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师友书札》，张瑞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182页，60.00元
一
2017年3月，“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其后又陆续在浙江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艺术馆巡展。在杭州展出时，笔者前往观瞻，虽是匆匆一瞥，却印象深刻，当天发朋友圈称：“总体数量甚夥，琳琅满目，未见朱彊村、张尔田手泽，殊觉可惜，夏承焘先生仅一札，亦美中不足，叶圣陶诸函颇耐玩味，其余周作人、俞平伯、陈寅恪、钱锺书等各有可观。”（2017年5月26日）当时就琢磨着这些书札若能早日整理出版，就更餍惬于人心了，相信这也是诸多读者和学者不约而同、不言而喻的想法。果然天遂人愿，策展人兼主事者所编《龙榆生师友书札》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作为“蠹鱼文丛”之一种，于去年8月隆重推出。穷日之力，拜读一过，诚所谓“书当快意读易尽”也。
该书共收二十六位近现代人物致龙榆生（1902-1966）的八十二通书札（包括诗札、词札）。作者中有清末民初诗坛耆宿陈三立（1853-1937），也有马一浮（1883-1967）、谢无量（1884-1964）等学界前辈，还有叶恭绰（1881-1968）、吕碧城（1883-1943）、夏承焘（1900-1986）等词学同道，又有陈寅恪（1890-1969）、钱锺书（1910-1998）等学术大家，更有黄宾虹（1865-1955）、沈尹默（1883-1971）、吴湖帆（1894-1986）、徐悲鸿（1895-1953）、刘海粟（1896-1994）、丰子恺（1898-1975）、沙孟海（1900-1992）、钱君匋（1907-1998）、赵朴初（1907-2000）等书画篆刻艺术巨匠，同时也不乏郭沫若（1892-1978）、叶圣陶（1894-1988）等新中国成立后位居政要的文人学者。尺素风雅，可见一斑。而编者先列书札释文，附以影印原件，既存原貌，又便对读，加上装帧素朴大方，更令人赏心悦目。惟各次“字响调远”展览中的书札并未尽数收入（如上海展报道有陈毅手札），朱祖谋、章太炎、张尔田、梅兰芳赠龙榆生照片及龙氏手稿（杭州展所见）亦未附录书后，此又“客有可人期不来”也。
二
回顾当代龙榆生研究的学术史，不能绕过张晖（1977-2013）的筚路蓝缕之作《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龙谱》），其主编的《忍寒庐学记：龙榆生的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也是相关研究的基本文献。龙氏功臣，洵非虚誉。就龙榆生师友往来书札整理与研究而言，张晖在《龙谱》中披露、提示者不下一百六十通，限于体例等原因，大多书札出现于脚注中，且仅有录文，未见图版。此外，他还有《陈寅恪与龙榆生的诗函往来》《张东荪论词手札》《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一：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二：陈三立的佚函》《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三：俞平伯佚函（残稿）》等专文论述，后收入《朝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又张寿平辑释、林玫仪校读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别编：树新义室（按：黄永年先生斋名）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由台北“中研院”文哲所先后于2005年、2018年编印问世，两书共收龙榆生师友七十九人约三百通书札，涉及广泛，内容丰富，堪称近现代词学史与学术史文献宝库。惟体例上重在系年考证、本事疏解，而未有释文。
龙榆生生前极为重视文献保存，对书札也情有独钟。他主编的《词学季刊》从1933年4月创刊号起就设有“通讯”专栏，有意识地揭载论词书札，成为该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后来的《同声月刊》也延续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辑录了大量的词学文献资料。1937年，龙氏选注《曾国藩家书选》《古今名人书牍选》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939年，选注《苏黄尺牍选》又在同社出版。虽是普及读本性质，但书前皆有其精心结撰长篇导言，对书信的名称、源流、功能、价值及编选缘起、旨趣和目的等均作了分疏说明（此三书近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简体横排本，读者自可参看）。
1945年，龙榆生函招门生张寿平、黄永年安排措置箧中藏书事宜。张寿平陪同龙氏长女顺宜至沪上对旧藏书籍重行分类装箱，并与书商来清阁接洽交易，竣事后又将词人手札与词刊资料携回南京。黄永年则在南京协助业师整理图书及稿件、信札等。1946年起张寿平赴台湾任教。1956年，执教上海交通大学的黄永年随校内迁西安，龙榆生有检赠书札之举。至1964年，龙榆生立遗嘱《预告诸儿女》，希望“朋好书札”“他日由厦材（按：龙氏长子）运京，暂交留京诸女保存，俟至相当时期，或商请吾门人黄永年（现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张珍怀（现任上海市二女中语文教研组主任）及青壮年知友富寿荪（现任中华书局编辑）、黄任轲（现任安徽六安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张瀛（现任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诸同志试为整理”，又说“凡此诸物，皆卖不值钱，而有文史参考价值，亦吾苦心所托，勿予轻弃”。因心脏病加剧，龙氏董理家藏词籍，撰写题跋，分赠上海音乐学院、浙江图书馆、杭州大学文学研究会等文教机构，俾能保存久远。其中亦有部分书札，如1966年作《钱塘张孟劬（尔田）遗稿跋尾》《书彊村遗札后》二跋（收在《龙榆生全集》第九卷），可知将朱祖谋、张尔田书札捐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革”开始不久，龙榆生尚在华东医院休养，家中文物、书籍、手札悉被造反小将抄走，他听闻此噩耗即旧病复发，回天乏术，不到半月就与世长辞（参《龙谱》当年诸条）。拨乱反正后，原物归还，大略完整。1985年，张寿平至上海访晤龙厦材，受后者之托整理忍寒庐所藏词人手札。在《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编校过程中，张寿平告知林玫仪同门黄永年亦有不少龙氏旧藏手札，林氏于2005年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拜访黄先生，承黄先生慨允相付，遂有《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之编印流布。而张晖多年来持续研究龙榆生，与龙氏后人交谊深厚，得窥其家藏书札，著文探讨。他在拟订《龙榆生全集》总目时，已虑及龙氏书札的影印收录，并有意参考三联书店版《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的体例（参龙雅宜《走进龙家十五年》，收在张霖编《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惜乎未竟全功，赍志以殁，实堪叹惋。
前此龙榆生师友往来书札整理出版的大致情况已见上述，另外如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收有龙榆生致张尔田、夏敬观、廖恩涛、吴则虞四人信札五通，夏孙桐、欧阳渐、易孺等二十六人致龙氏函七十四通，凡七十九通。其中录自《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三十通、《词学季刊》二十九通、《同声月刊》十二通，剩余八通出处为《天风阁学词日记》《戏曲》《龙谱》《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等书刊。《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则出版在后，未及引用。
三
对当事双方来说，这些手札具有通问致候、切磋唱和、学术交流等实际作用，“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两纸八行，欢喜无量”。从历史云烟深处留存至今，则更多体现为文献、文物、艺术等多维价值。整理成书出版后，对读者、学者而言，似当以文献意义最为显豁。《龙谱》中谱主师友书札有录文者，与《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及其《别编》重叠极少，今次《龙榆生师友书札》所收，又与以上诸本未见重出，只不过与前揭张晖写忍寒庐中陈三立、陈寅恪、俞平伯佚诗佚函四篇专文有交涉互见。质言之，本书的出版，与先前浮出水面的龙氏师友书札形成互补呼应关系，进一步展现了龙榆生在不同时空中的朋友圈，为我们深入了解龙榆生和他的朋友们的交往日常、多元考察近现代词坛学林的精神风貌，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不仅如此，该书还可补不少文人学者著作集文献之阙。以《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为例，它在《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及其增订本（同社1997年版）的基础上，收书信三卷近四千五百件，用力甚劬，蒐辑甚备，但致龙榆生者却不见踪影。与之类似的有《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存录陈三立尺牍多通，然本书所收则为漏网之鱼。其他如《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沙孟海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丰子恺全集》（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均列有书信专册或专卷，但无一例外未收作者致龙榆生手札。还有一类是《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马一浮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叶恭绰全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等，有作者致龙榆生书札，数量不等，但步调一致地没有本书所收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龙榆生师友书札》结集面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再比勘相关文献，《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有1959年陈氏七律《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首，颈联句“是非谁定千秋史”，本书陈寅恪致龙氏第四札作“是非难定千秋史”，观图版应是唐筼夫人代笔。钱锺书《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1958年有《叔子五十览揆，寄诗遥祝，并送入皖》一律，自注引陆游《过灵石三峰》“劳渠蟠屈小诗中”，本书钱氏致龙榆生第一札附录此诗，题中“览揆”作“生日”，注中“劳渠”作“烦渠”，参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亦是“劳渠”，可见槐聚诗人订正之迹。又张晖《陈三立的佚函》《俞平伯佚函》两文中对原函的释读略有误字，并留空缺，而根据本书陈、俞手札，恰好修订补全，俾成完璧。
四
本书手札若与其他文献史料结合，可拈出不少议题加以阐发，相信自有慧眼烛照，此处不必赘言。接着想稍稍谈论一下该书整理中的问题与不足，期望重印或再版时修订改进。首先在体例上，前序后跋，然无凡例，序跋中对书札来源、数量、排列原则（实则按写信人姓氏笔画）等不作说明，原函没有标点，提行、空格等书信行款格式，信中衍脱倒讹等谬误，少量的异体字、俗字，涉及的这些问题如何处理也都付之阙如。其次在简介上，每位作者在书札释文前均有简短文字介绍，但体例驳杂不纯，如介绍陈寅恪时特别标出其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而轮到张元济时则只字不提，更突出的问题是，介绍周作人时原名、字号、笔名等皆有列出，但叶恭绰、吴湖帆、谢无量、郭沫若、钱锺书、夏承焘等十七人惟有姓名，不见字号，而叶恭绰第五札自署“遐”，吴湖帆五通中有四通落款“弟倩”，容易使读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若简介中写明叶氏号遐庵，吴氏又名倩，则疑窦冰释，一望便知。复次在格式上，马一浮第四函为诗札，诗题《榆生教授见示哀女弟子龚家珠词，并述其遗事，叹为难能，出之巾帼，尤足以劝薄俗，为题词后以嘉之》（《马一浮全集》第三册下诗集卷亦收，诗题略异），然而本书“化腐朽为神奇”，将诗题斩为两截，以“榆生教授”为称呼，以下为信函正文，令人绝倒。又书末附录龙氏《苜蓿生涯过廿年》一文，编者说明放在题目与正文之间，既未加“编按”字样，也未改变字体字号加以区别，实在让人气结。
更值得辞费的问题在系年与释文上。作者简介末尾均提示书札撰作时间，但大多使用“写于1948年左右”“约写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样的笼统叙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事实上很多信函都可以考证出确切的年份，更何况这样的模糊语言也未免出错。此处稍举数例，以概其余。
如陈三立一通，提及为朱祖谋写墓志铭事（朱卒于1931年底），“战祸”“和议”即关于“一·二八”事变，可知该信作于1932年（参前揭张晖《陈三立的佚函》文）。郭沫若第三札所称“诗三首”，即《寄郭鼎堂先生三绝句》，见《龙榆生全集》第四卷《诗词集》，则该函作于1954年。
陈寅恪四通，简介中云“约写于1954年至1955年”，其第一札落款“一月十八日”，又附有《乙未中秋夕赠内》诗，乙未为1955年，则该函起码作于1956年（前揭张晖《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文亦误系于1955年）；第三、四通诗札亦收在《陈寅恪集·诗集》，当分别系于1953、1959年。
徐悲鸿一札简介称“约写于20世纪40年代”，主旨乃请托龙氏为其外舅蒋梅生（即蒋碧薇之父）谋事，《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书札》有徐氏1935年7月7日一信，醉翁之意相同，前函亦当作于此年。
关于释文的问题，当时参观展览时已有所发现，书札定名文字颇有讹误，如本书钱锺书第四通，原名《奉教甚慰札》，“甚慰”当作“喜慰”；谢无量第四通，原作《汤山暑札》，脱一字，当为“逭暑”；徐悲鸿一通，原作《惊恐无地札》，实为“惶愧无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幸成书时上述错谬已一扫而光。
但在书札录文时仍留下不少遗憾，所谓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此亦在所难免也。谨列举如次——
马一浮第三札：“绚”当作“徇”。
叶恭绰第一札：“四日”当作“廿四”。
吴湖帆第三札：“心腹三患”当为“心腹之患”。
同人第四札：“第九字”当为“第四字”。
同人第五札：缺落款日期“廿四”。
张元济第一札：“自若”当作“自喜”。
周作人第二札：“鄙意”当作“鄙言”。
郭沫若第一札：“八月七日”当为“八、七”。
赵朴初第五札：“之从”当作“台从”。
同人第七札：“五八年”当作“六五年”。
钱君匋第一札：“候”当为“俟”。
谢无量第三札：“目上月”当为“自上月”。
同人第四札：“喜”当作“善”，“十四”当为“一四”。
傅抱石一通：“皆无经验”当为“以无经验”，“雅局”当为“雅属”。
潘伯鹰第二札：“辱荷往存”当为“辱荷注存”。
释文有误而导致句读问题的，如第一例马一浮函：“见告女生龚家珠事，急难相为，笃于风义，至堪称美已绚。来命率缀一绝句奉题尊词之后”，实当作“……至堪称美。已徇来命，率缀一绝句，奉题尊词之后”。其他标点问题亦复不少，此处从略。
细枝末节，无伤大雅。不贤识小，殊未敢必，甚望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