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釐云间：上海历史上的神祇、信仰和空间》，王启元 / 石梦洁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上海通志馆编了一本有关上海宗教场所史地考证的书《保釐云间：上海历史上的神祇、信仰和空间》，作者之一的王启元邀我写序，读后颇有些意惊喜。这些年来，启元的治学领域越来越宽，从他在复旦古籍所的博士论文所做的明代江南佛教，延伸到上海地方史、近代佛道教，乃至中西宗教交涉等课题。做学问，一定是要持之以恒，在一个领域内深耕细作，把问题摸透想明白，这是自然。但是，适时适当地跨领域，换题目，也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40年前在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老师们有一个说法，每五年即使不开一个新领域的话，也要换一个新题目，不然原来的学问就会固化、僵化，后来想来蛮有道理。当时还没有“跨学科”（Cross Discipline）的说法，但学术原理是一样的。跨界的方法是有益的，也是有效的，当把上海地方史和宗教生活这两个领域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域，一批新的题目就浮现出来了。
上海县城图
《保釐云间》中的一些题目看似细小，比较冷门，其实相当重要。“徐光启的故居在哪里”、“上海的罗神庙”、“城楼上的四位守护神”，其他诸如龙华寺、南翔寺、天通庵、敬一堂等，启元都是用考据学的方法来清理史迹，然后用宗教学的方法来解释变迁。十九世纪中迅速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其实也是一个信仰资源异常丰富的本土城市。即使到了1930年代，即使在充分城市化了的沪中、沪东、沪西市区，仍然存在着大量传统寺庙、道观，当然还有更多新建立的西式的礼拜堂、天主堂。上海的信仰空间，只是表面上被城市化、世俗化浪潮掩盖了，实际情况却是它们一次次顽强地重建、竭力地转型，去适应现代社会。《保釐云间》用很多有趣的故事提醒读者，信仰不单是精神性的教义形态，更明显的是物质性的实体形态。书中钩沉出那些有幸保留下来的信仰空间，成为大都市里的标志性建筑，如龙华寺、静安寺；有些不走运的教堂、庙宇遭遇冲击，艰难维持，也终于保留下来，成为文化遗产，如敬一堂、徐氏宗祠。稍稍考证、分别一下的话，我们看到那些被拆除的信仰场所，如罗神庙、天通庵，大多并非是缺乏信徒，或者是阻扰进步、妨碍市政被淘汰的。查看下来，一系列“现代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冲击，才是信仰空间消失的直接原因。
“保釐”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句：“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周康王任命毕公在东郊设治所，保护民众。该治所是不是一种宗教场所，如祠、如庙、如坛，不得而知，经师如孔颖达并没有明说。但是，明清时期江南各大城市都祭祀不同的神祇，作为自己城市独特的保护神。苏州城隍庙供春申君黄歇，上海城隍庙供秦裕伯，在乾隆年間已经名闻江南。上海人不但每年春秋两季在城里的大庙里公祀秦裕伯、黄道婆，还把自己喜欢的各路神祇供到城楼上去，天后、观音、真武、关帝，“城楼上的四位守护神”。老上海人在初一、十五，或者逢到重大事项，都会登上城墙，给那些儒、道、佛神祇烧香，祈求“风调雨顺”，“保境安民”。这是《保釐云间》考证和复原出来的一段消失了的本土信仰。
沪城八景中的“凤楼远眺”
上海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造，至1911年为对接租界交通拆除，在358年之间有一座周长十二里，不大不小的圆形城墙。上海在乾隆年间的富庶繁华，超过大多数江南县城。一个明显的征象，就是上海人在城墙上大建阁楼、庙宇，安置神祇。烧香烧到城楼上，这种盛况在府城、都城也不常见。小东门上的丹凤楼安置天后（妈祖）宫，东北城墙上建有观音阁，新北门上安置真武（大帝）庙，西北城墙上大境阁则供奉武圣关帝。乾嘉年间，丹凤楼在城墙上再加建三层高楼，一楼观景，二、三楼烧香，沪城八景中有“凤楼远眺”、“江皋霁雪”、“黄浦秋涛”、“海天旭日”四景都在城墙上，城墙上香火缭绕，香客、游人络绎不绝。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说起来有这么多神祇分镇东、西、南、北，上海在清中叶以后确实暴发了。宗教空间护佑世俗空间，或者这就是所谓“保釐”上海的蕴意吧。
清末大境阁
李平书，主持拆上海城墙的本地乡绅
按学者此前的考证，最早在万历年间，上海的“丹凤楼”由抗倭时期的敌楼改建为祭祀用途的庙宇，安顿从福建来的顺济庙妈祖（天后）。史家有称，这一次的偃武修文，上海后来的发展就比较顺当了。历次战乱，哪怕小刀会占领了上海邑城，李秀成攻入了西郊徐家汇，最后总会有所保卫，天佑上海，逢凶化吉。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近代上海市民的护庙、建庙热情非常高涨。我们发现，历次毁庙之后，上海的每一座寺庙几乎都在次年就重建了。按《保釐云间》中记录的情况，1853年，小刀会、太平军烧了大境阁、真武庙，上海市民在收复上海后马上都加以重建，然后市面恢复，发展如初。1911年底，李平书等人在辛亥革命高潮中提议拆除上海城墙，除了“大境关帝庙”保留下来外，城墙寺庙的众多神祇一天之内就消失了，从此无法修复。当时来看，真武庙、关帝祠、天后宫的香火仍然旺盛。一下子没处烧香，从信仰生活上来讲是一场灾难。拆去城墙、寺庙之后，老城厢的市政面貌并未改善。河浜填了，路拓宽了，“南市”的市面不但没有赶上北市租界，反而不断恶化，越来越挤，越来越脏。没了城墙和寺庙，城不城，镇不镇，乡不乡，在1930年代就被公认为现代市政建设的失败案例。爱因斯坦、罗素访问上海，被邀请游览南市，事后都在游记中都说不喜欢这样的“China town”，诸如此类。
《保釐云间》是一部有意思的书，还在于它呈现了近代上海信仰空间的多样色彩。上海自1843年的开埠以后，英、美、法租界迅速发展为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现代城市。现代大都市的一个特征，就是信仰空间的多元化，这一点上海非常突出。侨民们建立教堂，如英租界圣三一堂，法租界圣若瑟堂，董家渡方济各堂、徐家汇依纳爵堂。在那里，信仰空间转为西方式样的华美、壮观，与本土的传统寺庙形成中西对照。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式制度并不压制，也不怎么歧视异族宗教，反而还有对“异域”（exotic）的浪漫欣赏。加上江南本土各类信仰只顾自己的香火，对别的多有好奇，少行排斥。中西双方的文化宽容，令上海大都市区内的信仰空间相当和谐。《保釐云间》介绍了一位早期英国在沪侨民葛骆（William Kahlor）在1860年代记录的上海人信仰习俗，他的著作《环沪游记》（Rambles round Shanghai）饶有兴味地记录了城隍、妈祖、观音等信仰，对儒生、道士的针灸、正骨技术，甚至一些无稽的神话、传说也加以赞赏，王启元说他“对中国的地方文化似乎颇有些了解之同情。”十九世纪欧洲人对海外的本土信仰加以欣赏，并不是一种科学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态度。就科学来说，传统的本土信仰，无论儒、道、佛，都有非理性，没道理的地方，需要革除。但就文化来说，为了不起冲突，也为了有趣生动，应该对一些哪怕是“落后”、“迷信”，但暂时并无大的伤害的信仰加以尊重。这种“宽容”精神，是英国人为现代政治做出的杰出贡献，江南人的“圆融”精神与之相像。
一百多年来，由于物理形态的市政更新和改造，上海城市的信仰地图变化多端，很多地方的细节已经十分模糊，甚至完全丢失。在城市实际生活中，要去寻找百年前的一座寺庙，一座教堂，已经非常困难。上海比较幸运，拜率先现代化所赐，我们有150年来经过勘探，不断出版的城市地图可查。启元花了不少功夫去查证，结果就在目前上海的幅员之内，有了很多新发现。王启元博士毕业于文献整理专业，他加入上海地方史志研究是怀有专长的。还有，他是生长于斯的上海人，熟悉自己城市的文化，更使得他能够方便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文史学者，哪怕是在不得不从事的专业之余，也来写写上海，发现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