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治近代史，有寻访的兴致，也有掌故的趣味，这跟他的非学院身份自是有关系的。这种与学界主流的歧异实甚可贵。
《却将谈笑洗苍凉: 晚清的政局与人物三编》， 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版， 383页， 65.00元
承姜鸣寄赠其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三联书店2020年版），并嘱作书评，颇觉意外。因为我于近代史虽有兴趣，毕竟隔膜，并不宜作评论。不过，姜鸣确是我很欣赏的学人，却之不恭，姑撰此读后感。惟所知有限，只得择其二三事，拉杂写来，自不足以言书评。
众所周知，自第一部《天公不语对枯棋》开始，姜鸣在写法上所奠定的最大特色，在于“寻访”，即对历史现场的探访。在这一点上，他与李洁的《文武北洋》取径相似，姜鸣着眼于晚清，李洁着眼于北洋，各擅胜场。近时李礼的《求变者：回首与重访》也可算借鉴了他们的路子，亦有可观。但姜鸣胜人一筹的地方，是脚勤眼亦勤，不仅有现场踏访作为研究的引子，也不仅擅长叙事以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其史料积累亦甚深厚，绝不亚于书斋里的近代史研究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
就这部新著来说，姜鸣写马嘉理事件，写张佩纶流放张家口，写李鸿章去世的地点，写中国驻伦敦史馆，都延续着寻访历史现场的写法。
“马加里事件起源地”直碑
特别是马嘉理事件一篇，系全书篇幅最长者，内涵也甚重要，而他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正由于曾顺道探访马嘉理被害处而起的。1875年，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迎接自缅甸入华的探路队时，在云南腾冲为边民所杀，引发清廷的外交危机。在英使威妥玛一再施压下，清廷为求息事宁人，由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在商业利益和治外法权方面对英作出极大让步，并特遣郭嵩焘率使团赴英以示道歉，同时设立驻英使馆。对此事件，学界关注不多，而姜鸣亦史亦论，对相关史事作了详细梳理，指出：“中国自我孤立和躲避在外数十年，终于被迫进入西方人建立的体系。到欧洲的中心伦敦设立使馆的直接起因，源自云南边境杀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不管杀手是谁，他都没有料到这次户宋河畔蝴蝶翅膀的扇动，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
法文画报上马嘉理被杀的封面
对于马嘉理一案，我原来也不甚了解，只是偶然检到过朱次琦（康有为的老师）的一篇短札，对此问题可稍作补说。
朱次琦评曰：“……差官命吏，中途遇寇之事，中国向来恒有。滇抚邓尔恒入觐，为盗所害，咸丰初事也。江督马新贻阅操，为贼所刺，同治初事也。当时不过命该省查办，必责以罪人斯得而已。马加利于云南缅甸交界处，所勘实非云南地，突为山苗戕杀，朝廷震怒，不特严饬该省督抚急办，且特命湖督李瀚章驰往，严诘真凶，尽法惩治，以慰马加利等枉死幽魂，此正朝廷壹视同仁，视英使过于己使处，亦足见我皇太后皇上至仁大公，不以远近异心也。假如英国境内，或有此事，试问舍戢盗正诛，更有何法乎？……夷情无厌，得寸进尺，我既软弱如此，彼之要求，将来何可复问？”（《论马加利事》，蒋贵麟辑《康有为编注康氏先世遗诗朱师九江佚文合集》，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朱氏虽不免抱有保守心态，但就事论事来说，他指清廷曲法以迎合英方，显然言之成理。
1880年英租界工部局在外滩苏州路口建立的马嘉理纪念碑
我觉得马嘉理事件，可比1891年日本的大津事件。当年俄国皇太子（后来的俄皇尼古拉二世）访日，为大津市巡警津田三藏以剑砍为重伤，此际俄、日关系亦敌亦和，极为敏感，明治政府大为震怒，要求法院以加害皇室条例判处犯人死刑，但大审院坚持司法独立，以为本国皇室条例不应施于外国皇室，终以谋杀未遂判处犯人无期徒刑，为日本近代司法树立了一个漂亮的开头（参[日]山本祐司《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要知道，中国旧制度绝非没有司法独立的精神与传统，但比之大津事件，马嘉理事件自是清廷司法的完败，其结果实为法律问题政治解决。故朱次琦的批评确是不错的。
可是，这仅是事理的一面，另一面的事理是：早在1858年、1860年，清廷已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接受与列强的邦交和通商，但长期以来，外国公使不能觐见皇帝、皇太后，不能递交国书（因公使拒绝向皇帝下跪），不能与总理衙门大臣以外的官员交往，而清廷也以没有外交官为由拒绝派出常驻使节。直至发生马嘉理案，清廷畏于英方断交乃至武力的要胁，才被迫落实外交制度，并在经济和法律上打开国门。从局部看，从短期看，是让英方占了上风占了便宜；但从整体看，从长期看，那些所谓让步，多是清廷迟早要完成、甚至早就该完成的外交功课，实际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开放力度，还说不清谁占了谁的便宜呢！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理性的狡猾吧。
说回姜鸣这部书。寻访的兴致，固然是他论史显然的特色，但我觉得，他还有个不那么显然的特色，即掌故的趣味。过去我曾提出，民国以来治近代史者，有一显一隐两大流别：显者是主流，是学院派，隐者是潜流，是掌故派（《现代学林点将录》蒋廷黻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姜鸣是兼有学院派和掌故派两种作风的。
其掌故的趣味，从题材的选择即可见一斑：比如写1881、1882年彗星对政局的影响，写胡雪岩的破产，写甲申易枢，写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写张佩纶的婚姻和子嗣，写李鸿章终身服用的滋补品保卫尔牛肉汁，多属学院派不甚关注的题目。
最典型的应数保卫尔牛肉汁一篇。姜鸣不仅考掘出有关的文献资料，并依据徐家宁提示的图像线索，通过所谓“e考据”，发现此物是近世国际知名的滋补品牌，且至今仍有销售。而他不仅网购到这种牛肉汁来试饮，甚至还找到上海徐家汇一家港式茶餐厅，以确定按传统方式调制出来的味道。这就超出“亲自寻访”的范围，更是“亲自品尝”了。顺便说一下，姜鸣钩沉李鸿章的滋补品，与先前钩沉李鸿章家吃蟹的事（见《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显然是同一路数。
《伦敦新闻画报》上刊载李鸿章访问英国时采购“保卫尔牛肉汁”的漫画插图
今日上海某餐厅仍在出售的香港风味“保卫尔牛肉茶”
胡雪岩其人其事，因高阳小说而天下知闻，但仍是掌故家谈得太多、史学家谈得太少的题目。而姜鸣考述1883年金融风潮引发胡雪岩破产一事，虽出于掌故家的趣味，却也有史学家的眼光。其中提到：“清末的大官僚身边，都有长袖善舞的亲信为其理财，或是提供各种资金帮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他们的‘皮夹子’。比如李鸿章用盛宣怀，左宗棠用胡雪岩，就连书生张之洞，当了几年山西巡抚，转署两广总督时，也带着平遥‘百川通’票号的人手一路南行，到广州后，公私业务都让其代理了。”指出这一现象极有价值。近年所见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的《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系煌煌史学巨制，大体基于多数未曾披露的书信和档案，从大历史的立场研究俾斯麦及其“皮夹子”布莱希罗德，特别突显了布莱希罗德作为犹太银行家的荣耀与失落。执彼例此，我相信胡雪岩们的历史意义还应看高一线，胡雪岩们及其相关的“制度外财政”问题，实在值得史学界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研讨。
不过，全书主题最重大、研讨也最深入者，还应数甲申易枢一篇。1884年，清军在越南对法作战溃败，原来举荐入越统帅的张佩纶成了首要的弹劾对象。盛昱因与张有交，不愿只针对他一人，遂连带弹劾以恭亲王、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不料慈禧借机罢黜全体军机大臣，为有清一代空前之举，是为“甲申易枢”。这事件无疑是一场政治地震，为当时人所瞩目，亦为掌故家所重视，而专业史家却缺乏研究。这一篇长文，似最能体现姜鸣在史料考掘上的功夫和文献解释上的能力，兼得学院派与掌故派之长。
关于易枢的发生，高阳在《同光大老》里断定：“孙毓汶是爱新觉罗王朝覆亡的罪魁祸首之一。所谓‘同光中兴’之局，结于此人之手。以醇（亲王）代恭（亲王），出于他的一手策划。”这一惊人的结论，主要依据是翁同龢日记里“济宁电线皆断，查无消息，闷闷”几句——孙毓汶是山东济宁人，高阳以为日记的“济宁”即暗指孙氏。而姜鸣检点报章史料，发现三日后《申报》恰有“闻济宁电局已饬洋匠出修，先于黄河两岸安设机器递报，故津沪电信已可通传矣”的报道，证明“济宁电线皆断”纯系实录，与孙毓济毫无关联，足以否定高阳的望文生义。这是体现其史料考掘功夫之例。
关于易枢后的人事，张佩纶藉隐语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是极关键的史料。姜鸣凭着对当时政局和人事的全面掌握，对此信的内涵作了详细分析，指出：“信中的僧，指李鸿藻；道，指恭亲王；神，指醇亲王；两画中，立本即唐代画家阎立本，指阎敬铭；僧繇即南朝画家张僧繇，指张之万；覃溪为清人翁方纲，指翁同龢；庵主，指李鸿章；张仙、五斗米教天师均为张佩纶自谓；阎罗似指阎敬铭。”其中李鸿藻、恭亲王、翁同龢是原任军机大臣，醇亲王是新的政治核心，阎敬铭、张之万则是新任军机大臣。这则是体现其文献解释能力之例。
桑兵曾有一个看法，以为比起治古史，治晚近史的难度“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即举这类需要破译的史料为例，以为“今典与古典并用，方能破解”（《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其言虽属夸大，但要解读此类隐语，确需要对历史背景的熟悉，也需要对文史古典的理解，而姜鸣可谓入其樊篱了。
关于张佩纶隐语的具体解读，张晓川《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一文有独立的探讨，而且分析更为细致，可与姜鸣此著相参照。我个人觉得，姜、张两位的释读已探骊得珠，见其大旨，但细节尚可讨论。比如“不知佛以庵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他们都认为“佛”指慈禧，“庵主”指李鸿章，“彼法”之“法”指法国，意谓李鸿章在洋务练兵方面花费大量财力，却不能对付法国人。此解甚是，但稍嫌未达一间。我以为“慈航佛火”一语，不论指普渡众生而言，抑或指南海观音而言，都可落实到李鸿章操办海军一事。又如“僧”指李鸿藻，字面上未能作出解释，我以为是由于李氏字兰荪，号石孙，时人或以“李兰生”称之（见郭嵩焘日记，据《秋风宝剑孤臣泪》谈翁同龢日记一文），而“僧”（sēng）与“生”（shēng）的读音接近。还有末尾“阎罗难共处”的“阎罗”，姜鸣猜测指阎敬铭，张晓川猜测指阎敬铭或醇亲王；但信的上文已借“立本”、“神”指阎、醇两人，引自另拟隐语称之，实在不合情理。我猜想，“阎罗”可能指孙毓汶，他是山东人，而民间以山东泰山为阴曹地府所在，故可借阎罗王间接指代其人。在易枢后的军机处，孙是“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即见习军机大臣，也是重要角色，张佩纶若提到他也是很自然的吧。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关于李鸿章去世地点那篇。姜鸣过去信从历来诸家之说，以为李鸿章死于贤良寺，今据张佩纶致张人骏函及致李鸿章函的实寄封，确定李在北京有私宅在总布胡同，李实逝世于彼。表面上看，这完全是基于纸上的发现，可我们要明白，若非素来关注可名之曰“掌故地理”的问题，若非有了现场踏访的深刻印象（见《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联书店2006年版），其实是不容易在文献丛残中留意到这一细微记录的。因此，这一发现也得力于现场寻访的刺激，可算是现场寻访与文献考掘互证——一种特殊的“二重证据法”——的成绩。这一点，对于近现代的历史学和掌故学是有启发意义的，故特为表出之。
张佩纶致张人骏亲笔信
张佩纶寄李鸿章写有总部胡同地址的实寄封
对姜鸣新书的读后感就止于此。最后，还想谈几句书外的话。
对姜鸣稍有了解者，应该知道他并非学术体制内的人，而是商界高层。我因撰写《现代学林点将录》，颇注意学人的社会身份。在当今学界，姜鸣自是另类，但在海内外也非孤例。据我所知，有研究佛山社会经济史的罗一星，有研究藏书史的韦力，有研究温州文史的沈迦，有研究民国大学的张在军，都是商界中人。赫赫有名如沈志华，也是由商界转入学界的。域外者，也有研究明史的蓝德彰，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罗杰伟，更是多钱善贾的成功人士。陈寅恪曾说过：“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Iiving（谋生之正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二册第67页）这些话，陈自己实未能践行，而姜鸣们倒是无意间成就了。
姜鸣治近代史，有寻访的兴致，也有掌故的趣味，这跟他的非学院身份自是有关系的。这种与学界主流的歧异实甚可贵。据说罗素有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我以为做学问亦然，参差多态乃繁荣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