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档案中的冰山一角

赵元任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也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有很多研究工作都是具有开拓性的,其学术成就超越了国界,并联接了两个世界,即中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在国内,他把西方的学术思想成功嫁接到中国学术领域,积极推进国语统一和白话文运动,为我国民族共同语的规范与推广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美国,他把中国传统学术成果和方法引用到西方,教美国人学汉语,并构建了跨越东西方学术的宏大框架,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赵元任不仅是我国著名学者,也是世界著名学者。他在科学、语言和艺术三个方面都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三个方面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当今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同时在这三个领域,像他那样取得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赵元任的学术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20世纪主要的语言学家和人文学者,例如王力、罗常培、吕叔湘、陈原等多位著名学者。

2018年10月,笔者应邀赴斯坦福大学作学术讲座期间,顺访了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受到多位图书馆研究人员的热情接待。后来经过周欣平馆长批准,东亚馆特别提供了赵元任与外祖父邓嗣禹的九封往来信札,时间从1941-1962年。这些珍贵信札不仅反映两人学术交往的诸多信息,同时还可弥补现已出版的《赵元任全集》和《赵元任年谱》中的不足之处。

赵元任档案的价值

赵元任先生毕生注重收集和保存资料,由他本人生前捐赠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术资料和文献,命名为“赵元任档案”( Y.R. Chao Papers),共分为38箱,完整保存在东亚图书馆。赵元任档案大体分为六大类:包括日记、各种文书、手稿存集、讲演授课资料集、私人札记、来往书信。如果将一页视为一件,则共有近23万件,这些档案覆盖了19世纪末到1982年这一漫长的时间段,对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而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研究馆员介绍:他们希望将现有的“赵元任档案”打造成为,能够与斯坦福大学保存的“两蒋日记”抗衡的重量级文物。

赵元任档案集他终身的资料和文献保存之大成,覆盖面从19 世纪末到1982 年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日记

赵元任出生于1892年,与众不同的是,他14岁就开始记日记。从1906 年到1982 年,赵元任共记有76年的日记,几乎每天的活动都写在日记中,从未间断。在中国抗战期间,赵元任家在南京的房子被毁了,许多东西也失去了,但是他的日记和许多照片却完整的保留下来。因为他早就有防范意识,1937年战争烈火还没有燃烧到南京之前,他就把日记和照片寄存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朋友家中。

赵元任的家庭有写日记的氛围,他的父亲和表兄弟们都在写日记,赵元任不能不例外,到了美国他依然保留了这个好习惯。开始的时间都是用文言方,后来逐渐用英文记日记,用中文写大纲。在他的日记中,赵元任忠实记录了他每天的工作计划,以及正在开展的各种活动,在与他人交往中的各种印象、个人情感与今后的想法。

1906 年14 岁时,他开始第一次记日记,他写道: “十二时至溪山,拟在彼午餐而晚矣。遂稍待,众皆至养济踢球,余至青年集益社取书。”当年,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他到“青年集益社”共借了八本书:《黑行星》《科学读本》卷一、卷二、卷三,《家庭教育读本》,《儿童心理学》《秘密岛》《国歌书》卷一,可见他的涉猎广泛程度。

1982 年1月26 日,89 岁时,他写下最后一篇日记:“Up late,took a nap after breakfast.PM took another nap.”此时的赵元任已经体力不佳,经常处于睡眠状态。(赵元任日记,“赵元任档案”第35箱,周欣平《高山你就仰止,景行行止》)

从这些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论文中看不到的赵元任思想,以及生活中更加丰富情感的一面,还可以进一步详细解读他那充满科学的思维、幽默的语言和艺术魅力的人生。

1982 年2 月24 日,赵元任去世。巧合的是在此20 年前的1962年,赵元任先生终生的挚友,胡适先生也于同一天在台湾去世。

( 二) 重要文书

在赵元任档案中,包括有大量重要文书。其中,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美国语言学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有关的内容。重要文件包括中,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初期的文件、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档案、美国语言学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的工作档案,等等。1925年,赵元任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清华国学院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20世纪著名学者。1929年,赵元任又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5年,他作为中国学者,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荣誉。1947年他来到旧金山,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16年,度过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 三) 学术研究成果

在这部分内容中,保存有他终身学术研究工作的原始材料和手稿。1910年,赵元任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理科留美生。这一批共录取了70名留美学生,赵元任以平均73.4分的优秀成绩名列第二名。同榜中第一名是杨锡仁,竺可桢是第二十八名,胡适是第五十五名。在数学与物理等自然科学方面,曾有过专门的学习与研究成果。赵元任虽然没有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但他在创办科学社团、编辑科学杂志和传播科学知识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在语言学方面,他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大师,素有“中国语言学之父”的美誉,他不仅在普通话语言学理论方面有独特的见解,而且他对于中国的主要方言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我国民族共同语的规范与推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编写过多部汉语学习教材和双语字典,为汉语的国际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艺术方面,他在音乐创作、歌词创作、白话诗创作、戏剧创作,以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等方面都留下过传世之作。例如,著名的英国儿童文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种全译本,就是出自于赵元任之手。近百年来,还有翻译学者在不断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研究。

( 四) 私人信件

赵元任档案中收藏有大量私人信件,包括他与许多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重要人物的来往信函,大多不为人知,反映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史实。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赵元任和其他学者之间的交流,如胡适、傅斯年、李方桂、邓嗣禹、杨联陞、李济、陈世骧、梅贻琦、钱思亮、裘开明等人。阅读这些书信,学者们能够很好了解这一批在20世纪不同阶段,穿梭往来于东西方之间的学界名人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同时还可以一窥赵元任先生的学术涵养和人格品质。

1999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启动重大出版工程《赵元任全集》,计划分类出版20卷,并从2002年开始陆续出版。但是截止到2013年,仅推出8卷11册。第16卷于2007年出版,这一卷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第一辑为《赵元任口述传记》,第二辑为绿信,凡五封(尚未见到有任何私人往来信札)。所谓绿信,是一种向朋友群发的通了函,类似于现在群发的电子邮件。因为他写作时,经常使用一种绿色的封面或标题而得名。作为重要学者的全集,国内外研究学者至今未能见到私人往来信札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邓嗣禹与赵元任的初次交往

两人之间的初次交往始于1941年。1938年,邓嗣禹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完成了他所负责《清代名人传略》,太平天国时期33位人物传记撰写工作之后,作为燕京大学资助的第二批硕士研究生,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研究生。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邓嗣禹加入了哈佛中国学生会,牵头并与1940年到达哈佛攻读博士的周一良,共同负责学生会外联部的工作。

1941年初,哈佛学生会组织了一项活动,即以“中国思想”为主题,邀请中美学者在2-3月份,为哈佛大学的留学生做几场系列公共讲座。从“赵元任档案”第8 箱(Folder88),赵元任与邓嗣禹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封写于1941年1月11日,由邓嗣禹签名后发出,抬头为“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英文邀请函。在正文中,除邀请讲座的目的、内容、演讲题目和最后回复的时间(2月20日)之外,还列出了所有被邀请人的名单。此次,被邀请参加讲座的学者共有八位:其中,我们熟知的有叶理绥(2月5日)、赵元任(2月19日)、林语堂(3月12日)、胡适(3月25日)。.

从邀请函人收信地址为我们可以得知,当年赵元任居住在康州纽黑文市的橙街644号。这段时间(1939-1941年),他正在美国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并在耶鲁大学开设两门课,中文阅读和中国音韵学。后来,他还开设了一门粤语课程。

1941年1月2日,邓嗣禹在发出邀请函之前,曾以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名义,和周一良联名给赵元任发出过一封说明信,信札内容全文如下:

元任先生:

先请您恕我们的冒昧。

这次哈佛中国学生会的讲演,听说您过于谦让,辞谢不来。我们因在学生会里负一点责任,所以另外写这封信有所解释。这回的演讲主办目的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宣传的。我们想在这个不被注意中国的校园里,引起大家的兴趣与了解,不外呼宣传国光。题目大致为Chinese thought(中国思想)一类,内容还可有出入。我们想,您何妨来讨论中国语言的特性与中国思想之关系一类题目,即使讲纯粹语言方面问题也无不可。“名者实之实”,我们只要把讲题twist(转换)一下就行了。假如这个讲演会里全是洋人主讲,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参加,似乎就不合适。所以我们十二分地希望您再考虑考虑,惠然允诺!

敬祝,安好!

邓嗣禹 、周一良 谨记

赵元任在收到邓嗣禹和周一良联名的信函之后,想必是犹豫过几天。但是,从一位中国学者的责任感角度,他还是同意前往,并把近期发表的论文,按照要求“转换”为演讲的内容,确定下最后的演讲题目为:“汉语词义的节奏和结构”。这封回信,赵元任当时是用英文写就,笔者翻译如下。且看,他在信中是如何解释这种转换的:

亲爱的邓先生:                              1941年1月14日

请原谅我这么晚才回答您对我演讲题目的询问。我真的没有什么适合这个系列的东西,你和周先生也很好地让我把这个话题“转换”了一下,使任何事情都符合我的意愿,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个事业做点什么,我大胆地接受了邀请,我所拥有的,是去年12月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美国语言学会举办的会议上读到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有点技术性和枯燥,而且是为《语言》杂志承诺的。不过,我试着“转换”一下,把它改成标题:汉语词义的节奏和结构。如果你觉得应该改,请告诉我。

赵元任先生已经承诺,会按照时间表上的节点,2月19日去参加讲座,并且按照要求,将论文的内容转换成演讲的方式,想必邓嗣禹、周一良都不会再有什么还“应该改”的意见了,应该是按照原定计划执行了,也就没有用信件再沟通的必要了。

在2001年,由赵新那、黄培云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元任年谱》上,我们可以了解到:1940年12月30-31日,赵元任夫妇到Providence,参加美国语言学会(LSA)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为《Word Conception》(字的概念)。从论文《字的概念》,到演讲内容《汉语词义的节奏和结构》,这种转换方式确实是比较大的。

关于1941年的内容,仅仅是从4月份,赵元任决定接受哈佛大学聘请,离开耶鲁大学开始记载,并没有以上关于1-2月份,到哈佛大学开展学术演讲活动内容的记录。由此,许多参照《赵元任年谱》撰写传记的书籍,也都未见有这一段学术活动的记录。

1962年3月27日,赵元任回复邓嗣禹,关于讨论《颜氏家训》翻译问题的信札。

美国“陆军特训班”中文教学方法交流

1941年4月,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主任,兼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eeff)曾邀请赵元任到哈佛大学编辑字典,为期一年。1943年8月又开始负责美国陆军培训班的课程。于是,在1941年7月,赵元任离开耶鲁大学,前往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入住麻州剑桥,27 Walker Street(行人街27号),开始在哈佛大学阶段的工作与生活,并在此居住了六年,这里也就成为中国人的活动中心。其中,胡适、金岳霖、费孝通、林语堂、钱学森、周培源等人,先后都到此处来过。哈佛中国留学生会、清华同学会等学生组织都曾在赵元任家开过会。

1942-1944年期间,由于邓嗣禹与赵元任分别在芝加哥、哈佛大学主持美国陆军特训班的课程,两人探讨教学方法的往来信札,保存下来并收藏在“赵元任档案”中有两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国陆军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学都开办有“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英文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简称ASTP)。其目的是要训练将要被派到诸如中国、日本等地区任职的指挥军官,教他们学习各国的语言,同时学习各国的历史地理与社会情形,培训的时间由6个星期至9个月不等。接受过训练的美国学生,就能被派到所学语言的区域去工作。此外,美国政府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海军语言学校,在费吉尼亚的夏洛特尔设立陆军语言学校等。很显然,如果采用战争前各大学的汉语教学方法,将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为此,那些承担教学任务的中国学家们不得不改进汉语教学方法。他们尝试对学员强化语言训练,在教学中注重现代汉语的听力与口语表达。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许多大学的汉语教学内容,主要是为了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注重古代汉语的阅读和语法分析,忽视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1942年6月,芝加哥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成立东方研究院,执行院长是邓嗣禹(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在芝加哥大学开办的课程,当时称为“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培训时间从1942年8月开始,到1944年3月结束,比哈佛大学开办的日期要早一年的时间,由邓嗣禹负责并兼任班主任工作,芝大的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先生也曾参与授课。培训的目的,是要求受过训练的学员,了解中国的文化与习俗,能阅读中文报纸,并能用中文演讲,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特训班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一是语言学习课程,二是地域研究课程。语言学习课程每周上17小时的课,采用的教材由邓嗣禹与顾立雅共同编写,如:《中文报刊归纳法》、《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有关口语方面的教材,也是采用邓嗣禹自编的教材。在此基础上,1947年他根据培训班的教案,整理出版了第六本教材:《社交汉语与语法注解》,由芝加哥大学出版。

哈佛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1943年8月开始举办中文、日文两个培训班,到1944年12月结束。赵元任先生当时负责主持中文训练班的工作,在教学上则是采用听说法和直接法相结合,想方设法让学生跟所学语言多接触,多听多说。正在读博士学位的杨联陞由于表现突出而受赵的特别赏识,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别为他申请了一个讲师的职位。后来,杨联陞还曾协助赵元任编写过一本《国语入门》的通俗读物。据《赵元任年谱》记载,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学员成绩虽然有好有差,但都能说中国话。作为练习,学员们自编自演短剧;还有部分学员学会写汉字。他们说中国有个《大公报》,他们就办了一个《大私报》。

耶鲁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在1943年成立远东语文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金守拙(George Kennedy),采用的则是拼音法教学,所用的第一本教材《Speak Chinese》(中文口语)由金守拙、赫德曼(L.M.Hartman)编著,1944年由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 &Co.)出版社出版,留美学者房兆楹曾为该书撰写过序言。之后又出版了练习会话的教材《Chinese Dialogue》(华语对话),整个耶鲁大学汉语教材的系统便是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发展下去的。

1943年8月19日,此时邓嗣禹在芝加哥大学主持美军特训班工作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之前,他曾向赵元任借阅过一本传统罗马字拼音法的书籍。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口语教学方式上遇到一些问题,他发现这种方法不大适合于速成班人员学习。于是,他用英文致信语言学家赵元任,进行请教与教学探讨,现将英文信札内容翻译如下:

亲爱的赵教授:

呈寄上中国共产党人使用的汉字罗马化系统的小册子,谢谢你的慷慨,,允许我借阅很长时间,很抱歉我们迟迟没有归还。

目前,我正在为45名(美军)服务人员开设一门汉语会话强化课程。我发现很难清楚地解释汉语口语的语法结构。不幸的是,你的中文语法书籍没有被收藏在这个图书馆里。你愿意借给我们,或卖给我们你关于这个主题书的副本,还是向我们推荐一些其他用西文写成的类似的书?

另外,你能坦率地告诉我,你对C.H. Kennedy(肯尼迪)教授采用罗马化系统的教学方法的看法吗?显然,他一直在努力在全国推广他的体系。我知道你有多忙,问你真的很惭愧。不过,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邓嗣禹在信中所述的C.H. Kennedy教授,正是在耶鲁大学主持美国陆军特训班的负责人,中文名为金守拙。由于赵元任来到哈佛大学之前,曾在在耶鲁大学从事语言教学,对于金守拙的情况比较了解。

赵元任回信的草稿,英文手写体写在邓嗣禹信函空白处,字迹非常潦草,我们一时无法准确辨认清楚,而正式打印的信函目前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从《赵元任年谱》相关年份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哈佛大学在教学上是采用听说法和直接法相结合。他是不赞同采用传统罗马字拼音法来教学的。

这种战时培训所采用的语言教学方法,使美国人在短时间内至少能够掌握最低限度的汉语阅读与会话的能力,这对于战后美国的汉语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太平洋战争年代结束后,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纷纷打破已有的汉语教学模式,力图吸取战时语言教学方法的优点,并将其融入到正规大学课堂教学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战时汉语培训冲破了美国人对于汉语所抱有的固有观念。  长期以来,美国人视汉语为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语言。然而,战时的短期汉语培训课程,就能使一大批美国人能说汉语,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学习汉语的信心。对于大多数美国青年而言,汉语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涌向中国课堂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比以前有明显增加。

笔者收集的九封赵元任与邓嗣禹往来信札所透露的信息,当然不限于文中陈述的这两个方面,还包括邓嗣禹博士论文《张喜与1842年鸦片战争》写作,以及英译《颜氏家训》等方面的学术交流,基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希望有关出版社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早日出版《赵元任全集·书信集》,以及《邓嗣禹师友书信集》,弥补现有《赵元任全集》《赵元任年谱》中的不足之处。这必将会对国内外有志从事赵元任、邓嗣禹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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