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集外文》，陈子善、赵国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1760页，268.00元
一、竹头木屑的微光
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鲁迅《集外集》（杨霁云编，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自序如是说。但鲁迅的态度更坦然，对自家“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在他看来，那些露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虽惹人发笑，“自有婴年的天真”。
保留“婴年”的天真——文字及思想的天真，是鲁迅在《呐喊》《热风》《华盖集》《彷徨》之后，回头来编《坟》的用意。将此前未入集的文字，视为往昔生活的痕迹，亦即年青时代的梦影，明知是“糟粕”，却不忍遗弃，把它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
周氏兄弟早年的思想轨迹高度重合，但在周作人自编文集中，却没有与《坟》相对应的集子。无意“造坟”的周作人会如何看待后人编辑的这三册《集外文》？是将其视为露屁股、衔手指的儿时写真，呵呵一笑；还是能从中寻出“乳犊不怕虎”的勇猛与天真？如果说“自编文集”是周作人有意留给后世子孙看的定妆照，从这三册集外文中我们又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周作人？
所谓“集外文”只是一个含混的统称，需要进而分疏各自的成因。如鲁迅《集外集》序所言，有的遗漏是因为没存底稿，也有故意删掉的，或因为看上去好像抄译，无从确证；或“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因为本不过开玩笑，或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成因，大体不出鲁迅所说的范围。有的缘于无意的散佚、自然的忘却；有的则出于故意的删削、主动的遗忘。这两类中更耐人寻味的是“有意为之”的集外文。需要进一步追问，作者将此文置于“自编文集”之外的主客观原因，包括潜意识的作用。
周作人在编订文集时，偶尔会在序言中对这一时期未入集的文章略作交代。如《自己的园地》1923年晨报社版序，称结集的目的“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把近两年的文章都收录在内，“除了许多风刺的‘杂感’以及不惬意的一两篇论文”。在1928年北新书局版《谈虎集》序中，对故意删削之文，周作人有更详细的说明。不同于以文艺批评为主的《谈龙集》，《谈虎集》收录的是1919-1927年间周作人“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周氏自称这类文字的总数约在二百篇以上，而《谈虎集》只收录了一百三十二篇，被他删去的文字：
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必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谈虎集》序）
“集外文”固然是“自编文集”的剩余物，但从剩余物中正可窥见周作人急于摆脱的他者——自我中的他者。当我们复原、打开这些“隐藏文件”，与同时期的自编文集对读，不难发现周作人对自我形象的管理如何影响了同时代人及后来者对他的认识。在进行分期讨论前，不妨引入两个周氏发明的概念来说明“集外文”作为剩余物的价值。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晨报社版序中，引法郎士的话：
他们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们有所爱，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笔尖下留下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这个，那庸人的心的确即是一个惊异。
“庸人的心”有别于尼采式的天才，或中国人崇拜之英雄，象征着周作人趋向“凡人”的自觉。集外文固然是一地散碎的文辞，从这些“竹头木屑”的微光中，我们可以触摸到那颗“庸人的心”。1930年代周作人提出“药中存性”的譬喻，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集外文的价值。所谓“药中存性”本指一种煅药手法，使药材除去不要的分子仍不失其本性。从这些芜杂的、“阅后即焚”的集外文中，或可窥见周作人文章的本色及做人的本色。
周作人
二、缠斗之文，期于速朽
周作人集外文以1917年文学革命与1945年被捕入狱为界，可分为三阶段。文学革命以前，包括清季留学日本及回国后在故乡绍兴的写作，姑且名为早期集外文。早期集外文中有分量的文字，不论篇幅长短，如《中国人之爱国》（1907）、《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哀弦篇》（1908）、《小说与社会》（1914）等，从中能看出周作人在晚清种族革命思潮影响下，经由日本这一中转站汲取西学资源所形成的文学观与民族国家观。对周作人留日时期的写作（文学翻译与创作暂且不论），如《哀弦篇》之类，应仿效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的方法，追寻其材料来源，并将源文本的理路与周氏自身的文脉相对勘，弄清译、述、论之间的关系，考察周作人当时的思想构造。这类问题需专文处理，无法在此处展开。
文学革命以后，至1945年以前的集外文，总体而言，是“缠斗”之文、“即物”之文、“放荡”之文，因而是期于“速朽”之文。此类文字是从生命淤泥中生出的杂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鲁迅《野草·题辞》），吸取污浊的时代空气，牢牢附着于对手与琐事上，决非传世之文，实乃警世之言。
放荡其文，谨重其行，是周作人欣赏的作风。集外文中不全是清醒的战斗，也有“醉汉的歌”。周作人曾说每个人心头都住着两个鬼，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一种双头政治，两个鬼的意见往往不统一，他则像一个钟摆摇荡于其间。有时候流氓鬼占优势，周作人便随他去十字街头彷徨，酗酒、斗殴、辱骂，无所不为，俨然是一个精神上的无赖，或谓之“破脚骨”。当跟随流氓鬼四处撒野时，绅士鬼又会冒出来呵斥他，命他摆出正人君子的做派。泛览1917-1945年间的集外文，流氓鬼的势力绝对占上风，因绅士鬼大都被安置于“自编文集”内。
集外文中少有周氏典型的闲适文章，大多掩不住正义的火气，或尖刻的绍兴师爷气。用周作人的话说，“里面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雨天的书》自序二）。只是周作人的“匪气”与“匪笔”，时常被自身的绅士鬼压抑着，或被过分“老实”的读者误解。闲适小品的标签一旦被贴上，连作者自己也揭不下来。周氏屡言，平淡虽是他追慕的文章境地，但自家文章的好处，却在未能平淡闲适处：
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定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雨天的书》自序二）
日趋粗糙、荒芜的心境，折射出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大时代；被绅士鬼的外衣遮掩的，那些不够平和冲淡的文字中，更存有时代的眉目。
集外文中不乏“缠斗”之文，周作人与鲁迅一样深谙“骂”的艺术。《论语》云：“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被周氏剔除出自编文集的，即包括此类“不可与言”却偏要与之言的笔墨官司。周作人谓打架也是一种人生之消遣，且容易上瘾，如嗜痂之癖。名士打架给看客消遣之资，打架者自身的形象未必好看（《关于写文章之二》）。周作人不忌讳此类不好看的“缠斗”之文，火气上来了，赤膊上阵，明知难免出乖露丑，也要痛打落水狗，毫不吝惜笔墨。只是不愿意把缠斗时不够优雅的姿态定格在自家文集中。
三、与鲁迅及鲁迅风的剥离
将集外文与同时期的自编文集对读，非但能看出周作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更明显的感觉是他在不断驱逐自我中的他者。与周作人纠葛最深的他者，无疑是兄长鲁迅。这里不涉及周氏兄弟失和的隐曲，只想观察兄弟失和事件在周作人集外文中的倒影。
最醒目的表征是1922年周作人为鲁迅《阿Q正传》写的批评。文中的一些断语，如阿Q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类型，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皆非外人所能一语道破的真相。这篇文章原载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镌》，是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这一系列“文艺谈”的第八篇。据周氏晚年回忆，此文“当时经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本来也已收在文集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鲁迅的青年时代》附录《关于〈阿Q正传〉》引言，1957年）。目前所见《自己的园地》作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于1923年8月30日印刷，9月20日出版，同年10月10日再版，均未收录对《阿Q正传》的批评，与周氏晚年回忆不尽吻合，有待考证（承止庵先生提示）。
兄弟失和在周作人集外文中的隐性表征颇多，仅举一例，如1922年底周作人应钱玄同之邀，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撰文，却未收入自编文集。周作人并非汉字革命军的主力，他认为“游魂”的力量比活人的更强，因此汉字革命可能无限延期。周作人主张汉字改革不是专替不识字的“小民”设法，而是为了“我们”，为了孩子。《汉字改革的我见》未收入自编文集，或是因为“鲁迅风”的结尾：
兑默耳（Dehmel，笔者注：德国诗人）的诗里说：“不要像他，不要像他!”我们回忆自己的覆辙，不得不为子女计，去寻求新的道路。这就是《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的心情，——然而在为传统而生存的人们，这个能够理解么？……
文学革命以后周作人的集外文，除新诗、演讲稿、藏书题识，文体上更接近鲁迅的杂文，而非苦雨斋小品文。“尊闲话而重随感”，是1920年代周作人集外文的主要特色。比如《晨报副镌》上署名“荆生”“陶然”的杂感，及1926-1927年间刊于《语丝》的“闲话”与“随感录”。后者是与现代评论派对垒的产物，周作人戏仿陈源的“西滢闲话”，自命为语丝社“闲话部”主任，“以鱼目之混，为狗尾之续”。后又易名为“随感录”，专登“不伦不类”之文，就正于淑女绅士。
周作人主持的“闲话部”及“随感录”，符合语丝社的宗旨：有所不为，无所不谈。“随感录”之名，起于《新青年》。周氏兄弟曾是《新青年》随感录的台柱。《新青年》解体后，周作人重启“随感录”之名，意在接续“五四”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传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周作人以“语丝社收发处处长兼前闲话部主任、现任随感录编修”的名义发布公告，呼吁抛弃革命的文学青年，“改心”研究礼教，效忠闲话。随感录的题材，不拘古今中外，周作人感兴趣的仍是：“吃人礼教，究竟用什么齿牙；觉世经书，到底是如何面目。”（《布告第三号》）这些“不伦不类”的随感与闲话，终被放逐于周作人自编文集之外，除了时过境迁的原因，未尝不是与鲁迅及鲁迅风的自觉切割。
鲁迅
四、执拗的低音
周作人集外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议题：如思想自由、礼教吃人、男男女女，构成了他与大时代不尽合拍的“执拗的低音”。如1922年的一组集外文：《古今中外派》《拥护宗教的嫌疑》《信教自由的讨论》《思想压迫的黎明》，写在非基督教运动的背景下，出于周作人对“取缔思想”的忧虑。他相信干涉信仰，利用社会舆论制裁不同意见者，是取缔思想自由的开端。周氏希望下一世代的青年能放开眼界，扩大心胸，成为真的“古今中外派”。又如写于1925年的《鬼的叫卖》《鬼的货色》《人的叫卖》，则用曲笔批评礼教吃人。在他看来，吃了人肉做忠义之民，是中国礼教的象征。
集外文中最见出周氏个人关切的话题是男男女女，即两性间的纠葛。在关乎男女的议题上，周作人有超乎常人的敏感，源自他对性史及性道德的长期关注。如《一角钱的离婚》（1923年）这则短文，从离婚广告中窥见现代中国婚姻观念的遽变。离婚广告登在报纸分类广告栏里，一方寸以内，五号字大小，共计四十九字，每日大洋一毛，只登一天了事，所以广告费总共一角钱。离婚这一人生的大关目，却只花一角钱，登一天小广告就草草收场，周作人以为这是极可注意的现象，由此掂量出婚姻在世人心中的轻重。近代文史研究者无不知利用报刊材料，却少有人留意报上五花八门的分类广告，从中洞悉世态人心的微妙变化。
周作人以为离婚是男女关系上一种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礼教和习惯的破坏；两性关系是世间最私密的事，自有其绝大的理由，无须再有堂皇的口实。在周作人的婚姻观中，迁就比自由更重要，如不愿迁就，只好预备牺牲，但牺牲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离婚与结婚》）。在此次新收的集外文《讨论“恋爱难题”的第四封信》里，周作人承认自己“重肉”的主张，因小我的生存“第一系于肉体”，故不敢轻视肉体及与之相关的作用和现象。见了异性，不免感到“性的牵引”，这不过是性意识的自然活动。在灵肉问题上，即便新文化人亦难得有如此坦诚的剖白。
据新版《周作人集外文》凡例第三条，周作人“因职务行为”所作的各种公文、演讲、讲话、事务性的通知，概不收录。因此还有《集外文》之集外文，即周作人事伪时期的“官样文章”。这批未入集的“官样文章”，是周作人“落水”后以伪教育督办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各种言论，散见于日伪背景的报刊杂志上，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出自他人代笔，周作人照本宣科，充当敌伪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另一类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周作人思想的混合物，在“应酬话”中羼入个人主张。这类夹带“私货”的应酬文章，既不同于留声机式的发言，亦有别于收入文集，预备给后世子孙看的正经文章，时常会冒出“串话”（cross-talk）的状况。借助此类“假公济私”的官样文章，或可重构知堂文集中被净化处理的正经文章与当时言论场的隐秘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