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1927）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勇于创新的海上画派巨擎，他以极高的造诣，将中国文人画中诗、书、画、印的传统结合得天衣无缝，达到“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的艺术境界，被艺界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沉潜于刻印，曾自述“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其篆刻融浙皖两派之长，参以邓、吴、赵诸家而归其本于秦、汉，达到了纯朴浑厚，出神入化的艺术境地，上海吴昌硕纪念馆近日以文图呈现了吴昌硕自刻的篆刻砚铭精粹。
吴昌硕
吴
吴昌硕《吴》
是印为大师的自用印之一。昌硕先生在艺术上既继承传统，又敢于创新，历代古玺印文布局一般是下重上轻，而该印却是左轻右重，突破了传统布局。“吴”字中“天”字之左笔看似与边线相合，而实与边线分开。该印虽小，仅仅一个字体饱满“吴”字就占据全部空间，气势雄厚，亦十分壮观。大师的作品在粗犷中见精细，勇于落刀且大胆创新。
鲜鲜霜中菊 七十二岁
《鲜鲜霜中菊 》
印文“鲜鲜霜中菊”朱文，作四字格局，结字雍容朴茂，拙中见巧，透出《石鼓》神彩。边款：“一亭索刻，昌黎句，乙卯秋，老缶年七十有二”，诚为缶翁晚年精心为白龙山人王震所刻之力作。此印今藏于桐乡君匋艺术院，曾两次寓目，见刻画虽浅，却运刀凌厉多姿。
虚素
《虚素》
“虚素”印侧刻一座僧造像。其上部一横中刻有“榻穿能坐，偈持无堕，易筋经法师传我，老缶铭。”其印顶款，刻有“凡智与言，从虚素生，则无邪欲也。壬子立秋后三日，缶道人刻于扈。”在顶款文字中，对印面 “虚素”二字的含义作了阐述与申发。只有虚其心，方可得其智，只有朴素无华，则人品德行高尚，也是吴昌硕在艺术与为人上的座右铭，故刻石以自勉。
老夫無味已多時 七十九岁
《老夫無味已多時》吴昌硕 七十九岁时印
此为吴昌硕老人晚岁亲作之一。作品篆法圆融而雄健，布局疏密参差，体势自然，此印文字挪让与穿插间用，使印文在一气贯穿中别有掩映之趣，足见老人的巧思。行刀则转运灵活，凸显笔意锋颖。缶翁晚年为人刻印渐少，但七十岁以后仍屡作自用印以抒发人生感怀。可见他“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的自述，确非虚言。
半倉 吴育之印 四十二岁
《半倉》《 吴育之印》 四十二岁作
缶公为大儿吴育所刻。吴育，生于一八七三年，殁于一八八八年，终年十六岁。吴育少年时甚聪慧，缶公对其期望甚高。缶公因自号“老倉”故授其子别号为“半倉”，认为育儿才华已可及己一半。因时隔久远，现吴育留下的存世作品已罕见，而昌硕先生的一方“莫鐵”印一侧款遗留了吴育唯一存世的石佛造像印款，署款“無量壽佛吴育敬刻”，其构图线条流畅，刀法熟练。
且飮墨瀋一升 六十六岁
且飮墨瀋一升 六十六岁
“且飮墨瀋一升”印是吴昌硕先生于1909（己酉）年为好友闵咏翊所刻。墨瀋即墨水。《隋书礼仪志》记：“字有脱误者，呼起席而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原意是对字迹滥劣者的惩罚，就是罚饮墨水一升。后用于文人自谦语，即在受夸奖后自谦学问还不够，还要多饮墨水之意。“且飮墨瀋一升”印是吴昌硕先生精典之作，此印在布局上显示了吴昌硕先生印面设计的博学。篆书饮字一般用“?”，而如以“且?”二字为一竖例和“墨瀋”二字一例为鄰，因四字横笔多而会使印面沉闷。而昌硕先生大胆的吸收前人少有在印面上用“飲”字的先例（如丁敬，赵之琛）又将食下部二斜笔改为一长竖和二短横，改橫气为直流，再是字下部二侧直笔几乎贴二側边，给印面留了大块红，与左侧“一升”二字的大块留红遥相呼应，增加印面的灵动。左右例的竖向流动之气更显得印面中例“墨瀋”二字的泰山压顶之穏重。
蕪青亭長
《蕪青亭長》
昌硕先生自用印，为白文小印，侧款：“蕪青亭余蕪園亭名也，蒼石吴俊。”印无年款，疑为先生三十五岁前作品。风格参汉，字体取篆隶之间，尤其“蕪”字取隶体明显。印文布局上下紧左右松，疏通了印面气息。框线细如游丝，形直而曲。顶线底线更是若无实有作呈横波状，即显印面之高古，又破“蕪”、“亭”二字横线多而易生的呆滞。“蕪”字作隶体下部的四点及“長”字取汉篆，下部“己”取略圆势给横直线过多的印面带来了轻松。
烏不爲烏
《烏不爲烏》
《烏不爲烏》一印，手法极其难排，“烏”字一大一小，“不”字缩短，却留大块红底，深得汉白文的神髓，雍容华贵，无与伦比，点画遒劲，斑驳处古色苍茫。用刀推其极自然，毫无拘束，使人看后觉得很舒服，这种炉火纯青的境地，诚然胸无万卷书者绝不能做到。总之，吴昌硕的一生，在艺术上是一位领袖，作出了万世师表的创新业绩，不可多得。
得時者昌
《得時者昌》
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出自《列子·说符》，可谓大师惜时如金，顺乎潮流。此印以汉印笔法和石鼓文笔意有机结合，在印面效果上参入封泥，线条有强烈的厚重感和力度感，自然天成，浑厚苍朴。章法上无刻意，信手拈来，如“者”字上部完全不对称，四字留红处可走马，全印平稳。故能成为开印坛新风影响至今。
鐵斋外史
《鐵斋外史》
吴昌硕的篆刻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是受他的绘画影响的。画外求画，印外求印，是先生艺术上的创新和智慧融合的结晶。实际上，他的诗、书、画、印四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他在绘画中采用了繁简对比、刚柔对比、疏密对比，空间横竖对比。先生把以上艺术的对比，巧妙的运用于篆刻作品中，如“鐵斋外史”之印。此印以繁数笔划的“鐵”字为先，其下以简笔的“斋”字排列。其精典之处在于，以三组三角形的茅屋结构支撑，以达到力扛金鼎效果。“鐵”字之左，“外”字又是简笔，“斋”字的竖式空间与其左侧“史”字的横体空间等一系列睿智的组合，造成生动的排列对比，使一方印章犹如一幅气势恢宏的田园美景，方寸之印达到了千象万千的山水画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