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寻踪》
韦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书院历史十分悠久，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教育之外，书院还承载着书籍流传、文明传承以及历史人物的出处命运等深厚的文化内涵。本书作者韦力用7年多时间寻访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遗迹，写下多篇文章，汇集而成本书，包括了北京金台书院、河北莲池书院、山西石芸轩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浙江万松书院、浙江紫阳书院、陕西正谊书院等共57座古代著名书院遗址的寻访札记。
《看叶闲语》
辛德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看（kān）叶，即古书的书衣。本书收录辛德勇先生所撰写的随笔性文章13篇，类似于写在书衣上的跋文。这种形式的文章看似随意写就，却往往能体现作者的触类旁通和见多识广。这也是“近思录”之辛神说书系列的第四种。
《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
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继《天公不语对枯棋》和《秋风宝剑孤臣泪》后，姜鸣撰写的晚清历史散文第三辑，收入十三篇文章。有浓墨重彩的长篇考证，揭示了“马嘉理事件”后清廷的外交失败，“甲申易枢”对甲午战败的潜在影响，以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在当时政坛中的沉浮，而这些事件恰好为之后的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也有角度新奇的小文，从胡雪岩的破产，到孙中山的伦敦绑架事件；从李鸿章最后生涯的居所，到张佩纶的爱情婚姻生活；从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的诗歌与影响，到一勺用来养生的牛肉羹——涉及晚清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重建另一种叙事》
杨念群著，新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常识”这个话题展开。“常识”可分多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观念会及时帮助人们处理面临的难题，这时“常识”就会有效主导行动方向。可是在历史观层面长期形成的某些刻板僵硬的看法，如果不经调适修正，也许会妨碍历史认知质量的提升，必须加以辨析。全书内容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型期间需要反省的若干议题。第二部分讨论如何处理明清以来直到五四前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双重并存的复杂势态，着重辨析一些被忽略或误解的观念，尝试激活其中潜在的认知能量。第三部分是访谈记录，主要围绕着近些年自己出版的一系列论著答疑辩难。作者长期提倡新史学，对于史学思维与史学方法有独到见解，期待由此能够解蔽，进而扩展读者的历史视野。
《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
陈正宏著，中华书局
《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史记》。但《史记》要读懂读通，需要一部既提纲挈领，又细致入微的导览书，不止讲《史记》故事，还应该有专业的分析与考辨，但同时也要文辞通俗，人人都看得懂。本书通过分析讲读《史记》五体中的“本纪”“表”“书”三体的内容、特色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寓意。
《过渡带：两淮地区早期社会进程》
徐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志在探讨从史前至春秋时期今苏皖两省淮北与江淮地区的社会进程，实现某个区域空间内的“通古今之变”。观察在区域社会之间不断靠拢、逐渐前移的统一趋势过程中，这片属于“南北过渡地带”、“东方沿海地区”及“夷域”的中间区域究竟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统一进程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两淮地区在早期中国时期不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它处在一个“之间”的位置。尽管这种“之间”的位置也有利于两淮对于不同地理文化形式的吸收和融合，但同时伴随的是，本区易受到周邻强势文化区域的干扰，从而在社会进程模式上呈现出一种“断裂的连续”特征。本区并不具备足够大的地理空间，地域的相对狭窄，空间竞争性强，使得此间文化的演进，相比于南北的环太湖、海岱与中原地区，难以在广阔的面和持久的度上赢得可观的表现。
《水浒寻宋》
虞云国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宋史学者虞云国继通俗讲史之《南宋行暮》《南渡君臣》后又一力作，他依托自己数十年宋史研究成果，娓娓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开掘《水浒传》中不曾被阅尽的世界，将小说复原为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37种名物及风俗规制，170余幅插图，全面还原了活色生香的宋朝生活，复现宋朝市民的衣食住行玩。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解玺璋著，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本书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包括陈洪绶、傅山、俞理初、黄宗羲、李贽、吕留良、严复、吕碧城、徐世昌等人。作者重点着笔于这些人物在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的个人经历和个人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
应俊豪著，浙江古籍出版社
巴黎和会时期的北洋外交，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与内外环境的影响，呈现出诡谲多变的面貌。本书透过公众舆论与外交的互动，观察巴黎和会时期北洋外交的各种现象。经由分析巴黎和会前后，“反日”舆论、和会外交战与政治斗争间的问题，归纳出北洋时期外交与舆论互动的两种模式，一是“内部战线”，即有心人士利用国内高涨的“反日”舆情，伺机藉由适当的外交事件，鼓动人心；其舆论攻击的目标，不尽然是对外的（日本），亦有对内指向国内的敌对势力。二是“外部战线”，即负责实际外交折冲的外交官员，为因应弱势外交困境，援引国内舆论力量，以为外交之助。这两种战线产生的动机虽然大不相同，但却殊途同归地促成了中国民族舆情的高涨。五四政治运动的发生，与往后更加激昂的学生运动与群众运动，似乎都在这外交与舆论的密切互动中，埋下了待发的因子。
《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
刘亚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聚焦于1949-1965年间的上海，围绕“青年工人” 这一群体展开。青工有文化、有热情、不保守，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新一代；他们也因技术水平较低、缺乏锻炼、成分复杂而成为亟待改造的群体。这种内在的矛盾性进一步强化了上海青工的透视镜意义，也使之成为工人中间摇摆的新生代。1949-1965年，中国共产党再造新工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塑造“新人”的历程。共产党人试图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塑造出一种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掌握了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既是工人又是知识分子的“工人知识分子”形态。从本质上说，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人”的革命。而如果站在人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工人的再造既是一种对人性的改造，也是对复杂人性的重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