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与日本关系密切，他自1895年流亡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多次来往日本，先后滞留长达九年，将日本作为反清革命及反袁活动的重要基地。他广为结交日本各界人士，虽然日本当局对作为流亡者的孙中山态度冷淡，但他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关注、同情与援助，其中宫崎滔天就是一位长期支持其革命事业、保持终生友谊的民间友人。宫崎不仅对辛亥革命提供过援助，在孙中山1916年回国后领导反对北方军阀、维护共和、争取统一的活动中，也尽力给予援助。这一时期宫崎与孙中山阵营的重要联系人是何天炯，至今在宫崎家中保存的友人来信中，以何天炯的来信数量最多，达一百余封，可见两人联系之密切。何天炯在这一时期担任孙中山对日外交的主要助手，他致宫崎信函内容多与孙中山阵营对日事务有关。
孙中山在1917年后三次在广州建政，其间国内外环境屡有变化，他与日本的关系也趋复杂多变，留下一些令后世史家感到真相不清、认识不一的历史疑难问题。以往史家普遍认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有一个转折点，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直对日本政府回避公开对抗的孙中山，开始公开批判日本侵略中国和支持北方军阀的政策，特别是在第二次广州政府时期（1920年11月-1922年6月），他不仅对日批判日趋激烈，而且一改此前频繁派人赴日本活动的做法，与日本没有公开的外交往来。许多论者据此认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日本“幻想破灭”，出现“由热转冷”的转变。但何天炯给宫崎的信函中，则透露了一些以往少为人知的孙阵营通过宫崎等日本民间渠道寻求援助的“内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更多认知。
1922年何天炯至宫崎滔天函 何天炯赴日之议与宫崎滔天“广东行”
何天炯（1877-1925），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本部会计兼广东支部长。辛亥革命前他长期留守东京同盟会本部，与宫崎滔天等共同进行筹款、接应同志、购运军械等支持起义的后援活动，曾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何天炯偕宫崎回国参加起义，旋又奉黄兴派遣赴日本筹款购械。此后何天炯一直追随孙中山，任秘书、顾问、参议等，主要协助其对日外交及筹款，多次奉派赴日活动。何天炯与宫崎长期携手协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结下深厚友谊，1915年何天炯由日回国活动后，二人虽分隔中日两地，仍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
孙中山自1918年5月因受第一次广州政府内部西南军阀排挤而离粤回沪，在此前后曾派何天炯、张继等人赴日本活动，寻求政商界支持，但日本人对孙缺乏信心，态度消极。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公然夺取德国在山东权益，激起“五四”爱国运动，中国民众反日浪潮兴起，孙中山对日态度也发生转变，开始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及扶持军阀政策，言辞日趋激烈，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明确表达维护民族主权、反对日本侵略的态度。
1920年夏秋间，在孙中山指示下，陈炯明率粤军由闽入粤，征讨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于10月29日克复广州。孙中山即筹划南下广州、改建政权及开展外交等举措，指派何天炯为驻日代表，负责对日外交，并嘱其与宫崎联络，准备南下广州后即尽快赴日活动。11月14日何天炯致函宫崎告知：“兹中山先生之意，拟俟返粤后，组织稍有头绪，即遣弟东渡，与贵国朝野人士共商东亚大局之前途”，并请宫崎随时告知日本情形，届时予以协助。11月下旬孙中山等南下广州后，着手重组军政府，对外求援也更为迫切。孙认为此次重掌南方政权，对日求援有了筹码，故频频催促何天炯尽早赴日。但何天炯深知日本当局唯利是图的本质，以其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日外交经验，认为我方尚未站住脚跟，实力弱小，此时赴日求援难期成效，反会招其轻侮。他给宫崎的信中说：“弟东来之期，现仍未有一定，中山公虽时时催弟速行，唯弟个人愚见，实未敢骤然赞同。盖历观今昔前后之外交，而不能出之冒昧者也。”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说到国民党内多位同人亦持相同意见：“同人佥以此次民党再兴，对内对外，均须谨慎将事。刻下贵国政府实有危害民党之存心，故主张不能乱派代表，以启人轻侮之心。”此外，在当时国民反日情绪高涨形势下，广州政府如公然派代表赴日，也易招致“亲日”的批评。由于这些原因，何天炯不赞同孙中山让他尽早赴日求援的意见，认为时机未到，因此一直拖延而未动身赴日。
孙与何等人围绕赴日问题意见不一，最后作为折中替代办法，决定邀请老友宫崎滔天来粤，当面商谈托付其协助。1921年2月6日，何天炯致电宫崎，代孙中山邀请其来粤访问，并邀另一位老友萱野长知同行。宫崎和萱野于3月12日到达广州，何天炯前来迎接，随后带二人前往军政府面见孙中山。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孙中山与他们“热情而有力地握手”，并询问日本情况，宫崎随后询问日本报纸评论孙中山政策“激进化”及外交“亲美”等报道，孙答道：世界在变化，但我们多年来主张的三民主义并无改变。“至于所谓亲美等语，今更无说明之必要，如若有人对此有疑问，与其问我，不如去问日本当局。”孙言毕哈哈大笑，意思明了，由于日本当局不予支持，广州政府才与美国接近。利用美日矛盾争取双方支持是此时孙中山的外交策略。宫崎对孙中山的态度表示理解，他随后在日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对华谋求侵略利益的错误政策，指出导致中国人“排日的挑发者，正是日本的恶外交”。孙中山、何天炯等托付宫崎二人代为在日本政商界进行活动，为广州政府寻求外交支持和财政援助。
宫崎二人在广州停留了三天，临行前孙中山对他们说：“快点回去，把你们所见所闻告诉日本朋友吧！”宫崎在上海刊行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以《广东行》为题，连载此行的系列报道，记述在广州参观各处及与诸老友见面的观感。他对孙中山等众人满怀信心积极奋斗的面貌及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称赞他们“如同当年在东京同盟会成立时的‘民报社’时代，同志一致，志气风发”，赞扬“当今的广东，已是尝尽二十年来辛酸苦楚而炼成的伟丈夫！他们之成功可以期待！”
何天炯托付宫崎协助外交
宫崎等访问广州返回日本后，何天炯与宫崎几日一信，密切联络，一个重心是托付宫崎等协助广州政府对日外交。这方面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报告广州情况，主调是政局总体向好，孙中山地位稳固，军事日见发展，并嘱其向“日本同志”转达，以增强日本方面对粤政府的信心；二是恳请宫崎等“日本同志”积极向政界活动，促日本政府改变政策，对广州政府给予支持。
何天炯所说的“日本同志”，主要指与孙中山结交多年的日本在野党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国会资深众议员秋山定辅、民间“大陆浪人”首领头山满等人，他们都是日本政界和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孙中山的反清和反袁活动曾给予过支持，孙将他们视为“中日联合兴亚”理念相近的“日本同志”。宫崎与这些人都有交往，也参与他们的一些政党、团体活动，虽然彼此对华理念不尽相同，但有一定重合，都属于日本的“亲孙”派，所以孙中山、何天炯等希望宫崎游说他们在政界活动，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
何天炯在宫崎等离开广州返国不久的1921年3月20日致信说：“东亚之风云真迫切矣，此回吾党能否活动，全靠两先生之力，敬候好音。”4月9日信中告知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各方势力渐次平服，并再恳请宫崎等向日本政界活动：“我党前途殊为寥远，一臂之助，深有望于诸公。”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发表对外宣言，宣布北京政府为非法，呼吁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何天炯5月22日致函宫崎，告知“孙公自就职以来，诸事极力整顿。”“唯秋（山定辅）、犬（养毅）二公之间，请先生加意游说，以竞厥功。”虽然信中所指具体内容为防泄密而不便明说，但主旨不外乎广州政府迫切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与支持。由何天炯的反复嘱托，亦可见其情之殷、盼之切。
何天炯一方面托付宫崎等代为在日进行活动，一方面他作为广州政府代表何时赴日问题一直在考虑之中。7月间宫崎来信邀何天炯赴日洽谈日商投资事宜，何天炯持信见孙中山请示意见，孙对其赴日主旨又作了一番交待：“汝东行之事，余无日不希望早日实现之者，唯此番正式政府成立，汝须以代表政府之名义往，方为郑重。因此，汝之任务，固不在实业，尤不在借款，汝之任务，在宣传新政府光明正大之宗旨于日本朝野上下，告于今后贵政府不可对于东方有侵略及包办之野心。非独不可有此野心之进行，即如从前‘二十一条’之不当要挟，亦须一律取消。如此，则彼我两国，方有经济提携及种种亲善之可言。若一部分之小小实业问题，固无须政府特派代表以为之。”“且以目下之情形而论，若政府贸然与日本生特别之关系（即经济及借款），则政府必受人民之攻击，或宣告死刑焉。”可见孙中山对日外交的宗旨，仍是在促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取消“二十一条”的前提下，进行合作。何天炯向宫崎转述了孙这番话，表示深为感佩，他也深知孙对日本政府改变侵略政策的期望难以达成，加之经费困难和顾忌舆论等原因，这次赴日之议再次搁置下来。
1921年7月后广州政府军讨伐桂系军阀，于9月占领广西，10月孙中山赴广西筹备北伐。这期间何天炯忙于筹集经费等事务，并等待北伐进展以侍机赴日。然而北伐进展并不顺利，至1922年4月，身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的陈炯明拒绝服从孙中山的北伐命令，孙将其撤职，并返回广州，陈炯明避往惠州，孙陈矛盾激化。孙于5月4日正式下令北伐，但陈部军队不听命令，反而进驻广州并酝酿兵变，广州政局危急。何天炯5月8日致宫崎信中略述广州情形，因虑及中外报纸充斥孙陈矛盾激化的消息会使日本方面对粤政府信心下降，故信中予以解释、宽慰与嘱托：“此事由于陈（炯明）氏目光短小，甚负孙公宽大之意。然以弟逆料，陈氏终必俯就范围，力随北伐。深恐外间不察，徒信谣言。先生关怀大局，于吾党尤切同情，弟故特陈梗概如此，望转告同人可也。”
5月27日孙为缓和矛盾再授予陈两广军权，虽形势稍有缓解，但陈军仍在广州城内躁动不已，广州政局仍在动摇之中。何天炯5月29日致信宫崎，对于孙陈矛盾及外界对粤政局不稳的猜测予以辩解以示宽慰，信中说：
粤中政局甚为平安，决不致如外间新闻电报等之妄为猜度者。今江西军事又日有进步，陈炯明氏亦觉悟自身前途，若长与孙公分离，则为取败之道……故陈氏已翻然允诺担任剿匪事宜。孙公亦披诚相结，大约二三日内，陈氏当由惠州回省任事矣。如此，则前方讨贼军更可安心直进，此为吾党一大事件之解决，请宽锦念可也。
他叮嘱道：“孙陈二氏，刻下实无问题发生。”“凡此真像，尚望先生不惮烦劳，向诸君解释。”
何天炯在信中关于“粤中政局甚为平安”“刻下实无问题发生”等说法，显然与此时广州为陈军控制、日有兵变之虞的危急状况不符，他如此说应主要出于维持日方信心的策略考虑。实际上陈炯明后未回广州，且与孙之矛盾再度激化，在何写此信仅十几天之后的6月16日，陈炯明军即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避往永丰舰，第二次广州政府遂告失败，孙革命事业再遭重挫，何天炯作为这届广州政府赴日代表的职任也就此中止。
何天炯托宫崎等招商投资支援财政
孙中山此次广州建政的目标，先要改组军政府并成立正式政府，继而进行北伐统一全国，而维持政府机构、非常国会、军队给养装备以及筹备实行北伐等等，处处需要大笔经费。但广州政府所辖仅有广东一省，而广东省政经资源为省长陈炯明所掌控，其自身财政本就不足，且与孙之“中央政府”隐有抗衡之势，故不可能给予充分供给，所以孙政府一直陷于财政匮乏的窘境，迫切希望得到外部援助。
此前日本政府曾给予北京政府借款以换取在华利益，遭到中国民众反对，后日本宣称对南北政权“中立”而不再公开借款，日本政府对孙派也没有信心，不愿给予支持。同时孙中山阵营也顾忌国内反日舆论而不愿向日本官方借款，因此只能向日本民间寻求经济援助，这也成为何天炯对日工作的一大任务。
实际上，何天炯在此前数年间，一直在与日商接洽合办实业以筹集党务经费，只是进展并不顺利，现在有了广州政府为依托，有广东省的地域资源，条件更为有利，加之需求迫切，他更加紧了这方面工作。何天炯在致宫崎的信函中常有述及粤政府财政困难状况，在请求宫崎外交援助的同时，穿插着请求经济援助的内容，主要是请他们代为引介、招揽日本资本家来粤投资合办实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招日商投资合办广州证券交易所。
1920年秋冬，上海市面兴起一股创办交易所上市的热潮，在上海的国民党系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即投资交易所事业且有所起色，因此广州建政后也筹划以广东省资源招商创办交易所，以开辟财源。孙中山、何天炯1921年3月邀请宫崎和萱野来粤访问，希望他们在经济方面提供援助也是目的之一，与他们商谈的一个具体项目就是合办广州交易所，具体由广州政府财政代总长廖仲恺和何天炯主持办理。此时宫崎患病休养，萱野经营着中日人士合资在东京开办的陶陶亭餐馆，二人对日本政治渐生失望，也有意在实业上有所活动。
在宫崎、萱野二人来访广州期间，何天炯和廖仲恺与他们具体商议了招日商合办广州交易所的初步方案。在宫崎等由广州返日不久后的4月18日，何天炯致函宫崎，告知当下财政为关系广州政权存亡之关键，信中写道，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困于经济，未定何日就职”，“财政问题，诚粤中今日生死问题也。”随后谈到合办交易所之事，正在推进筹办。
宫崎和萱野广为招徕、积极引介日本投资人，很快征集到一批日本民间投资者，经中日双方一番筹备，7月初广州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萱野作为日商代表，中方以驻上海的国民党总务部主任居正为代表。这个交易所全称为“广州市证券物品股份有限公司”，由中日双方出资集股合办，中日股东约百人，集资本一千万元，共计二十万股，其中日商六万股，广州政府六万股，股金暂由日商借款垫付，其余八万股，由居正主持在上海上市发卖。经营范围为广东省有价证券、金银、丝茧、砂糖、豆类、纸张、油类、烟丝、棉纱、布匹等十余种物品，以及铁路、自来水、电灯等公司股票。可见这个交易所包揽广州主要金融、商贸及市政建设，规模不小。交易所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市后，行情向好，何天炯7月21日致宫崎函中告知，交易所股价上涨，为之欣喜：“闻交易所在上海之株式（股价），已涨价至三十円左右，殊有希望之事业也。”交易所的初告成功，为广州政府的财政补充带来希望，何天炯和宫崎为之高兴。
但是，广州交易所虽初有成效，进展并不顺利。首先是由于股东中广东本地商股很少，引起广东商界的疑虑与不满。《晨报》报道说，广州商界有人批评这个公司是“买空卖空”、“操市场生死权”的垄断性公司，且股东人员基本都是外省人，故认为其“一经成立，广州市场受其影响自非浅鲜”，本地商人利益势必受到损害，故广东商界有不少反对声音。
此外，中方广州政府股权的分配问题，也引起内部纷争。由于此时国民党公私各处皆财务困难，又有派系矛盾，在广州孙系总统府与陈炯明系广东省府两派之间、广州政府与上海国民党总部人员之间都有各自利益，纷起争夺股权，使主持股权分配的廖仲恺难以应付，何天炯也为之忧虑，他于8月5日致函宫崎，告知交易所诸情形，感到“问题复杂”，“难题日增”，“殊觉前途不能放心”。
自广州交易所上市不久的8月以后，上海交易所行情即开始走下坡路，随后几月间，大批交易所歇业倒闭，经纪人因破产自杀的消息时现报端，连张静江等已经营数月的交易所都难于支撑，何况这个刚刚诞生且充斥纷争的广州交易所，自然也难逃厄运。次年6月，陈炯明军发动兵变，第二次广州政府失败，其所属事业随之消解，何天炯等与宫崎、萱野倾力协作成立的中日合办广州交易所，也如昙花一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难觅踪影了。
1913年3月9日在宫崎滔天家乡合影。（第一排站立者左起：二孙中山，三宫崎滔天，二人身后中间戴帽者为何天炯） 余论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陈炯明部发动兵变，何天炯携家人离开广州回到兴宁家乡避居，此后其家乡长期陷于战乱，他与宫崎的通信也告终止。这年底，宫崎滔天病逝于东京。次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政，何天炯再次辅助对日外交，只是此时再无老友宫崎滔天可予托付予以协助了。
由上述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等资料的梳理可见，孙中山早在此次广州建政之初，即派定何天炯为驻日代表，且一直频频催促何赴日进行外交活动。只是由于何天炯等认为实力尚弱、时机未到、顾忌反日舆论及经费困难等而一再拖延才终未成行，同时又通过邀请宫崎、萱野来粤并托付他们代为在日活动，实为一定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外交”。
此外，何天炯等通过宫崎、萱野协助，招日商投资成立广州证券交易所，是广州政府在财政困难且不能向日本官方借款的境况下，向日本民间商界寻求财源的举措，反映了孙阵营与日本官方外交关系处于低潮的同时，与日本民间商界的经济关系及求援活动仍相当活跃，这也是孙日关系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
总之，在第二次广州政府时期，孙中山及其阵营虽然与日本官方关系冷淡，但通过宫崎滔天等民间渠道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暗中求助”活动还相当积极和活跃。作为孙中山对日外交主要执行人的何天炯，与作为日本民间亲孙势力代表的宫崎之间的密切通信联系及相关活动，即是一条重要渠道。这些史实表明，这一时期孙对日本抱持“联合兴亚”理念、促进其改变侵略政策并寻求合作与支持的方针没有改变，他对日本的期待也一直没有“破灭”和放弃，他与日本民间势力的深厚密切关系，也是支撑这种期待的重要基础。只是这一时期孙对日方针在具体实施的策略和方式上，公开与非公开、官方与民间、外交与经济诸层面之间有较大反差和交错，呈现出多面性与复杂性。正因如此，在后来孙中山第三次广州建政后又派遣人员赴日，恢复与日本外交往来，有着前后相续的内在连续性。孙中山这种在“联合兴亚”理念下对日关系因应形势的策略变化，也不应简单视之为没有主导理念而只求狭隘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战略”。
同时，这一时期孙阵营向日本无论政界外交还是民间经济的求援活动，虽然得到宫崎等尽力协助，但实际成效都不明显，反映了在日本政府以侵略中国为既定国策之下，坚持民族主权立场且缺乏实力的孙中山及其政权，只想依靠也处于弱势且理念不尽相同的日本民间渠道求得实际援助，只能是难以实现的过高期待与愿望，这也是孙中山始终抱持中日平等“联合兴亚”理想与日本固执对华侵略政策这一根本矛盾的历史悲剧的一幕。
注：本文所据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主要收藏在宫崎滔天后人宫崎蕗苳、宫崎黄石于日本东京的家中，这些信函资料已整理收入李长莉、久保田文次、宫崎黄石编《何天炯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本文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原题《从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看孙中山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对日关系》，作者李长莉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