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杨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9月第一版，401页，49.50元
张文宏医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会在差旅途中读一些和自己专业相关的文学作品，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很有兴趣了解一下，张大夫是怎么看待书中提到的霍乱疫情的应对举措的。在小说的最后，男主人公和船长合谋出了一个鬼点子，以轮船故障为由让所有乘客下船，然后在船上升起黄旗——按当地惯例，这个信号的意思是该船发生了瘟疫，处于自我隔离状态，这样一来，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就能不受打搅地在他们的爱之船上享受战胜了时间和空间的纯美浓情了。我估计张大夫是不会认可这种为了满足小资爱情而伪造疫情的做法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张大夫可能会对小说的另一个人物更感兴趣——女主人公的丈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
乌尔比诺医生是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生得伟大，死得虽不算光荣，还是享受了伟人式的厚葬，不仅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发来唁电，城中百姓也纷纷上街为他送葬。他最为人称道的贡献，就是青年时代在法国完成学业，回到他出生成长的那座加勒比海滨古城后，“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小说有专门的一个章节详述他这项丰功伟绩。
如果我们把乌尔比诺医生抗击霍乱疫情的经历当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从结构上说，这算是一个为父复仇记。父亲为邪恶势力所害，儿子在悲愤中苦练武功——当然也免不了时不时享受一下声色犬马，年轻人嘛——然后学成归来，子承父业，打败了杀父仇人，并且与心上人终成眷属，事业爱情双丰收，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迪斯尼电影《狮子王》和港剧《大时代》的故事套路，在这个“乌尔比诺医生抗疫记”中也一样，只不过杀父仇人不是人，而是霍乱弧菌。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父亲马克·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是霍乱肆虐时代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他凭借医生身份的权威领导了抗疫之战，英勇投入前线，不幸感染上霍乱，然后又采取了自我隔离的悲壮之举，最后跟其他病死者一起被混葬在公共墓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在多年后翻看当时的记录，发现“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为父报仇，在同样的敌人面前，儿子自然应当做得更出色。
时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八岁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在巴黎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医学教育，带着乡愁归来。他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与其说是医术，不如说是科学——也就是说，“赛先生”。要战胜一种杀伤范围巨大的传染病，并且是彻底地战胜它，光靠临床医术是不行的。传染病的流行和当地人的卫生习惯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些糟糕的习惯又往往被笼罩在迷信、神话、偏见的外衣下，要破除这些东西，必须请出赛先生。他的父亲更多是靠着一种中世纪骑士式的献身精神与瘟疫作斗争的，而赛先生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中世纪的。
首先，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接管了父亲的诊所，把书柜里那些历史悠久的医学书替换成法国医学新一派的著作。这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史的规律就是新知识必然取代旧知识，科学的历史是不断否定前人的历史。接下来，他开始在医院里推行现代医学观念，在这家医院里，人们仍然相信把床的四条腿搁进四只装着水的罐子里，就能预防疾病爬上床来。他的努力遭到了同行的猜忌和嘲笑。再接下来，他开始关注城内的公共卫生状况：殖民时代西班牙人修建的污水沟必须填平，代之以封闭的下水管道，排水口应改设在偏远的垃圾场；贫民窟穷人露天大小便的习惯是爆发流行病的隐患，他在市政府开办强制学习班，教穷人自建厕所；人们用惯的石制净水器是培养各种有害微生物的温床，水中那些令人们心怀敬畏的“精灵”实为蚊子的幼虫，在他的推动下，城内修建了保证饮用水洁净的高架水渠；面朝海港、毗邻屠宰场的公共市场是脏乱差的集大成者，马尔克斯写得五光十色：“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要拿华南海鲜市场跟它比，怕是小巫见大巫了吧？乌尔比诺医生的想法是：第一，把屠宰场迁走，第二，重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经过多次碰壁后，他的想法最终部分地实现了。
在马尔克斯之前完成的著名作品《百年孤独》中，同样有关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如何为拉丁美洲所接受的书写，那些片段读起来往往令人忍俊不禁。比如，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看到现代机器造出的冰块，把它当成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再比如，马孔多的居民初识电影，看到一个大活人在一部电影里死了接着却在另一部电影里活过来变成了阿拉伯人，觉得受到了嘲弄，遂将电影院的座椅砸了个稀巴烂。在这里，马尔克斯笔下的同胞们、乡亲们接受的不是科学，而是器物，是现代科学结出的果实。这些果实的培育者、制造者是西方人，拉美人只能稀里糊涂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接受和消费这些东西。当现代科学的发明成果迅速地充斥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也迅速地适应了这些现代生活的器物时，他们的思维和观念却是进化缓慢的。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彻底地接受现代文明，从而成为现代人。马尔克斯是用一种冷面笑匠式的笔调对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做出批判的。相比之下，《霍乱时期的爱情》对同样主题的处理要显得更乐观一些，现代文明的进入从器物层面上升到了科学层面，于是切切实实地为身在百年孤独深渊中的人们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他不懈的社会活动中成了正能量的化身。
《霍乱时期的爱情》电影海报
乌尔比诺医生在关注城内公共卫生状况时，已经预见到霍乱的卷土重来，并且在专业应对策略上做好了准备。他在法国时曾师从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回国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回被学生请去诊断一个三天前抵达此地的“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他“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乌尔比诺医生对患者做了流行病学调查，说服当局发出警报，并强迫病人来此地时搭乘的客船进入隔离状态，然后当城内出现另一起确诊病例时，按照乌尔比诺医生制定的防控措施，该病例的家人被分别单独隔离起来，整个街区也被置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之下。往后，虽然仍有病例出现，但霍乱没有像以往那样演变到大爆发的地步。快到一年时，疫情基本已经得到了控制。乌尔比诺医生凭借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当局更稳固的信任，他当初提出的改善公共卫生状况的建议终于被采纳和执行。从此，霍乱虽然没有在该地区完全消失，但已经实现了“可防可控”。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带着胜利将军、成功男人的光环开始情场上的征服，经过一番苦战，再次大获成功。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乌尔比诺医生是完美无瑕的白马王子，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女主人公费尔明娜实在没有理由不接受他。我们的男主人公、苦恋费尔明娜的弗洛伦蒂诺这回算是遇上了最强大的情敌。从小说故事发展的逻辑来说，乌尔比诺医生的男神形象为小说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的可能性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乌尔比诺越是英雄伟岸、无可挑剔，弗洛伦蒂诺那偏执狂式的爱的阻力就越大。弗洛伦蒂诺越是不想放弃追求，他的爱情圣徒的形象就越为高大。伟大的抗疫英雄成全了更伟大的爱情英雄。
细读下去，我们发现，伟大的抗疫英雄在家庭生活中是个狗熊。在头脑守旧、思想专制的母亲、妹妹和不甘受传统礼教束缚、追求内心独立和自由的妻子之间，为了保持家庭的稳定，他更多迁就于前者，让自己回归到一个正统天主教徒、传统绅士的角色，于是，对我们的女主人公费尔明娜来说，婚姻生活成了永无出头之日的地狱苦刑。因此，费尔明娜在丈夫死后能梅开二度，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这样看来，乌尔比诺医生的身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悲剧性。一个出身名门的进步青年，能处理好祸害苍生的瘟疫，却处理不好婆媳关系；能医治广大同胞的身体，却拯救不了广大同胞的灵魂——他从法国带来的新思想为本地社会带来的变革仅止于医学卫生层面，在这座自始至终散发着中世纪气息的哥伦比亚古城里，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森严的社会等级、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歧视、腐朽的贞操观念变化甚微。我们可以在拉丁美洲思想史背景上来重新审视乌尔比诺医生这个小说人物。他的经历折射出实证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命运。实证主义起源于法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拉丁美洲受到热烈欢迎，因为实证主义有着科学理性的崇高面目，鼓吹“秩序与进步”，既能契合拉丁美洲财富增长、革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需求，又能维护稳定的社会结构，不像其他一些主义那样呼唤受压迫的人们操起生产工具去闹革命。正如威亚尔达在《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实证主义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既能够为现存权力结构提供合理性解释，又能够证明他们对改革模式的思想、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是正确的，而且还是普世的、进步的和必然的”。威亚尔达发现，实证主义强调知识分子和精英在推动进步、促进文明的过程当中的领导作用，与拉美思想继承的柏拉图式“哲人王”理念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实证主义与深植于拉丁美洲灵魂中的、强调秩序和等级制的天主教思想可以实现比较完美的对接。在留法精英乌尔比诺医生的身上，我们正可以或明或暗地看到实证主义的种种表现。他有科学权威的加持，能在社会面临卫生健康问题时成为独尊一方的领导者，政治当局尊重他、信赖他，甚至邀请他分享政治权力，只是他自觉地与权力保持距离。他头脑里有先进的思想，却不得不与本地强大的旧式思维相妥协，做一个恪守传统规范的天主徒，最终与讲究出身血统、爱荣誉胜于爱金钱的本地精英沆瀣一气，不可避免地重新成为本地统治阶级的一员。他拒绝参与政治，或者说是以消极的姿态对待政治，事实上成了传统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和不自觉的维护者。在爱情和婚姻方面，从诚意上来看，他也是不合格的。大概是为了惩罚他，相信革命也相信爱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开头就为他安排了一个有点儿滑稽意味的死亡，又在小说末尾赐予他的情场对手弗洛伦蒂诺以甜美的好运，仿佛是在暗示我们：唯有真爱，才能真正拯救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