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局面，其疆域是由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组成，东北的契丹、奚、室韦和靺鞨，西北的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南的吐蕃、南诏等民族共同构成隋唐帝国集权统一的多样化。2019年的考古涉及的空间范围覆盖隋唐帝国强盛期的全部疆域，从帝国首都长安到边陲城镇，用考古学方法探索隋唐时期帝国政治架构、民族政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考古学角度来解读隋唐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的构成，以及交流互动。考古学转型的特征明显，从考古走进历史，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寻找物证的意识逐渐形成。随着考古学研究方法和视野的不断开拓，呈现出全面开花并且蔚为大观。
城址考古与研究
城市考古的思路和方法不断完善，城市考古理论呼之欲出。对于古代城址的认识，根据埋藏环境不同，从“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单一类型发展到与”荒野型城址“的双型并存现状。所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址，其考古发掘的思路与方法就相应不同。城址作为一种聚落，聚落的思维和方法是城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所必须具备的，除城址以外，与其相关的地形、河流、墓地等要素成为城址考古要关注的，所以对考古项目负责人的视野和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2019年度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专题研修班继续在内蒙古辽上京遗址进行，采取为期三个月的开放工地的高级研修方式，对考古项目负责人提出“七要”和“六个原则”，以提升我国城市考古工作整体水平。
隋唐时期的城市考古，整体呈现出中原城市考古平稳推进，周边城市考古新发现不断。长安城继续发掘东市遗址，发现道路、沟渠、作坊等遗迹，为准确定位东市，认识了解其整体形制、平面布局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唐东都洛阳城发掘郭城南墙的长夏门遗址，城门是过梁式结构，隋唐时为一门三道，北宋变为一门一道结构，为了解隋唐时期洛阳城路网格局、里坊分布，城市变迁提供相关资料。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经过五次考古发掘，终于弄清了其平面形制与分期，从隋至宋，应天门遗址可分三期，唐代高宗时期，出现双向三出阙，北宋时期的规模最大，三出阙的形制独特（《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宫城核心区南部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期）。成都、宁波、杭州等城址均有新发现，唐代益州城的“摩诃池”遗址，有池岸、步道、庭院、殿基、沟渠、水井、小型水池等，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皿和建筑构件，基本展现了池苑东岸一带的建筑格局面貌。宁波明州国城城墙（望京门段）考古发现晚唐筑城时的贮泥坑和炼泥遗迹。杭州发现唐宋衣锦城城墙、护城河及城内建筑遗址；杭州临安区还发现潘山吴越国、宋两组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遗址整体朝向西南，依山坡建造，南低北高。吴越国时期建筑遗迹，包括主殿基址和四周散水、东侧房址、水井及围墙墙基等（浙江考古公众号）。
唐长安城周边离宫的考古发掘，是2019年考古的一大亮点。唐华清宫朝元阁是唐华清宫主要建筑之一，是盛唐皇家依山而建的大型建筑，也是骊山上规模最大的建筑，始建于天宝二年（743年），曾供奉玄元皇帝（老子）、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等6位皇帝画像，玄宗朝除祭祀外也作为登高远望、郊游的休息之处。通过发掘，初步判断出唐代朝元阁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大型建筑，主体是高大的夯土台，坐北朝南，长方形，其东、西、北侧均有回廊。东西两侧回廊为台阶式。夯土台基顶上也有夯土建筑，台基西侧回廊以西还有附属夯土台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众号）。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对四号殿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隋、晚唐两期建筑遗迹。晚唐建筑系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殿堂建筑（中国考古公众号）。扬州城对蜀冈古城南城门进行考古发掘。泉州城也进行了考古掘，发现唐代建筑基址，开启泉州城考古的序幕。
黎阳仓是大运河重要的仓储遗址，考古发现仓城、仓窖等遗迹，仓城系依山而建，其东、西及北面均留有夯土筑成的仓城城墙遗迹，城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约300余米，有地下仓窖90余座。三年间共开挖探方、探沟46个，发掘总面积近28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仓城城墙夯土基础4处、壕沟4处、仓窖3座、漕运渠道1处，还清理了墓葬14座、灰沟6条、灰坑119个。对C6进行考古发掘，位于黎阳仓遗址中部偏西、仓窖群的西部，平面形状呈圆形，口大底小，地穴式仓储，开口东西向直径约为12米，深约3米，窖内周壁斜直向下内收，平底，仓底距地表5.30米。C6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的建置和储粮技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依据。C6内发现的粮食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农作物的种类和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6号仓窖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
新疆的城址考古在2019年收获颇丰，喀什的汗诺依古城、哈密的拉甫却克古城、北庭古城均取得重要收获。汗诺依古城平面方形，东墙、北墙中部保存有马面，城墙分早晚两期，周边发现窑址，推断可能是唐疏勒都督府所在地。拉甫却克古城分南北两部分，城墙、马面保存较好，在古城外还分布有佛寺仓储的遗址。城外还有墓地，规模大，墓葬具有典型中原汉式风格，斜坡墓道砖室墓是东部天山地区首次发现。
北庭故城2019年初步完成外城南门附近6号佛寺遗址和内城南墙疑似南门遗址的发掘。通过发掘可知，6号佛寺遗址和5号佛塔遗址时代主要为高昌回鹘时期，是北庭故城外城南门内一个规模较大的重要佛寺遗址（中国考古公众号）。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清理发掘出珍贵的纸文书、木牍633件（组）。确认这里为一处游弈所级机构驻地，新发现了孔雀河烽燧群一线的军事防线被称为“楼兰路”。文书主要为唐武周至开元年间，主要是军事文书，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如临河烽、马铺烽、沙堆烽、黑河铺、猪泉谷铺、榆林镇、通海镇、掩耳守捉、于术守捉、焉耆守捉、安西都护府等，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工作，对实证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地区对于中央政府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文物局公众号）。
辽宁塔山高句丽山城址遗址考古发掘，山城高据山顶，南临北沙河，山城四周城墙用土沿山脊筑成，周长约1000余米，东低西高，呈簸箕形。城东南设有城门。城址内出土的红褐色和灰色绳纹、布纹砖瓦及莲纹瓦当，是典型的高句丽遗物。
都城的考古学研究，稳步推进，以考古发掘材料为对象，阐释布局所反映的政治、礼仪等相关制度。三朝五门制度来自上古礼制，唐代使得这一制度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布局中出现较明显的恢复趋势。但后世历朝对之有不同程度的诠释，何岁利运用大量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分析、探讨唐大明宫三朝五门空间布局（何岁利《唐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9年第5期）。曲安京、陈镱文根据考古发掘的圜丘数据复原唐长安城的圜丘天文模型，认为考古发掘的圜丘遗址可能不是根据隋辛彦之的设计建造（曲安京、陈镱文《唐长安城圜丘的天文意义》，《考古》2019年第8期）。韩建华认为武周时期洛阳明堂遗址的八角形平面，是中国古代明堂亚形平面的变体，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完成了武则天两次身份的转换，成为武则天重要的政治舞台（韩建华《唐东都洛阳武则天明堂初探》，《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
墓葬的考古与研究
考古学进入转型期，历史时期考古在解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文物局有意识地组织实施“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梳理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脉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考古中国”公布了4项重大考古成果，分别为甘肃天祝岔山村墓葬、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以及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这4个遗迹的年代集中于公元7—8世纪，反映出大唐与西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提供很好的例证和证据，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升文化自信提供教材（国家文物局公众号）。
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结构
热水墓葬被盗文物
热水墓葬祭祀建筑北墙及门道
热水墓葬殉马坑
热水墓葬羊肩胛骨
热水墓葬茔墙、回廊
甘肃天祝岔山村墓葬，是目前国内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吐谷浑墓葬，墓葬为单室砖室墓，由封土、墓道及壁龛、封门、照墙、甬道和墓室等组成。根据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于“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墓志载慕容智系拔勤豆可汗、青海国王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葬于大可汗陵”。在该墓东北约15公里的青咀湾和喇嘛湾一带曾发掘了慕容曦光及唐弘化公主、金城县主、青海国王慕容忠等吐谷浑王族墓葬。墓葬出土大量金银器、漆木器、革制和丝麻织品、彩绘陶等，充分展现了吐谷浑王族丧葬制度和习俗，对研究吐谷浑王族谱系，了解吐谷浑政权发展历史、唐王朝与吐谷浑政治军事关系，以及丝绸之路民族关系史、物质文化史具有重要价值。
武威天祝村吐谷浑墓墓室
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首次发现完整的墓园建筑。墓园建筑由茔墙、封土、回廊和祭祀建筑组成。茔墙石砌，平面方形，北墙有保存较好的木质门构；封土呈覆斗形，四周被泥坯围砌，平面呈方形；祭祀建筑位于墓园东北，石砌，由照壁和一大一小两座房址组成，房址均保存有门构遗存，大房址内发现羊肩胛骨、斜插入地面的方木等与祭祀相关的遗存。墓葬规模大，墓园结构完整，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所发现的高规格陵墓当中，保存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的一座墓葬，刷新了对热水墓群的认知。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发现罕见的绘制精美的壁画，装饰形式和绘画技法带有浓郁的中原风格，内容则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对探讨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状况具有重大价值。墓葬暗格中发现保存完好的鎏金王冠和镶嵌绿松石金杯，推测墓主是唐吐蕃王室成员，为了解唐吐蕃在该地行政与军事建制情况提供了线索。
乌兰泉沟一号墓壁画
青海都兰哈日赛墓地发掘遗迹19处，其中墓葬7座，烧祭遗迹9处，殉牲坑2座、堆石遗迹1处。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主要有陶器、丝织品、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漆器、木器、珠饰、绿松石器等共120余件。墓葬的形制、葬俗及随葬品反映了多元的文化因素（青海考古微信公众号）。
唐驸马都尉薛绍墓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龛的双室砖券墓，坐北朝南，南北水平全长34.68米，深11.11米，由封土、斜坡墓道、4个天井、4个过洞、6个壁龛、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等部分组成，共出土各类陶俑、陶动物100余件。墓葬形制是唐代神龙模式开启的最早墓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众号）。
薛绍墓
薛绍墓墓志
薛绍墓石棺床
2019年度，全国各地发表的隋唐时期一般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简报、报道数量巨大，发现较多。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6期），山西的赫连山、赫连简墓（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5期），山西太原一电厂唐墓、陕西西安灞桥新筑兰家村唐墓等。
墓葬研究以墓葬形制、壁画、随葬器物为对象，韩金秋对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的墓葬形制、仿木构和椁室、壁画等进行分析，认为其形制是河北中北部中晚唐圆形砖室墓的规制，水墨山水画、斜拱、折枝花、服饰等均首次发现，填补空白，形帽独特的椁室源于对方形覆钵式塔的仿造（韩金秋：《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浅识》，《文物》2019年第6期）。王炜等对赫连山、赫连简墓壁画的绘制、描润与配置进行分析，提出壁画墓的太原模式，壁画配置与墓葬平面形制、棺床位置等关系密切。壁画是按照墓葬的南北中轴线，以东西对称的方式进行配置。这种模式从武周的万岁登封元年，持续到开元十五年，是区别与京畿的地方模式（王炜等《赫连山、赫连简墓壁画的绘制、描润与配置———兼谈唐代壁画墓的“太原模式”》，《文物》2019年第8期）。郑岩对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的绘制过程进行分析，根据韩休墓壁画中画面的多处修改痕迹，对乐舞图的绘制过程进行还原（郑岩《试析唐代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的绘制过程》，《文物》2019年第1期）。徐斐宏对洛阳唐初黄釉俑进行了考察，明确此类陶俑产自洛阳，并论证其与安阳隋代瓷俑联系密切。进而以黄釉俑为切入点，指出洛阳唐初墓葬在随葬品与形制方面均可见对北齐以来关东地区墓葬文化的继承，且这一现象可能与唐初人口流动有一定关系（徐斐宏《洛阳唐初黄釉俑试探——兼论洛阳唐初墓葬文化之渊源》，《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
田有前对唐代关中的祖陵永康陵和兴宁陵的神道石刻进行分析，认为神道石刻可分为两组，一组是独角兽和石狮；另一组石柱、石马和石人，两组神道石刻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其中独角兽和石狮可能设置于唐初武德时期，而石柱、石马和石人则可能晚至玄宗时期（《关中唐祖陵神道石刻的年代》，《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5期）。
宗教考古与研究
宗教考古以佛教考古为主，寺院遗址及石窟寺考古、佛教造像考古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部分，研究涉及造像艺术风格以及佛教思想传播等方面。2019年石窟寺考古，公布了常青对陕西旬邑马家河唐代石窟初步调查的结果，马家河石窟是唐代唐安地区少有的中心柱窟群，包括一大窟和数座小窟，从开凿年代、造像题材、建筑形制进行初步研究（常青《陕西旬邑马家河唐代石窟初步调查与研究》，《文物》2019年第2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公布了河北定州2015年出土北朝隋唐白石造像资料，介绍了出土于定州开元寺、静志寺出土的白石造像中8件有纪年造像、7件北齐至隋特征造像，以期提供年代标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河北定州2015年出土北朝、隋唐白石造像》，《文物》2019年第9期）。陈悦新对河北出土北朝隋唐石刻造像的佛衣类型进行研究，佛衣类型可分为覆肩袒右式、上衣搭肘式、露胸通肩式、通肩式、中衣搭肘式五型，可分为四期，作者认为河北出土石刻造像中的覆肩袒右式和上衣搭肘式佛衣，受到北朝文化中心平城与洛阳的影响，露胸通肩式和通肩式佛衣受到南朝文化中心建康的影响，而中衣搭肘式佛衣，则是6世纪邺城作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时，所创制的独特的佛衣样式，其影响波及北朝后期东、西两地，唐代成为流行的佛衣类型，历经辽宋金直至明代，在汉地绵延千余年（陈悦新《河北出土北朝隋唐石刻造像的佛衣类型》，《文物》2019年第4期）。四川大学、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调查了宴石山宗教遗存，包括摩崖造像、宴石寺、紫阳观等，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包括摩崖造像的样式、年代及渊源，推断宴石山摩崖造像开凿于初唐晚期至盛唐之间，博白宴石山地处从廉州至桂州的水路交通要道上，其摩崖造像的渊源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四川大学历史学院等《广西博白宴石山宗教遗存调查简报》，《文物》2019年第9期）。
祆教入华后，政府未限制其信仰形态，来华的粟特胡人及其后裔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如何改造自己的习俗以适应中国文化。沈睿文利用考古发现的虞弘、安伽、史君、康业等粟特裔贵族墓葬资料，对中古中国粟特裔石葬具及其图像的研究，作者依凭对中古中国墓葬制度的理解，对中古中国粟特裔的葬制、葬俗和宗教信仰重做考量，并从他们所使用的墓葬形态塑造他们在中古中国生态的诸方面（《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上海古籍出版，2019年10月）。
仝涛根据青海吐蕃时期大量墓葬出土具有佛教因素的器物，有的器物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像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仝涛《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杨效俊认为莫高窟第332窟是武周时期新出现的“原创性”洞窟，其建筑与图像程序为从佛祖寂灭到佛法永恒，其主题是武周时期兴盛的佛舍利崇拜，是在长安佛舍利崇拜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敦煌地区独特的佛舍利崇拜形式（杨效俊《武周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佛舍利崇拜—以莫高窟第332窟为中心》，《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
丝绸之路以及中外交流考古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道”、“楼兰路”等考古工作服务国家大局，是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解，为中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等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使考古工作真正发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以丝绸之路为依托，葛承雍对青海都兰出土的银腰带进行解读，这种奢侈品的流通，是文化交流的见证，是丝绸之路南路“青海段”的物证（葛承雍：《金腰带与银腰带》，《文物》2019年第1期）。
碑刻、墓志的考古与研究
碑刻、墓志研究向来受到古史研究者的青睐。随着科学考古发掘墓志的出土和刊布，墓志刊布呈现出新的样态，考古工作者整理出版的墓志，带有考古的明显特征，不仅关注志盖与墓志的质地、尺寸、形制、纹饰、字数、字体等信息，还关注墓志出土的墓葬形制与规模、随葬器物的种类与组合、墓志的出土位置、保存状况等。墓志的来源，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墓志获取途径牵扯现代学术伦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问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是继《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石刻文献著作。这部书收集了从前秦至宋元墓志三百五十九方，其中唐代一百零九方，有将近八成是首次公布，为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此书所收墓志，都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正式立项有计划地考古挖掘出土的。在此书中，除了彩图、拓本、录文以外，还详细记载了墓志出土状况和其他随葬品的情况等，使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的出土墓志研究，要放在墓葬考古发掘的资料环境中做整体的考虑。研读墓志也对理解考古发掘材料裨益颇深，读懂墓志往往是研究考古发掘资料的前提和基础。深入分析墓志出土的墓葬背景和考古迹象，与玩味墓志行文的微妙变化同样令人入迷，如果两者能够有效结合，将产生几何量级的信息收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
2019年12月25日，《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庐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引起社会、学界特别的关注，“日本国朝臣备书”是引起学界最关注和争议最多的讨论点（文物出版社，2019年12月、中古史研究资讯公众号）。
赵占锐研读了唐沙州敦煌县令宋素墓志，墓主为唐显庆年间（656-661年）沙州敦煌县令宋素与夫人王氏。该墓志记载了宋素生平经历、家族谱系、宅葬地等内容，可补史传之阙。为唐廷在沙州敦煌一地遣官的研究，隋至初唐时期基层文官科举入仕、辞官、又任官等升迁过程的探索以及唐代洛阳和华州华阴县的史地考察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
陈旭鹏、杨金钊《<唐故法云寺律大德韩上座墓志>考释》认为墓主韩上座明诠为韩择木长子韩秀实之长女，法云寺是唐长安城内官方尼寺，能担当其管理重任的僧尼不仅要是佛门高僧大德，亦必是世家名门之后（陈旭鹏《<唐故法云寺律大德韩上座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2期）。
手工业考古与研究
2019年隋唐手工业考古主要以瓷窑址的发现为主，集中在浙江黄岩沙埠青瓷窑址（群），该窑址群现有七处窑址保护点，分别是竹家岭窑址、凤凰山窑址、下山头窑址、窑坦窑址、金家岙堂窑址、下余窑址和瓦瓷窑窑址。整个沙埠窑址群遗物堆积丰富，窑场总面积约达7万平方米。各窑址年代约为晚唐至北宋时期。竹家岭窑址是沙埠青瓷窑址群内面积最大、遗物最丰富的窑址，窑址地表上堆积有大量窑具和瓷器残片。窑址点所见器物种类以青瓷为主，另有少量酱釉产品。青瓷产品种类丰富，可辨器形有碗、壶、罐、盘、盆为主，及各式杯、茶托、灯盏、粉盒、水盂、瓶、洗等。酱釉产品可辨器形有盒、碗、盏等（浙江考古公众号）。
手工业考古研究在传统研究领域继续对出土遗物的产地、来源地等问题深入研究，随着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介入，能够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广阔的视野和多样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和阐释成为主流，开展综合性成为可能。
学术交流与专著出版
2019年度学术交流呈现出繁荣和加速的景象。形式与主题多样是该年度考古学学术交流的主题词，各种讲座、会议、沙龙的举办频次急剧增多，学术交流在各自领域的不同维度上突飞猛进。“碰撞”、“磨合”成为历史时期考古学与相关学科进行交流的热点词汇，历史学与考古学有意识地进行交流成为一股潮流。在学科繁荣的情况下，出版了一批考古专著，有考古报告、会议论文集、个人文集（《花树摇曳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19年1月；《中北亚城市文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俄]列昂尼德·R.科兹拉索夫著；薛樵风成一农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7月;《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吐鲁番市文物局 吐鲁番学研究院 吐鲁番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19年7月）。
总结2019年度隋唐考古，有以下特点：考古新发现不断，实现了新突破；公共考古关注度日益提高；多学科合作蔚然成风；学术交流与研究活跃，出版发行了一批学术专著。但同样要看到，2019年度隋唐考古在某些方面缺少顶层设计，碎片化研究特征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