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唐小兵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3月版，308页，49.00元
一
英国作家C. S. 刘易斯在1941年二战初期写了一本书叫《魔鬼书信集》，内容是一位资深大魔写信指导小魔如何使坏，其中第二十七封信叫“历史观点”。大魔说：人类历史藏有无穷智慧，如果人们都懂得去学习吸收，每一代人矫正前人的错误，那对魔鬼的事业是极大的障碍。不过大魔说，不用担心，现在很多人已不读历史，视历史为“瞎说”，只有极少数学者才会去研读历史，而且他们也快将被魔界搞定了，方法就是向他们灌输“历史观点”，让他们不去问史实的真假，而只看历史不同观点的影响和对手间的相互污蔑。感谢撒旦和“历史观点”，现在大学者与一个无知的修车工一样，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养份了。大魔说：魔界做不到永远瞒骗世人，吾等工作重点是要割断世人一代与一代之间的历史教训。
这段魔鬼告白正话反说的道出历史学习的重要，但刘易斯心中的魔界其实不算太邪恶。稍为假以时日，只要向同期的纳粹政权学习谎言说一千遍成为真理的方法，以及参考二战后小说家奥威尔撰写的《1984》所描述的大洋国“真理部”，大魔一定会大受启发，指令小魔做出终极方案，让魔界独家包办人类历史的撰写事业，只此一家，这样历史岂能不成为魔鬼随意打扮的玩偶？
是不是想起“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这句话俨然成了新一代聪明人的标配新史观之一，但其实它并不是胡适说的，而是后来攻击胡适者所任意拼凑杜撰出来、塞进胡适口中的。
在历史任人打扮的年代，假的不断被重复变成真的。在一切历史都被认为是当代史(聪明人新史观之二)的时候，历史轻易被宣传所绑架。一般人受虚假历史覆盖，犬儒的聪明人不再相信历史，功利的聪明人则意识形态先行的剪裁史实配合今尚。
这里出现一个悖论式的“当历史遇到强权”现象：因为上一代的史识断层，真相被屏蔽，历史才能任人打扮，古为当代任意滥用，方便了那一套成王败寇、舍我其谁史观的不断宣扬，操纵历史成了帝王术的组合部份，而且因为话语权的极端不对称，异见者人微言轻，妄议者动辄得咎，更有利强权定史观于一统。
破解只剩一条幽径：不服气的史家坚定带着当代问题意识，回头发掘真相，整合事件，还旧如旧，尊重事实，不回避禁忌，从而重新解释历史，破除成见，化解主旋律为多音多义，从意识形态中拯救历史，从细说历史中修正人们普遍的史识史观。
这可能才是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较好解读 (克罗齐说过历史是当代史家“脑中的颤动”) 。古代希腊史的学者保罗?卡特利奇也说过一切历史是当下的与个人的，以说明时人当下旨趣与历史研究分不开的关系。受克罗齐影响的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后来的E. H.卡尔以至海登?怀特，或也带有“过去思想在史家的心中重演”、“历史是史家与其史实之间不断的互动过程”、 “我们以选择未来同样的方式选择过去”等想法，但这些主張“活的过去”的历史哲学家並不赞同相对主义或任意打扮的虚无主义，而是要讲究“证据”、“历史的良知”、“同情地了解”的，就是要在严谨史料考证与新添入的实证基础上，据事实构图，依实证重现事件，仔细推敲古人思想动机。
这也符合唐代刘知几主张的史家三长。兼备史才、史学、史识，乃华文治史者的圭臬。考证史料、求索实相的史学，解读旧论与重构解释的史才，以史实证据更新史识从而修正史观，再以新史识新史观发掘添入史料、启发新解釋——史家当以此学统抗衡政统定史观于一尊的冲动。
二
中国的近现代史更是饱受强势史观与意识形态教条扭曲的一段历史，纠正并不容易，因为种种扭曲的历史论述仍充斥坊间，蔚然主流。虽然我们知道具有史家三长的学者仍在努力著述，但往往人找不到书，书找不到人，读者需要精准可靠的导航。
这本书名很巧妙的《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次极佳的导航。作者唐小兵于2003年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当研究生，取得硕士、博士后留校任教并为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左翼文化与20世纪中国革命等。
学科训练使唐小兵博览群书，更让他确立了思想坐标，从而对书有了判断力。对爱读书的人而言，难得的是唐小兵笔耕不辍，一直以近乎虔诚却“有抵抗感”的严肃态度撰写书评，评介2003年至今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著作，兼及个别人文社科学人的新著，矢志“让书评写作形成共同的底线”。也就是说，看这本书评集，读者就可以找到这十数年间最该读的一些当代史著（包括回忆录）与思想性人文社科新书。
从书中可以看出唐小兵已具备思虑成熟的史识史观，既不人云亦云，亦不左摇右摆，读者不难读出作者自己作为史家的一些准则。唐小兵在书中说：“史家三才，而尤以史识最让人敬服”。在史观忿争的今天，我认为这本深入浅出的书评集，很能够帮助读者修正一些当代中国历史的史识，从而调整史观，即作者说的“书评除了评书，也同时应该提供知识文化上的增量。”换言之，这本书评集不仅止是书海中的向导，也能对国人僵化固执的史观障，起些“松绑”的作用。
三
唐小兵甚具推荐好书的底气。他评说：杨国强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无疑是最值得研读的著作”。然而他没有只褒不贬。对一位著名汉学家的名著，唐小兵点出“把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爱屋及乌而过于理想化、浪漫化都可能损害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与叙述”。对一位在国内名气颇大的学者的著作，他直斥是“几种主流话语之间玩闪转腾挪的‘太极’…‘修辞炼金术’。”
书评中不少引用也反映了唐小兵自己认同的治史态度。他说：“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应当避免为某种主观情绪所左右，把追寻真相作为自己的任务。追寻真相不等于一切都‘反着看’‘倒着看’，最后的判断只能是依据事实。” “本书的学术态度是：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坚实可靠的材料之上，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着重于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拒绝用某种既成框架来框定历史。”
他欣赏的是史家那种“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多有拨乱反正，对一些最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抱持开放心态而充分吸纳……对待当代中国史的那一份不愤恨、不偏激、不隐讳的史家态度。” “秉持的是一个中国政治研究者的适当的距离感与冷静…不会像国内大多数学者那样为了反对一个时代，而刻意美化另一个时代，或者为了肯定一个时代或者说合法化一个时代，而故意将另一个刚刚消逝的时代妖魔化。”
他对史学界的功利化不无微词。他以王汎森引述的王国维论评清末民初学界的一段文字：“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继而评论说：“对照今天中国动辄言中国学术主体性而格局日益狭隘的各界学人，以及汲汲于以学论政而终害学的知识界现象，则不得不感叹历史之轮回。”
他认为专业史家不妨拥有公共关怀：“接引具有公共关怀的专业学者来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议题，从而抬升公共论政的品质和‘观念的水位’，有效地促进学界与报界的沟通。这种交流自然是双赢的：让学界不被陈腐、自我循环的学院气息笼罩，也不被国家主义导向的政治意识所侵蚀，同时也让报界不停留在就事论事或者自我重复的模式化写作的低水位，让报界中人能够跟进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理论打碎还原为思想和洞见’，从而丰富公共舆论的层次和面相。”
他还断言：“评判一篇政论的好坏，往往不是其理论的繁简、常识的运用或者道德意识的高低，而是是否具有深刻的洞见、前瞻性来照亮我们的思维盲区和道德盲点。”
四
《一个人的阅读史》谈到了近50本书，大多是关于历史的，而时人最关心的中国历史，当数清史、民国史、共和国史。进路方面则五花八门，首先是政治史，其次是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商业史以至学术史。范围可以是全国的，也可以是国内的地方史、城市史、行业史、族群史、人物研究、回忆录，或跨国界的区域研究、文明间交通史。学科除中外史学外，至少还引进了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哲学与汉学。从这本书评集的一些重份量文章，细心读者也可以轻易整理出“知识分子史”的主题，足以况味当代史家不一样的史识与史观。试列举一、二如下：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诸种问题，或许在晚清的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中已埋下历史的伏笔。
史家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戊戌政变的历史遗产。
当19世纪中叶的那一代士大夫力倡‘自强’和‘富强’之日，这种促成了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观念在回应西潮中高亢急切而又单面独进，其守定的旨义里自始就没有留出足够的余地，以包纳与国家和民族联为一体的民本和民生，而后是‘富强’常常因四顾困厄而急切，又常常因急切而湮没二千年儒学一脉相承的民本主义和民生主义。遂使顾此失彼演为抵牾扞格。
近代知识分子的志士化，知识人与圣贤意态越离越远，与豪杰意态越趋越近，知识人以侠气点燃个人意志。
知识人的放言谠论即使可以轰动于一时，又如何可以取信于历史与良知？
自以为掌握了最终而且唯一的真理与真实，因此睥睨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傲视苍生，在预设了个己思想必然正确的前提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牵引事实（甚至是杜撰事实）来论证真理，即今人所谓「主题先行」式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这就容易导致「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勾稽和对证。
极容易让初尝‘一夜之间便可借舆论暴得大名’的知识人滋生幻觉，当知识人越来越明显地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缺少自主的理性，缺少立言的责任意识。
近代以降中国知识界是如何降志辱身而在精神、心态上逐步自我矮化的，救亡的努力最后所造就的恰恰是一个大写的被掏空的自我与个人。
五
从梁启超《新史学》反对“帝王将相之史” 起，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可说出现了四大变化，即“历史变短、空间变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 葛兆光语）。葛兆光在为《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写的序文中，曾解释他所说的“问题复杂”，就是指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方法的变化，五花八门，新说纷陈，史家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 与“历史”。 他更认为就史学而言，史观还是最重要的，所有大的争论都是在观念上的，书写历史的基本立场、观察角度、选择史料、书写技巧（即“寓褒贬于叙事”），都与史观密不可分。
不同的历史观点带出不同的历史新叙事，效果恰恰不是如《魔鬼书信集》中大魔所说的将会让世人得不到历史的养份，而是必然会消解任何唯我独尊的史观霸权。
这就涉及当代历史书写的两股相反拉力：学院内外严谨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研究水位已到了一个厚积待发、史观争鸣的阶段，问题是复杂的，观点是多样的，如若容许在公共领域发表以及展开对等讨论，将令世人眼界大开；可是主张公权力干预史学、归顺意识形态、收编史观成一尊的拉力从来也是铺天盖地的，至今还势头凶猛。
这两股拉力难免也体现在国史研究，特别是清史以降的近现代史。唐小兵这次择书评而成书，似有意识的做出一个尝试，以有限篇幅梳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众多史识，充当一次多样化的当代史观的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