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的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中按朝代划分的一个阶段，它在中国考古学学科领域中建立最迟，发展相对较晚。最初一般被称为宋元考古，后来时代上拓展为宋元明考古。2015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的专业委员会名称定为“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显示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这一学科领域关注时段的延伸。宋元明清考古学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以往曾经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取代考古学发现的讲法，但几十年来宋元明清考古学的新发现和学科的新发展做出了相反的回答，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文献史学不知道或难以究明的史实。
近年来，宋元明清考古学发展十分迅速，配合基本建设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涌现出越来越多重要发现，有计划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也逐步拓展，2019年依然延续了这一势头。
宋元明清考古学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是都城和地方城镇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2019年，辽上京宫城遗址继续开展考古发掘，清理出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其中一处是辽上京目前发现的最大体量的宫殿建筑。辽上京遗址的考古工作是一项有计划开展的主动性项目，通过数年精心规划并卓尔有效的工作，已经初步究明了辽上京的宫城规模与形制，并通过对城门、大型建筑和道路的勘探与发掘，明确了辽上京皇城的东向轴线以及辽金不同时期皇城的沿革，反映出辽金两代辽上京从都城变为地方城的历史变化。最近三年，还由国家文物局主导在辽上京遗址组织了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相信会对日趋占据更大比重和更显重要的城镇考古工作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辽上京城平面复原图
辽上京2019年发掘一号基址全景图
金中都城墙遗址2019年进行了局部的发掘工作，在西城墙外发现了护城河，西城墙和护城河之间还发现了排水沟遗迹。金中都遗址早年保存较好，1950年代尚可在宫殿区地表采集到黄绿釉琉璃建筑构件。以往金中都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上世纪6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勘察并发表了复原图纸。但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金中都遗址已被今天的北京城市建成区完全叠压，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勘测发掘已不可能，因此就需要见缝插针，不断积累资料。1990年即曾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对水关遗址进行了发掘并获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随后原址保护。2019年的考古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新起点，为进一步定位金中都城垣，了解其沿革积累了资料。但目前学术界对金中都城门与道路格局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未来在配合基本建设与抢救性发掘中尚需继续积累考古材料，力图解决关键的学术问题。近年来北京的城市发展特别是丽泽商务区的建设，已使金中都遗址保护和考古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
南宋临安城考古是另一项在古今重叠型城址中持续开展、不断积累的工作。2019年，“杭州市钱江新城古海塘遗址勘探发掘”和“杭州市上城区南宋德寿宫遗址考古发掘”获评2019浙江考古十大发现。德寿宫又称“北内”，以秦桧旧第扩建而成，先后成为高宗、孝宗两任太上皇及其皇后居所，名称历有变化，遗址十分重要。2019年的发掘是数次针对德寿宫遗址考古工作中揭露面积最大的一次，数年累计发掘六千余平方米，发掘者认为通过揭露的建筑组群及道路格局，已可大致判定其中轴线位置。确定德寿宫遗址的范围与布局，搞清其历史沿革，对于深入认识临安城和这一时期的城市史、建筑史和社会史，都将是极为重要的。钱塘江古海塘遗址的发掘，是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发现，也为杭州的古代城市发展和匠作营造技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德寿宫遗址考古现场
除了都城遗址，地方城址考古工作的开展日益增多，重要性也逐步凸显。2019年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继续发掘，自2015年以来已发现了自唐延续至明清的遗迹，发掘者将其分为城墙防御、民居街巷和开元寺寺庙建筑三个系统。其中，开元寺寺庙系统的揭露提示自唐以后开元寺的南部边界不断向北收缩。更重要的是城墙防御系统，发掘表明其修筑自晚唐始，五代对局部进行了扩建，北宋部分沿用，金元时期废弃，使用时期城墙两侧南高北低。这为研究正定城的古今格局变化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是为探讨正定城子城位置与范围提供了新的线索。目前看来，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尚需进一步工作。泉州2019年对南宋南外宗正司遗址及相关水池遗迹、宋元市舶司遗址等进行了发掘工作，限于条件，发掘面积尚较有限，未来工作值得关注。为配合雄安新区建设，2019年对河北省雄县鄚州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初步厘清鄚州城遗址可能为唐末五代、宋时期莫（鄚）州州、县治所。其他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尚多，如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址、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五代—宋代遗址、杭州市临安区衣锦城址的发掘等。宋以后的城镇多为古今重叠类型，在古今重叠型城镇遗址中开展考古工作限制条件多、工作难度大，需要不断积累，见缝插针，持之以恒地“拼七巧板”。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现场
近年来宋元明清考古学的另一个热点是高等级离宫或祠庙等类型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祠庙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等都曾先后荣获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太子城遗址目前已对遗址中路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露，2019年的发掘还出土了“修内司”款的陶建筑构件和铜坐龙，进一步确认了其作为金代离宫遗址的时代和属性。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是近年来的热点之一，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在内的土司遗产201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老司城遗址进一步开展了调查发掘工作，在四级台地上揭露出完整的建筑遗址，为进一步了解老司城格局、分区与沿革提供了线索。海龙屯遗址也在2019年调查确认了19处南宋时期的哨台遗址。此外，近年来川渝地区抗蒙元山城的考古工作也不断进展，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即获评2018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2019年范家堰遗址发掘工作继续推进，涪陵龟陵城、万州天生城、梁平赤牛城等也都进行了新的考古工作。
太子城遗址现场航拍照片
太子城遗址出土铜坐龙
2019年宋元明清时期最重要的陵墓考古工作是浙江绍兴宋六陵二号陵园遗址的考古发掘。二号陵园位于一号陵园东侧约120米，在遗址的正中心部位发掘出一座面阔五间的大殿基址，面积比此前发掘的一号陵园大殿大三倍多，营建规整。以往学术界对于南宋皇陵的研究由于考古工作的缺乏，多基于文献记载。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关陵区确认、分布及布局规律的认识必将不断深化。
宋六陵二号陵园考古发掘现场
宗教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宋元明清时期的宗教考古工作除舍利塔基地宫的综合研究外，其他方面的发现与研究以往相对比较滞后。近年来，西南地区的石窟寺调查工作有了较大的推进，陆续发表了不少调查成果。2019年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窟龛摩崖造像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值得关注。除石窟寺以外，近年地面寺院、宫观的考古工作也有了较多收获，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即获评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9年，佛教寺院的考古工作比较瞩目。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揭露了较为完整的南宋至明清时期寺院布局，揭示了寺院因地制宜的营建方式，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是近年来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宗教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比较重要的寺院考古工作还包括杭州圣果寺的调查与考古发掘，杭州临安吴越国光孝明因寺（宋净土禅寺）遗址发掘等。
手工业考古是宋元明清考古的重要组成方面，以陶瓷考古尤为重要。宋代制瓷手工业迅速发展，各窑口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2019年不少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继续发掘，清理出窑炉、房址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青瓷标本等。浙江黄岩沙埠竹家岭窑址发掘出1条长72米余的龙窑遗迹，保存完好、结构清晰，出土产品主要为青釉和酱釉两类，可分为三期，自北宋中晚期延续到南宋初期，青釉产品对探索越窑、龙泉窑等窑址间的文化与技术传播具有重要价值。浙江宁波奉化陈君庙山窑址发掘出2条龙窑等遗迹，产品时代主体集中在北宋早期，以青釉器为主。浙江武义溪里窑址发掘出1条龙窑等遗迹，清理了大量窑业堆积，出土了大量青瓷标本和窑具，有明显的龙泉窑特征，时代为元代中晚期。另一项备受瞩目的工作是“南海I号”南宋沉船的清理，该项工作自2013年启动，于2019年完成。清理出的遗物数量高达17万余件（套），其中以瓷器为大宗，近十六万件（套），此外还包括金银器、铜器、竹木漆器等。清理出的船体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重要的宋代船体标本。“南海I号”沉船显示了宋代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和海洋贸易的繁荣景象。
陈君庙山窑址发掘现场
陈君庙山窑址出土器物
2019年手工业考古工作中比较重要的还有江苏南京官窑山明代官窑遗址的发掘。自2016年以来共发现90多座窑址及相关窑业遗迹，发掘揭露了其中16座窑址和其他房址、砖坯晾晒场、排水系统等遗迹，出土大量带有“应天府”“上元县”等铭文的城砖，可以确认为明南京都城附近的一处官办窑场。
除此以外，比较重要的手工业考古发现还有安徽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的发掘，共清理了三个酿酒作坊遗存，包括蒸馏灶、制曲房、发酵池、水井等与酿酒有关的遗迹。三个酿酒作坊群遗址的时代自明代晚期沿至民国，为了解当时安徽地区的酿酒工艺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是迄今全国发掘面积最大的酿酒作坊群遗址。
可以看出，2019年宋元明清考古取得了不少重要发现与成绩，这些考古收获仍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地消化和研究。与此同时，在宋元明清考古工作中，多学科合作也更为广泛而紧密地展开；更多的科技考古和专门考古研究者，参与到考古发掘现场阶段的工作中，使得一些重要考古工作的现场发掘水平在精耕细作的田野考古前提下，有了更好的保障。不少考古发掘项目也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下展开，对于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保护和考古发掘后遗址的保护有了更多的关注。但也应该意识到，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工作大多仍是配合性或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项目，这在相当一个阶段内仍将是一线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何在所工作的区域展开预研究，使得考古发掘工作更加科学、考古收获与认识得以深化仍是需要不断求索的方向；在繁重的田野考古压力下，做好资料的整理与发表工作，也仍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值得欣喜的是，宋元明清考古领域的人才队务正在不断壮大，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其中；岁杪之时各考古单位的汇报中，也能够听到越来越多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项目。
最后附带说明的是，上文所涉材料，限于管见所及，又加之新材料尚未全面报道，恐挂一漏万，不贤识小，敬祈读者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