在我看来，我在大中央车站旁扯下了他的蛋更像样）”。
从道德不那么高尚的角度来说，她与悍妇社的关系也让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在英国文学界的一角，她成了一个伟大的标志性作家。在与她共事的编辑中，卡门与她的关系最近，也是最推崇她作品的人（玛莎·罗记得在致敬科辛斯基午餐会后没多久，卡门跑到《肋骨》办公室来大声宣布：“安吉拉·卡特是个真正的作家。”）悍妇社稳定下来之后——将总部从卡门流浪者遍布的切尔西住所搬到苏活区华都街的私人办公室，197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安吉拉在其间的地位仿佛受人尊敬爱戴的教母。“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作者，”厄休拉·欧文（Ursula Owen）说，她1974年加入公司成为经理，“她从一开始就热心支持着悍妇社……我爱她的一切，我爱她，还有《萨德式女人》。”伦尼·古丁斯（Lennie Goodings）1978年加入公司，后来成为出版人（即主编），她对安吉拉也有同样热情的评价：“她太有魅力、太有爱心了。安吉拉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慷慨的精神。她对卡门和悍妇社非常忠诚。”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英]埃德蒙·戈登/文 晓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