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吴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出版，243页，37元
2011年，吴真博士在东京高圆寺旧书集市上以一百日元（人民币六元）的白菜价，不，白送价，淘得沈从文《边城》1934年初版本。软精装带护封。消息传回中国，别人我不知道，本人是嫉妒得整宿睡不着觉，认真琢磨过有没有机会去她家时南蛮入侵顺手牵羊，主要还是觉得冤枉：你说你一个研究道教和日本文化的博士，跟我们现代文学的抢什么沈从文哪？
不过，看到《在东京的边城，偶遇〈边城〉》，才读出了“高圆寺淘《边城》”的另外一重含义：它不仅是旧书集市“捡漏”那么得瑟的拉仇恨，也不单是中文书的海外流传那么轻飘的感慨，这本《边城》，见证着东京城市文化史的变迁，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偶然与注定。
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高圆寺是东京地价最便宜的荒野，吸引了大批失去住所的文人，从川端康成到井伏鳟二、寺山修司，昭和文学的开场，伴随着中央线沿线的开发。2018年我在东京访学，去过两次高圆寺，都是为了“古本书市”。那里至今仍谈不上繁华，却像塞纳河的左岸一样，印遍了文人墨客的足迹。吴真淘得《边城》的那种半年一度古本大祭的日子，从中央线南口拐入对面窄小的街道，时时会撞见提着大捆小捆旧书的眼镜男，这种景象与游客追寻的繁华东京格格不入，也很难让人相信是在旧书店不断倒闭的2018年。遥想数十年前，热爱中国文学的《边城》日译者松枝茂夫、风魔全球布尔乔亚的村上春树，都曾经这样在高圆寺的老街上走过吧。
而《边城》在日本的流播，与周作人的大力推荐分不开，也与冈崎俊夫、松枝茂夫的评骘译介息息相关。湘西小城的动人风韵，就这样慢慢融入日本文学青年的中国想象之中。
左为1938年改造社出版的松枝茂夫译本《边城》，中为吴真在东京高圆寺以一百日元所购1934年《边城》初版精装本，右为1938年的第三版平装本《边城》。
《在东京的边城，偶遇〈边城〉》篇幅很短，不过十一页，五千多字，但里面的信息量相当大，文学、历史、城市三者并置融合，如果读者能勘看实地，当更有所悟。这一评价，也可以移用于吴真博士《勘破狐狸窗》一书，全书不到十五万字，但涉及中日文化“互看”的层面之多、材料之富、用功之深，在遮天蔽日的“知日”读物中，仍能顽强地显出它的矫矫不群。
书分两辑，上辑“人事”六篇文章中，“中国看日本”三篇，“日本看中国”两篇，“风月同天”一篇，即《“甘党”夏目漱石与周作人的羊羮》，这篇属于小考证，出发点是中日“甘党”各出一位文学大家，文豪味觉与常人无殊，但追觅同物同味，是钦慕人物，还是爱屋及乌，就难说清楚了。1957年，夏目漱石墓木早拱，周作人于枯苦生涯中，犹自念想东京的羊羮，心中所思，与舌上所忆究否相同，不得而知。文章落脚于藤村羊羮的消亡与“职人文化的纯粹”，看似散漫，却分轻了历史沉重的感喟，像是羊羮最好是配苦茶，甘口苦口之间，才是世事本来的况味。
风靡江户人的老字号——藤村羊羹，2007年尚有零星出售羊羹，2011年之后彻底歇业。
我自己读来最亲切的，当然是《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文中主角杨芾，正是我的高祖，他逛博览会的记载，也见于我整理的《扶桑十旬记》。吴真博士也曾在阅读邻居《扶桑十旬记》读书会上讲过文章大义。正如上文所述，她敏锐地抓住了历史、社会与城市的交叉点，从上野博览会入手分析杨芾游记，显然是有备而来，“六经注我”。也是受吴真的启发，我2018年探访杨芾游迹，特别留意1907年博览会材料，自博览会而劝业场，明治末年东京生活历历如绘，而关注民生，于博览会用意“非徒炫华丽、广商业，且藉以开民智，俾之增见闻也”“颇会于心”，也正是杨芾考察日本，与或敷衍公差，或专精实业的晚清官绅考察大相径庭之处。这种差异，对于今日之初识异域，仍有提示作用：不可流于个人琐碎，亦不可遽言整体特征，而是入而能出，胸中有自家问题，才能借镜异邦。许多留学生白白留学经年，其实是不了解他者，也不解自身之故。
《一份申请失败的日本民俗调查计划》写钟敬文日本游学故事，最见出材料工夫，以钟敬文一人之留学生涯为线索，串连起“中国作家在日本”的大背景，又让人看见钟敬文在日时学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实是史家眼光。而《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当日在《读书》首发，即已惊艳四座，它为鲁迅研究界早已议论再四的“鲁迅与藤野”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新的材料。正如文化研究常提的法则：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可能更重要，所谓“缺席的在场”。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与被鲁迅书写并放大的藤野先生，背景之差异，为人之不同，一经并列比较，不仅“鲁迅的留日心态”，得到了更好的印证与阐发，于当年日本议会“为何留日者皆仇日”的天问，也提供了更切近的理解。
藤野先生故居客厅正中悬挂《孝经》挂轴，右边大衣即藤野先生出诊时所穿外套。
《日本最早的中国道观实地调查》《1928年常盘大定的广东佛寺调查》则是“日本看中国”的示例。相较之下，中国学者要去理解日人之眼光手段，比理解“中国看日本”更为艰难。好在此是吴真的“正业”宗教民俗研究。这方面学识，非我所能置喙，只好“她说什么我信什么”。
下辑“书事”七篇，统而言之，比上辑要更“紧”一点。我指的是作者的内在情绪。因此这一辑的主题，概括一下，无不关于中日两国的“文献争夺战”。三菱岩崎家、文求堂、皕宋楼、嘉业堂、文奎堂，这些名字，稍知近代旧书业的人，决不会没听说过。而中国古籍的东传与回流，更是种种相关学科近代的起点。从黎庶昌、杨守敬，到郑振铎、朱世明、王世襄，几代学人付出的努力，均可歌可泣，于故宫文物南迁之壮举，未遑多让。日本学者在这种往复争夺的过程中，与中国学人或合作，或疏离，或为敌，不一而足，种种惊险情节，拍成影视剧也一定好看。而国运与文运之升转离合，更令人感慨。长泽规矩也敢于面对中方代表说出“（这些古籍）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话，一定早就化为灰烬了，你们大概应该感谢我们吧！”这样的话，身为中国后辈学人读到，一定也会像吴真一样，为古籍的艰辛命途与前辈的坚卓努力“捏一把汗”，于眼花缭乱之中体味无比矛盾的心情。
1943年，北平旧书店文奎堂寄到东京的邮包。仁井田陞将这些邮包的包裹皮、购书明细都贴在所购书籍的封底。
吴真在《自序》中解题曰：“狐狸窗，是日本民间流传至今的一种手诀……狐狸窗，不仅是勘破妖怪‘正使’（原形）的透视镜，也是一部时光倒读机。搭上狐狸窗回望过去，据说可以看到历史场景、记忆场面的一幕幕重现。当然，我还希望借助这扇狐狸窗，看破那些被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影影绰绰的‘附魅’（enchanted）之物。”吴真搭的这扇狐狸窗，只有八根手指（十四篇小文），于沧海巨澜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当然只是管中窥豹，但一旦给了读者“去魅”的提示，有心人自可破除虚妄，求寻新知。这样，也就不负吴真博士十年异域求索之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