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的兴致与掌故的趣味——《却将谈笑洗苍凉》

姜鸣治近代史,有寻访的兴致,也有掌故的趣味,这跟他的非学院身份自是有关系的。这种与学界主流的歧异实甚可贵。

《却将谈笑洗苍凉: 晚清的政局与人物三编》, 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版, 383页, 65.00元

承姜鸣寄赠其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三联书店2020年版),并嘱作书评,颇觉意外。因为我于近代史虽有兴趣,毕竟隔膜,并不宜作评论。不过,姜鸣确是我很欣赏的学人,却之不恭,姑撰此读后感。惟所知有限,只得择其二三事,拉杂写来,自不足以言书评。

众所周知,自第一部《天公不语对枯棋》开始,姜鸣在写法上所奠定的最大特色,在于“寻访”,即对历史现场的探访。在这一点上,他与李洁的《文武北洋》取径相似,姜鸣着眼于晚清,李洁着眼于北洋,各擅胜场。近时李礼的《求变者:回首与重访》也可算借鉴了他们的路子,亦有可观。但姜鸣胜人一筹的地方,是脚勤眼亦勤,不仅有现场踏访作为研究的引子,也不仅擅长叙事以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其史料积累亦甚深厚,绝不亚于书斋里的近代史研究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

就这部新著来说,姜鸣写马嘉理事件,写张佩纶流放张家口,写李鸿章去世的地点,写中国驻伦敦史馆,都延续着寻访历史现场的写法。

“马加里事件起源地”直碑

特别是马嘉理事件一篇,系全书篇幅最长者,内涵也甚重要,而他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正由于曾顺道探访马嘉理被害处而起的。1875年,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迎接自缅甸入华的探路队时,在云南腾冲为边民所杀,引发清廷的外交危机。在英使威妥玛一再施压下,清廷为求息事宁人,由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在商业利益和治外法权方面对英作出极大让步,并特遣郭嵩焘率使团赴英以示道歉,同时设立驻英使馆。对此事件,学界关注不多,而姜鸣亦史亦论,对相关史事作了详细梳理,指出:“中国自我孤立和躲避在外数十年,终于被迫进入西方人建立的体系。到欧洲的中心伦敦设立使馆的直接起因,源自云南边境杀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不管杀手是谁,他都没有料到这次户宋河畔蝴蝶翅膀的扇动,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

法文画报上马嘉理被杀的封面

对于马嘉理一案,我原来也不甚了解,只是偶然检到过朱次琦(康有为的老师)的一篇短札,对此问题可稍作补说。

朱次琦评曰:“……差官命吏,中途遇寇之事,中国向来恒有。滇抚邓尔恒入觐,为盗所害,咸丰初事也。江督马新贻阅操,为贼所刺,同治初事也。当时不过命该省查办,必责以罪人斯得而已。马加利于云南缅甸交界处,所勘实非云南地,突为山苗戕杀,朝廷震怒,不特严饬该省督抚急办,且特命湖督李瀚章驰往,严诘真凶,尽法惩治,以慰马加利等枉死幽魂,此正朝廷壹视同仁,视英使过于己使处,亦足见我皇太后皇上至仁大公,不以远近异心也。假如英国境内,或有此事,试问舍戢盗正诛,更有何法乎?……夷情无厌,得寸进尺,我既软弱如此,彼之要求,将来何可复问?”(《论马加利事》,蒋贵麟辑《康有为编注康氏先世遗诗朱师九江佚文合集》,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朱氏虽不免抱有保守心态,但就事论事来说,他指清廷曲法以迎合英方,显然言之成理。

1880年英租界工部局在外滩苏州路口建立的马嘉理纪念碑

我觉得马嘉理事件,可比1891年日本的大津事件。当年俄国皇太子(后来的俄皇尼古拉二世)访日,为大津市巡警津田三藏以剑砍为重伤,此际俄、日关系亦敌亦和,极为敏感,明治政府大为震怒,要求法院以加害皇室条例判处犯人死刑,但大审院坚持司法独立,以为本国皇室条例不应施于外国皇室,终以谋杀未遂判处犯人无期徒刑,为日本近代司法树立了一个漂亮的开头(参[日]山本祐司《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要知道,中国旧制度绝非没有司法独立的精神与传统,但比之大津事件,马嘉理事件自是清廷司法的完败,其结果实为法律问题政治解决。故朱次琦的批评确是不错的。

可是,这仅是事理的一面,另一面的事理是:早在1858年、1860年,清廷已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接受与列强的邦交和通商,但长期以来,外国公使不能觐见皇帝、皇太后,不能递交国书(因公使拒绝向皇帝下跪),不能与总理衙门大臣以外的官员交往,而清廷也以没有外交官为由拒绝派出常驻使节。直至发生马嘉理案,清廷畏于英方断交乃至武力的要胁,才被迫落实外交制度,并在经济和法律上打开国门。从局部看,从短期看,是让英方占了上风占了便宜;但从整体看,从长期看,那些所谓让步,多是清廷迟早要完成、甚至早就该完成的外交功课,实际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开放力度,还说不清谁占了谁的便宜呢!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理性的狡猾吧。

说回姜鸣这部书。寻访的兴致,固然是他论史显然的特色,但我觉得,他还有个不那么显然的特色,即掌故的趣味。过去我曾提出,民国以来治近代史者,有一显一隐两大流别:显者是主流,是学院派,隐者是潜流,是掌故派(《现代学林点将录》蒋廷黻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姜鸣是兼有学院派和掌故派两种作风的。

其掌故的趣味,从题材的选择即可见一斑:比如写1881、1882年彗星对政局的影响,写胡雪岩的破产,写甲申易枢,写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写张佩纶的婚姻和子嗣,写李鸿章终身服用的滋补品保卫尔牛肉汁,多属学院派不甚关注的题目。

最典型的应数保卫尔牛肉汁一篇。姜鸣不仅考掘出有关的文献资料,并依据徐家宁提示的图像线索,通过所谓“e考据”,发现此物是近世国际知名的滋补品牌,且至今仍有销售。而他不仅网购到这种牛肉汁来试饮,甚至还找到上海徐家汇一家港式茶餐厅,以确定按传统方式调制出来的味道。这就超出“亲自寻访”的范围,更是“亲自品尝”了。顺便说一下,姜鸣钩沉李鸿章的滋补品,与先前钩沉李鸿章家吃蟹的事(见《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显然是同一路数。

《伦敦新闻画报》上刊载李鸿章访问英国时采购“保卫尔牛肉汁”的漫画插图

今日上海某餐厅仍在出售的香港风味“保卫尔牛肉茶”

胡雪岩其人其事,因高阳小说而天下知闻,但仍是掌故家谈得太多、史学家谈得太少的题目。而姜鸣考述1883年金融风潮引发胡雪岩破产一事,虽出于掌故家的趣味,却也有史学家的眼光。其中提到:“清末的大官僚身边,都有长袖善舞的亲信为其理财,或是提供各种资金帮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他们的‘皮夹子’。比如李鸿章用盛宣怀,左宗棠用胡雪岩,就连书生张之洞,当了几年山西巡抚,转署两广总督时,也带着平遥‘百川通’票号的人手一路南行,到广州后,公私业务都让其代理了。”指出这一现象极有价值。近年所见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的《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系煌煌史学巨制,大体基于多数未曾披露的书信和档案,从大历史的立场研究俾斯麦及其“皮夹子”布莱希罗德,特别突显了布莱希罗德作为犹太银行家的荣耀与失落。执彼例此,我相信胡雪岩们的历史意义还应看高一线,胡雪岩们及其相关的“制度外财政”问题,实在值得史学界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研讨。

不过,全书主题最重大、研讨也最深入者,还应数甲申易枢一篇。1884年,清军在越南对法作战溃败,原来举荐入越统帅的张佩纶成了首要的弹劾对象。盛昱因与张有交,不愿只针对他一人,遂连带弹劾以恭亲王、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不料慈禧借机罢黜全体军机大臣,为有清一代空前之举,是为“甲申易枢”。这事件无疑是一场政治地震,为当时人所瞩目,亦为掌故家所重视,而专业史家却缺乏研究。这一篇长文,似最能体现姜鸣在史料考掘上的功夫和文献解释上的能力,兼得学院派与掌故派之长。

关于易枢的发生,高阳在《同光大老》里断定:“孙毓汶是爱新觉罗王朝覆亡的罪魁祸首之一。所谓‘同光中兴’之局,结于此人之手。以醇(亲王)代恭(亲王),出于他的一手策划。”这一惊人的结论,主要依据是翁同龢日记里“济宁电线皆断,查无消息,闷闷”几句——孙毓汶是山东济宁人,高阳以为日记的“济宁”即暗指孙氏。而姜鸣检点报章史料,发现三日后《申报》恰有“闻济宁电局已饬洋匠出修,先于黄河两岸安设机器递报,故津沪电信已可通传矣”的报道,证明“济宁电线皆断”纯系实录,与孙毓济毫无关联,足以否定高阳的望文生义。这是体现其史料考掘功夫之例。

关于易枢后的人事,张佩纶藉隐语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是极关键的史料。姜鸣凭着对当时政局和人事的全面掌握,对此信的内涵作了详细分析,指出:“信中的僧,指李鸿藻;道,指恭亲王;神,指醇亲王;两画中,立本即唐代画家阎立本,指阎敬铭;僧繇即南朝画家张僧繇,指张之万;覃溪为清人翁方纲,指翁同龢;庵主,指李鸿章;张仙、五斗米教天师均为张佩纶自谓;阎罗似指阎敬铭。”其中李鸿藻、恭亲王、翁同龢是原任军机大臣,醇亲王是新的政治核心,阎敬铭、张之万则是新任军机大臣。这则是体现其文献解释能力之例。

桑兵曾有一个看法,以为比起治古史,治晚近史的难度“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即举这类需要破译的史料为例,以为“今典与古典并用,方能破解”(《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其言虽属夸大,但要解读此类隐语,确需要对历史背景的熟悉,也需要对文史古典的理解,而姜鸣可谓入其樊篱了。

关于张佩纶隐语的具体解读,张晓川《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一文有独立的探讨,而且分析更为细致,可与姜鸣此著相参照。我个人觉得,姜、张两位的释读已探骊得珠,见其大旨,但细节尚可讨论。比如“不知佛以庵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他们都认为“佛”指慈禧,“庵主”指李鸿章,“彼法”之“法”指法国,意谓李鸿章在洋务练兵方面花费大量财力,却不能对付法国人。此解甚是,但稍嫌未达一间。我以为“慈航佛火”一语,不论指普渡众生而言,抑或指南海观音而言,都可落实到李鸿章操办海军一事。又如“僧”指李鸿藻,字面上未能作出解释,我以为是由于李氏字兰荪,号石孙,时人或以“李兰生”称之(见郭嵩焘日记,据《秋风宝剑孤臣泪》谈翁同龢日记一文),而“僧”(sēng)与“生”(shēng)的读音接近。还有末尾“阎罗难共处”的“阎罗”,姜鸣猜测指阎敬铭,张晓川猜测指阎敬铭或醇亲王;但信的上文已借“立本”、“神”指阎、醇两人,引自另拟隐语称之,实在不合情理。我猜想,“阎罗”可能指孙毓汶,他是山东人,而民间以山东泰山为阴曹地府所在,故可借阎罗王间接指代其人。在易枢后的军机处,孙是“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即见习军机大臣,也是重要角色,张佩纶若提到他也是很自然的吧。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关于李鸿章去世地点那篇。姜鸣过去信从历来诸家之说,以为李鸿章死于贤良寺,今据张佩纶致张人骏函及致李鸿章函的实寄封,确定李在北京有私宅在总布胡同,李实逝世于彼。表面上看,这完全是基于纸上的发现,可我们要明白,若非素来关注可名之曰“掌故地理”的问题,若非有了现场踏访的深刻印象(见《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联书店2006年版),其实是不容易在文献丛残中留意到这一细微记录的。因此,这一发现也得力于现场寻访的刺激,可算是现场寻访与文献考掘互证——一种特殊的“二重证据法”——的成绩。这一点,对于近现代的历史学和掌故学是有启发意义的,故特为表出之。

张佩纶致张人骏亲笔信

张佩纶寄李鸿章写有总部胡同地址的实寄封

对姜鸣新书的读后感就止于此。最后,还想谈几句书外的话。

对姜鸣稍有了解者,应该知道他并非学术体制内的人,而是商界高层。我因撰写《现代学林点将录》,颇注意学人的社会身份。在当今学界,姜鸣自是另类,但在海内外也非孤例。据我所知,有研究佛山社会经济史的罗一星,有研究藏书史的韦力,有研究温州文史的沈迦,有研究民国大学的张在军,都是商界中人。赫赫有名如沈志华,也是由商界转入学界的。域外者,也有研究明史的蓝德彰,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罗杰伟,更是多钱善贾的成功人士。陈寅恪曾说过:“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Iiving(谋生之正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二册第67页)这些话,陈自己实未能践行,而姜鸣们倒是无意间成就了。

姜鸣治近代史,有寻访的兴致,也有掌故的趣味,这跟他的非学院身份自是有关系的。这种与学界主流的歧异实甚可贵。据说罗素有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我以为做学问亦然,参差多态乃繁荣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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