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加]贝剑铭著，朱慧颖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262页，68.00元
1934年，德国人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在对咖啡文化史的描述中，饱含深情地将这一黑色饮品上升到思想史的高度，大呼：“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应该被简单地称为‘物质’。凡是曾与人类思想有关，又被人类思想继续传递的，其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陈琴、余珊珊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自序）。“Coffee or Tea”在上世纪被建构为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象征。咖啡还是茶，有时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就文化史意义和对世界史影响而言，与咖啡相比，茶一点也不遑多让。
目前不少人认为，茶原产中国云南地区。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史上，这片神奇的绿色黄金充当着重要贸易品和“遏制远人”的战略物资等角色——近代以前不少官员认为如果以乳肉为食的边民和外夷不饮茶汤，便将很快因消化疾病而死去。因此，近现代学术界（尤其西方学者）已在“全球史”视野下，对中国茶叶的生产、贸易以及围绕贸茶利益展开的矛盾、战争等宏大而微妙的问题进行过考察。这些考察突出茶叶在鸦片战争、波士顿倾茶、中央王朝与边民关系、中-英-印国际商贸矛盾等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展现茶叶对世界格局的巨大牵动力。而将视野缩小，聚焦在中国传统内部对茶文化史进行的考察，尽管良莠不齐，但数量更是难计其数。贝剑铭（James A. Benn）的《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并没有延续海外学者热衷的茶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而恰是一部视野收缩的有关中国茶史的专著。
贝剑铭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教授，是中国古代宗教（尤其佛教）领域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学者，即使在国内也是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贝剑铭的成名作Burning for the Buddha 数年前已由张德伟等人译为中文，但因种种原因尚未正式出版。因此，反而是八年后成书的这部《茶在中国》，首先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茶在中国》原著由夏威夷大学于2015年出版，四年之后即有中文版面世，译介和出版效率极高，显示此书获得一定重视。然而，笔者认为，以“学术专著”的要求对这部著作进行评价的话，恐怕此书只能算是“一流学者的二流著作”。
《茶在中国》全书共九章，除第一章综论和最后一章结论外，其他七个章节各自处理一个专题问题。首章中，作者提出其研究意图，认为茶对不同时期差异明显的中国宗教思想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希望通过一些彼此独立的个案研究，“探讨商品、物质和文化体系之间的关联如何建构”（页2）。第二章，作者希望探讨茶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唐代陆羽之前的饮茶的历史踪迹。第三章，贝剑铭致力于茶与唐代佛教关系的探讨，认为佛教界对唐代饮茶之风的兴起起到引领作用，寺院饮茶是新的“文化空间”，而作为饮品的茶与酒、药汤等在长时间里存在竞争关系。第四章，则谈唐诗对茶的描写与赞美。第五章，主要介绍陆羽的生平和《茶经》的“宗教色彩”。第六章延续第四章的讨论，但将时间线下拉到宋代，阐述茶与宋代文人精英以及禅寺生活的关系。第七章，是对日本僧人荣西（1141-1215）《吃茶养生记》的介绍和翻译（英译、中译本直接采用汉字原文）。第八章，则又转回第四章和第六章的讨论，但将时间线继续下拉，探讨明清茶叶与文人和佛教的关系。最后一章，简要概述茶在中国佛教等传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变迁过程。
不难发现，此书在内容构成和篇章结构方面似乎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从内容分布即可看出贝剑铭的“佛教史专家”身份。事实上，尽管书中偶尔会提到道教，但作者认为，“除却此例，没有具体的证据显示道士和僧人一样与茶密切相关”（页69），因此此书副标题中所谓的“宗教”实际就是指“佛教”一家。因此，期待此书会论及茶与中国多种宗教关系的读者或许要抱憾而归。篇章结构方面，对陆羽和《茶经》的集中介绍，恐怕不当放在第五章。尽管陆羽确实是唐代人，而相邻的三、四两章都是讨论唐代茶文化问题，但由于全书从开始就以陆羽及其著作为核心展开讨论，甚至第二章的讨论几乎完全建立在陆羽《茶经》的记述上，因此到第五章才集中介绍这位已多次出现的人物，恐怕就有些晚了。或许，将第五章移到前面或作为全书参考附录将更为合适。如果说第五章是可以通过调整阅读次序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那么第七章可能就是“敌我问题”。一部讨论中国佛教和文化史中茶叶问题的书，突然出现专门一章介绍（不是论述）日本僧人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实在是令人诧异。贝剑铭在书中的解释是，荣西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熟悉中国茶文化，而中国方面同时代的平行资料“几近阙如”（页141），故当以荣西来填补。然而，既然缺少平行资料以为对比，那么如何就能确定《吃茶养生记》的记述与中国南宋时期茶文化之间存在密切对应关系呢？如果不能，这一章的意义又何在呢？对英文读者而言，这一章提供了一个《吃茶养生记》的英译版本，因而多少具有一点价值；但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一章则完全沦为鸡肋了。
下面具体谈谈《茶在中国》中存在的一些观点问题。贝剑铭在第一章中一而再地宣称此书是把茶作为“宗教和文化的商品”（页1；commodity）来研究，但书中的茶叶却很少呈现为买卖或交换对象的“商品”。将茶作为商品来进行考察，突出经济行为的辐射影响和联动作用，是全球史视野中茶研究的传统特长，作者是否只是挪用了这样的说法，但并未对其中的各种关键理念深思熟虑呢？第二章是对早期茶史的追溯，但这一章讨论的结果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贝剑铭通过并不丰富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最明智的是把茶视为唐代的发明，承认茶的史前史是一段不可复原的故事”（页40）。但声称唐以前茶史皆为“神话”的观点，看上去更像是溯源研究遇到挫折后的自暴自弃。正如前文所述，第二章的讨论建立在《茶经》对更早有关茶的传说和历史的描述上，贝剑铭认为今人不可能比陆羽了解的更多。然而，陆羽本身是一个“有色眼镜”，他并不是严谨的史学家，对茶史的梳理主要是为证明茶的伟大，是以并不需要在资料方面过分地求真、求全，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会刻意舍去某些不利记述的可能。因此，尽管贝剑铭个人放弃爬梳暧昧不明的早期茶史的努力，但就其给出的较为薄弱的论述而言，尚无法否定勾勒和推进唐前茶史研究的可能和必要。此外，第二章对早期茶史的讨论、尤其是对表示茶的汉字（荼、槚、茗）的分析，与梅维恒（Victor H. Mair）和郝也麟（Erling Hoh）十多年前合著一部茶史著作The True History of Tea （已由高文海译为中文，《茶的真实历史》）存在重叠现象，但不论是在此章还是在参考书目中，贝剑铭都未提及梅维恒的专著，故此引起梅维恒的不满。梅维恒继而以书评的形式，批评《茶在中国》与自己《茶的真历史》存在七个方面、大篇幅的“重叠”，但却对自己这部更早的著作视而不见。对此公案感兴趣者，请自行参考《中国文学研究所学报》2016年第六十三期中梅维恒的评述。
第三、六、八章讨论茶作为大众饮品，如何在僧人的提倡下与酒、药汤等产生竞争，并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带有文化品位的社会风尚的物品的过程。这几个具有连续性的章节，是全书最有创造性的部分，但整体论述仍有蜻蜓点水的感觉。如对整个宋代茶文化的讨论便只有二十多页的篇幅，显然很难有深入的发现。这几章里有一些观点很吸引人，但同样缺少论证。如作者认为“755年的安禄山造反造成了嗜酒诗人作为文人榜样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红尘之外爱茶禅师的正面形象的崛起”（页70）。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但贝剑铭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证据。且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唐中期崛起的致力于经世济民的儒家学者们常常批评红尘之外、对帝国困境毫无作为的佛教，这一现象是否能够成为作者前述观点的反证呢？“爱茶禅师的正面形象”崛起的复杂过程和原因，显然并不如作者说的那么简单。这几章中，作者屡次突出茶与其他饮品的竞争关系。然而，对这种竞争关系的强调真的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境吗？尽管确实存在敦煌卷子《茶酒论》这样表述茶、酒矛盾的材料存在，但这批材料总是带有浓重的戏谑味道，而并不持有严肃的社会批评和生活指导意味——尤其是对立双方（茶、酒）往往在文章结尾达成和解。因此，这个在作者看来有点非此即彼的问题，在多数当时人（可能只有唐宋以后的僧人除外）看来或许只是个“伪问题”。一个爱喝好酒的人同样也可以热爱品茗，茶与酒在“品位”上达成统一，共同形成一种通过感官享受和个体体验来表达的文化特权。换言之，不论是茶还是酒，喝的都是“品位”。通过对品位的感受能力和购买能力，文人雅士也好、达官权贵也罢，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社会优越感，将自身与俗人、普通人区别开来。贝剑铭对茶与品位和优越感的问题并非毫无着墨，恰恰相反，此问题正是这几章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书中篇节“北苑与精英书写的宋代茶文化”“点茶三昧”“明代文人对茶的审美取向与宗教反思”等均因此而作。但由于这些内容过于零落地分散在不同章节中，无意间导致散焦的负面效果。同时，贝剑铭有关此问题的分析方式和理论预设似乎直接借鉴自柯律格（Craig Clunas）1991年出版的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但在论述和证明过程则要比柯律格的书薄弱很多（值得一提的是，柯律格的这部著作也已出版中译本《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但笔者不太明白为何选择将“social status”译为“社会状况”，而非“社会地位”，是否误将status看作state？）。在这几章中，一些读者原本期待出现的讨论却毫无影踪。如贝剑铭在论述唐代茶文化时，似乎完全不知道贡茶院的存在。但这个专门负责给中央朝廷奉献好茶的贡茶院实际与佛教之间存在联系，据信湖州贡茶院在一段时期里就设置在吉祥寺内。有关贡茶院，梅维恒《茶的真实历史》等论著中早有提及，近来又可参考胡耀飞《贡赐之间：茶与唐代的政治》。
第四章《茶与唐诗》的问题非常严重，浮皮潦草的特点得到贯彻执行。如这一章对唐代寺院饮茶的“新文化空间”的探讨原本可以有很大作为，但作者满打满算也只用了不到三页的文字做以表述。尽管所关注的时代和材料丰富程度上存在差异，但如果与王笛同样讨论饮茶公共空间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相比，《茶在中国》“新文化空间”的论述简直毫无可取之处。更为严重的是，此章内容组成主要是整理一些有关茶的唐代诗歌，而后稍作品评，但在唐诗的编排和广度上可能存在问题，同时也没有表现出对任何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意图和努力。因此，尽管对本章的阅读可以品味唐诗文学的美感，但对于增进认识而言则几乎毫无收获。上文已经提及第五章《茶圣陆羽》在全书结构上的问题，贝剑铭在这一章中对陆羽生平情况的判断有时也过于冒险。如认为“虽然陆羽说自己是孤儿，但有资料显示他可能有兄弟姐妹”（页100）。这里的资料，其实就是颜真卿、戴叔伦等人称呼陆羽“三郎”。作者认为，“三郎”指排行老三，因此陆羽必然有哥哥或姐姐。然而，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所谓的“三郎”“陆三”是指陆羽在家族中的排行，而陆羽的另一个称号“陆三山人”似乎更隐含着这个“三”或“三郎”别有含义。无论如何，凭借“陆三”推出陆羽不是孤儿的说法，都太过草率武断。以此为凭，真不知遇到“六一居士”“八大山人”时当作何解？
以上对贝剑铭《茶在中国》的基本情况做一介绍，此书并非毫无优点可言，如果将之作为“科普著作”或“学普著作”，则其语言流畅（不论中、英）、内容多样、可读性强，选题本身也可带给我们不少启发，这些都是这部书的优点。但《茶在中国》在作者和读者眼中的定位，首先是一部学术专著，这一点从书后共计六十页的尾注和参考文献中就可发现。既然定位为学术专著，则恐怕只能以对学术著作的要求来审视和评价。作为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这部书并没有如贝剑铭更早的那部著作一样令人充满惊喜，其在材料组织、观点论述以及理论创见方面，均未做出明显的直接贡献，同时还可能导致某些误解产生。除前文指出的种种问题外，贝剑铭此书还可能过分强化佛教与茶被广泛接受之间的因果关系，茶似乎完全成为一种“被建构出的文化饮品”，作为饮品的本身价值遭到漠视。事实上，茶的普遍接受，佛教当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更基础的原因或许首先在于茶“好喝”。
有关这部著作的中文翻译，译文的流畅性有目共睹。准确性方面，笔者虽未逐字对照英文原书，但译者朱慧颖曾长年担任英语教师，又有历史学博士学位，且已翻译出版《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梁其姿著）等几部比较知名的著作，故对其译文的可靠性当拥有较大信心。朱慧颖的翻译偶尔会以“译者注”的形式纠正原著存在的一些明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茶在中国》的严谨性——这一点正是去年11月在武汉华中师大“译者之道”会议上，本人提出的“翻译让学术著作变得更好”的内涵。但朱慧颖的“译者注”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明显错误。书中多次出现Chen Jinhua这个名字，译者采用“音译”，写为“陈锦华”。但此人实际是闻名遐迩、近年在国内住持多个大型项目、惠及一代青年学者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金华。这一点“百度”一下就可了解，故不当有此疏漏。贝剑铭原书中常出现“中古”一词，朱慧颖的“译者注”认为是指秦汉至明代（页3），而“中古晚期”则“或指宋至明代”（页17）。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贝剑铭所谓的“中古”应该就是目前史学界比较通用的“中古史”概念，即秦汉至五代时期，而宋代开始则被普遍称作“近世”。因此，译者对中古的不当注解反而可能对一些读者产生误导。还有一处错误出在地名问题上。贝剑铭转引《荆州（土）地记》“浮陵茶最好”，朱慧颖脚注称无“浮陵”这一地名，“应为‘涪陵’的俗写字”（页27）。以“浮陵”为“涪陵”，显然纯属臆断。如果这里的涪陵就是指现在盛产榨菜的重庆涪陵，那么专门记载荆州情况的西晋《荆州土地记》，为何会突然话及梁州的风物（尽管二者距离不算太远，但分界还是非常明显的，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册三）？“浮陵”在古籍中确实不算常见，但也绝非毫无踪迹。《越绝书》记载称：“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可知浮陵确为楚地地名无疑。《北堂书钞·酒食部三》记载茶是“武陵最好。《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好茶，最好”，随后同书又引《荆州土地记》称“浮陵茶最好”。这里的《土地记》应该就是《荆州土地记》，浮陵则很可能就是指武陵。因此，无论如何不可贸然将浮陵指为涪陵的“俗写”。
由于存在以上种种问题，目前不能将《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视作在中国宗教学领域中对茶文化进行探讨的里程碑式著作，而只能将它看作差强人意的阶段性总结。而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种种失漏、遇到的重重障碍，恰恰从反面证明此领域中依旧存在一片广阔的天地。而当我们承认并正视眼前这些挫折和困难时，问题（troubles）本身或许便可成为未来工作的风向标，为研究和思考指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