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学者约稿。本文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文章发端于一次有意义的线上讲座——“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
渠敬东（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是非常时期，病毒在威胁着人的身体、心理，威胁着生活和社会。但人的观察思考，包括我们大学里作为知识人的研究和教学活动，还要正常的开展。今天，我们尝试以线上形式来讨论一下，一个社会在有特别大的变化、甚至是突变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反思我们既有社会的研究模式、研究范式。特殊的时期，对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是特别有意义和帮助的。
正常与反常
作为一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员，我首先想从学科的角度来反思我们既有的研究理路。如果今天来看，特别是大家在一个特殊的危机时刻，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特别切身的感受和体悟时，我们就重新有了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机会。同时，这种认识和以往的认识不同，因为有强烈的身心刺激，所以它更有感触，更痛彻，更刺骨，也更有启发性，会激活我们的生命体。从晚近的社会学，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学研究来讲，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对于特别的时代、危机的时代、有巨大风险的时代的变化是准备不足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语和无助的。
为什么如此？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在一个常规的思路里，在一个既定的范式里，在一些狭小的中层研究里运行，一些无关痛痒的人与他的时代有着非常大的距离，在没有切身、切肤的体会这种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常规研究。因此，常规研究的方法、理论和基本模式也大行其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我们突然面对一个极其危机的时刻，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像平常百姓那样，或者是像一些公共意见那样去面对，而不能提出严肃的深入的思考。
社会研究的两大议题：不变与突变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反思社会学、社会科学，乃至学问本身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社会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探索“人的科学”的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所谓“不变”的常规研究，日常生活的研究，只是晚近以来发展出的研究模式。但社会学自其诞生之日起，研究的就是那些突变的、革命的、危机的、风险的年代。我们说社会学的三大创始人以及其他的经典理论家，无不应对法国大革命、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甚至是理性化宰制的灵魂危机，无不应对社会中的繁荣和贫困并行出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矛盾，还有人内心中的那种撕裂感、虚无感和恐慌感，由此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社会学的思考。
我想说的是，社会学永远都面临两大主题，一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二就是社会的急剧变迁，急剧冲突，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突变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乃至人心的影响。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即social change，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也可以称之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great transformation。
卡尔·波兰尼
著作《大转型》
突变的时代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社会很容易陷入失序状态；二是既有矛盾的淤积很容易造成社会危机；三是日常中潜伏的反常，也很容易发展到极端状态，构成全方位的挑战。问题是，当社会处于危险边缘的时候，那些既有的观念和认识，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无论是治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理准备意义上的，都没有充分的准备，无法给出可解决的通道，所有的矛盾全都促发和积聚在一起，特别容易形成整体社会的危机。人们平常的一些反常情态，被遮蔽起来的、潜伏中的那些无论社会还是人的心理和情感的逻辑，在一个特别短的时间内，都会发展到极端状态。这样，无论对于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的生存，人的秩序均衡，都构成了无限的挑战。这一点，才是社会学诞生之刻的时候，那些经典理论家们关注的实质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和文明也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社会学研究要突破常态思维，突破大数定理的思维
我想说的是，我们务必要好好检讨今天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规思维。我们用的方法仍然遵循着大数定律的思维模式，用一些所谓常态分布的方法来理解世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normal distribution。这虽然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方法，却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思想中，所谓normal，是指我们仍然假设社会是一个在日常整体上秩序化的模式，因此我们往往按照既定的秩序化模式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变化。假设检验的研究模式，本质而言是一种日常预期模式，是一种日常观念的自我循环。但是，世界的突变，无论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宗教性的，特别当我们的生命面临流行瘟疫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同样面临着最重要的挑战和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突破这种常态的思维。换句话说，突如其来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危险，是不是我们就全然没有能力去面对它？我们怎样从人类以往的历史和现实生活里发现、寻找突变的规则和轨迹，从而有潜在可能的准备，这一点，更是社会科学的使命。
面对真正的突变和社会急剧变迁，我们必须要突破常态和正态思维，把那些常态思维设法排除掉的反常的、疾病的、变化的、风险的、预料不到的、潜在的所有人心和社会问题，都应该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思考范围里，只有这样，当危机来临的时刻，我们才会有丰富的、沉稳的、有效的反应，并将这些准备彼此连带，发挥出协同的成效。我们以往的学术、思想、文化意识，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蕴含着很多，我们需要特别尊重，并加以利用。人类社会的发展晚近以来，“二战”以来，特别是这几十年以来，似乎大家感觉到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彼此能够依托在全球世界里，似乎科学技术的发展，治理制度和手段的建设，都能保证整个世界大体可以秩序的方式来运转，至少可以如此期待。但是，我想这些判断都太过于乐观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正在发生巨大无比的变化，甚至是极其深刻、充满危机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当一个地区有新病毒出现的时候，瘟疫就像网状一样来遍布，它往往会超出地区的范围、国家的范围，形成一个全球相关联的网络传播系统。
同样，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经济危机、金融市场，也同样像病毒一样是一个连带性的、扩展性的、即刻便可形成一种风潮，产生极大的变化和挑战，甚至是瓦解和坍塌。同样，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上，仍然也面对着文明冲突强大的挑战，那些新兴的宗教，甚至是有些带有极端倾向的宗教，也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渗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所有这些，都是潜在的、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历史，我们在日常的研究中几乎不给予充分重视，却很容易形成急剧变化，瞬间爆发危机。而就在这非常的时刻，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危机一旦产生，对整体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心的影响有多么的巨大。面对突变和巨变的社会研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哪怕是未来，更应该着重思考和面对的突出的学术问题。
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重大事件与宏大叙事
这几十年来，整个的学术研究都在日常化，都在面对那些最平常的、普通的、小时代的生活，于是就有了各种细微的、琐碎的、middle range意义上的理论和研究，人们的视野往往局限于此。以至于我们似乎要摸清人的世界，以这些研究作为职业的学者们，面对危机更是束手无策，毫无准备。我们整体的学问应该重新得到召唤，回到重大事件，回到重大或宏大叙事的传统来，和日常研究并行发展，才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学术发展的体制和方向。
我们都知道，以往的历史记载，常常留存的是那些政治社会面临着矛盾时刻和危机时刻所浮现和造就成的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以及由此形成的辗转、变化，甚至是划时代的巨变，这是历史学提供给我们的丰富的给养。不过近些年来，微观史学、专门史学、日常史学、社会生活史，虽说要给人们提供这些事件背后的解释，可研究者往往囿于认识和经验的局限，往往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脱离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判断和体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学术获得了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学术遭遇了重大的损失。同样，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一直以来我们在宣扬中层理论和微观研究，所谓的那些形式漂亮的、合乎规范的研究，但对于那些最重大变化的历史和现实，却越来越失去敏感度和思考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了经典理论和面对那些巨变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曾经提供给我们的刺激和激发。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认为要重新考虑我们社会中正常和反常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秩序和变迁的关系，要重新考虑日常生活和重大危机时刻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经典历史和理论和我们今天中层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的关系，要重新回到人与社会的生命关系上来。正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得到了这样的一些教训，得到了这样的一些教益。任何危机，终究都是人的危机，思想的危机。
现代社会中的传染机制与系统风险
以我们小时代的人及其心理感受来说，其实，我们对于几十年来的稳定生活和社会发展过于适应了，而对于横亘在人类历史各个历史时期的那些重大灾难和变化却失去了充分的认识，越来越失去了感知和领悟能力。我们知道，人类自有文明始，就伴随着无数的危机，有的时候相隔时间较长，有的时候则瞬间爆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记载。比如，修昔底德是希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25岁的时候就染上了瘟疫，在雅典他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他后来写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有清晰的记载：“感染疫病的人从头到脚都发生了恶化的病情，然后转移到胸部，疼痛、咳嗽、呕吐、痉挛”，他也描绘过瘟疫的场面：“由于看护别人的结果而染上疾病的人，像羊群一样死亡，而且这样死亡的比因其他死亡的还要多，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这种瘟疫的场景并不是能够用一般的语汇可以形容的，至于个人的痛苦是人绝对无法承受的”。“鸟吃了这些尸体以后也死光了，甚至绝迹了。”这样的瘟疫传播，最终使雅典整个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完全陷入了一个特别虚化的状态里，甚至改变了西方历史的进程。
弗朗西斯科·戈雅创作的铜版画：理性沉睡，心魔生焉
我想说的是，这些情况在很早的历史里发生，有悲痛在，有忧戚在。尤其到了现代世界，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我们知道随着科学的进步，一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技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可能生发的机遇则变得越来越大。从大航海时代起，人类把几大洲全部联系在一起，从十四世纪开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瘟疫潮流，在意大利，在埃及，从威尼斯到热那亚，后来到了佛罗伦萨，人口总量失去了半数以上，最后蔓延到了英格兰、爱尔兰，蔓延到了北欧。这种情况都是人类历史曾经经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这种可能性和影响面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直到这种极端时刻，才会有切肤的体会，我们才能重新理解那些经典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所曾经的关切在哪里。
聚集社会：容量、密度与社会潮流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批评斯宾塞的学说时，就很早讨论到了社会容量、社会密度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唯有在现代社会里，人类社会才会空前的容量加大，但更重要的，涂尔干认为，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社会密度的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在二战以后几乎没有重要战争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整个世界人口的增长量，以及人口的密度，已经到了几乎饱和的程度。在这样的密度里，在这样一个特别紧密的人群聚集的时刻，其涵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的层面，在心理的相互作用上，在国家的治理上、在社会影响上、在意见相互传播上，当然也在病毒流转上，都会相互积聚扩散的效果。人口的聚集、社会密度的增加，使得现代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再像是以前，城乡地域，乃至国家都是以分割形态而存在，而在今天，则完全以广域流动的、相互渗透的形态出现。所以，涂尔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称之为“传染”，即传染社会的来临。这个词便是直接从流行病学借来的，就是我们常说的flu。
一个传染的社会，意味着人民在瞬时间内，或者是在长时段里，都可以突然爆发的或潜移默化的普遍关联，而产生彼此的强烈影响和聚集效应，也因此，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很早就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运行的机制。孟德斯鸠的教诲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要，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我们理解整个社会和政治的构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从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因为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传染性不断增加，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在广大的民众那里，人们的情感、人们的心理、人们的意见状态，甚至是这种身体上的彼此感染的巨大影响。
孟德斯鸠的教诲：体制与民情
孟德斯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研究这个世界，我们身处的生活必须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从体制或制度的角度入手，即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权利的结构和权力的分配。但是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看人们相互传染的感情、情绪、气氛和意见的影响，这些因素相结合，可以塑造出另一个庞大的系统，他称之为“民情”（mores）。
所以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社会秩序，在于要在政治体制和民情状态之间要找到适当的平衡，只有在两个方面达成协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治理。只有在权力的分配系统和人们情感和情绪的具体状态，达至一个平衡，我们才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秩序。孟德斯鸠的教导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那些冲破家庭、社会、国家的界限，传递到世界的流动性，是不以每个国家的各种体制和社会机制为转移。病毒没有祖国，恐惧也没有边界，现代世界的这层面向，才是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在强大的社会传染系统里，会形成涂尔干所说的强大的社会潮流。这个潮流在常规的生活形态下，只是每天海上的一些小小的波浪，似乎有着常规的法则。但是在特别的时刻，会形成翻卷的巨浪，台风海啸，惊涛拍岸，对社会产生强大的振荡和破坏。我想说的是，我们研究和思考一个社会在面临重大疫情、重大危机的时刻，一定要从这两个角度加以观察和分析。
社会传染中的制度瓶颈与恐慌心理
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社会虽然找到了人乃至社会运行的各种手段和方法，有着强大的系统性的秩序。但是同时，我们如果从社会的密集度，从社会的潮流，社会的民情聚焦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才更加充满了系统性的风险。这就是乌尔里希·贝克讲的风险社会的到来。所以，在社会强大的传染机制里，以往治理的制度和社会的秩序，一定会出现巨大的瓶颈。在短时期内，社会可以完全陷入到集聚的恐慌状态，恐惧心理蔓延成为比病毒的毒性还要强的好多倍的一种强大的传染系统。
今天来看，在整个战“疫”，抗击疫情的情势里，很多人是因为强大的心理恐惧而倒下，很多人是因为强大的恐慌而使自己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甚至一些人没有感染到病毒，却因感染到恐惧，而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而没有了生活的勇气。在瘟疫初期，也是因为有很多人有强大的恐惧心理聚集到医院而产生感染。所以我想说，病毒所产生的效应，在现代社会的机制里面，不是单一因素产生的结果，而是在短时间内，人的心理效应、社会的意见效应，乃至于权力治理的各个系统，都会在强大的刺激下，产生一种极端的反应。这种极端的反应极有可能是有效的反应，也有可能是完全无效的反应；有可能是能够重新使社会尽快恢复秩序的反应，但也非常有可能使社会全面失效的反应。
偶然性的必然性：系统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社会中，我们以为科学和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必然性，我们能够控制自然，治理自然，能够有效的进行社会管理，事实上，这种看似的必然性中则越来越产生极其强大的偶然系统，这种系统的风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我们必须要有准备，准备好做各种层面多重的调试。一个社会的必然性越充分，偶然性便越有可能形成，而且一旦形成，便是总体上的挑战。自然不会完全服从人类的意愿，总会找到机会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和惩罚。
我再重说一下，现代社会是一个传染的社会，是因为社会的密度增加，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瞬间即可感染的社会。这种传染不仅不会停留在病毒，停留在有形物上，还会形成心理的意见和恐惧的传染，最终酿成人类的自我迫害。所以，我们在研究社会，一定要从历史、思想和我们曾经各种各样的反思中出发，不断要回到偶然的、重大的危机时刻，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勇气。
世界历史的效应：全球流动与风险扩张
近几十年或者说十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突出的情况，这就是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预料的那样，世界历史的到来。在全球化的时刻里，人口、资金、商品、意见甚至是宗教的全球流动，乃至人类潜在的心理和信仰的危机，都是在全球大范围系统中来传布和蔓延。我们今天更加面对空前的风险的扩张，病毒只是风险的一面，在其他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风险也像病毒一样逼近，非常脆弱的金融系统、生态系统、价值系统等等，及其掩藏的深刻危机借着全球化的通道而向整个世界扩张。我们今天的学者，只有有这样的眼光，只有有大视野、大胸怀，才能去看到世界蕴藏的潜在的深刻危机，我们才能反过来反观自己最细微、最日常的身边的生活。
我们今天经历着这个特殊时刻，使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焦虑、我们关注事情的方向，瞬间从自我小的生活世界里，而拉入到一个更大的，能够把更多人扭结在一起的共同的恐慌和反思的平台上，这就是现代世界。所以我想说的是，传染的社会使现代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产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更大的系统风险，这个风险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去面对，将来就会演化成更大的危机，时刻逼近我们。
人性中的恐惧
现在，我们沿着另外一条思路来做一些探讨。刚才讲到，我们今天在一个似乎确定的时代里，充满着不确定性。伊恩·哈金说过，现代世界都一直在“驯服偶然”的过程中。但是极端悖谬和吊诡的事情，就是我们越加驯服这些偶然，所谓的偶然性就越大，强度就越强，而且突如其来，像核危机、瘟疫扩散，金融风暴、基因编辑等等。突如其来的危机，会打乱我们以往所有科学技术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既定的思想和方向。所以，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特别是在一个带有危机性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偶然之中，被置于在一个彻底的偶然的时空内。
不确定的时代：死亡概率的挑战
疫情来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科学告诉我们，整个人群的感染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传染的扩张性有多大，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这些数字。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置身其中的时候，几乎都不会考虑这些概率问题、机率问题。就像买彩票一样，每个人都盯着五百万的大奖，其实那个概率非常之低。但是当瘟疫来的时候，我们面对病毒，只要是不能保证自己百之百不能被感染，就会产生百分之百被感染的想象心理，我们都觉得自己赤裸裸的暴露在病毒的攻击情况下，无论它的概率有多大：每个时点、每寸空间，病毒都会袭来，侵入体内，我们也会像感染了病毒的患者那样，用想象经历他们的苦痛和挣扎、生与死的过程。
这就使得我们要反思，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在广大的人群的流动和聚集里，我们每个人都陷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心理状态：焦虑、暴躁、愤怒、不安，所有这些都会伴随着我们，扩充我们的风险感知，陷入极端恐惧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在这紧要关头重新反思，在现代的世界里，人究竟是怎样被构造、塑造和认识的，人是怎样构造、塑造和认识自己的。
自我保存中的不安
可以说，今天我们的自我认识，是从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和人性论的判断中来。我们都认为人的自我保存，即所谓的Self-preservation，是最根本的自然权利。这是整个自然法则的最要害的地方，所以整个政治社会的制度，都以自我保存这一基本前提作为设计。
《死亡舞蹈》（Danse Macabre)
但是，我们知道，人越是在一个自我保存的强大激情里，人其实就同样会越来越产生强烈的不安心理（unease）。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身体的安全，那么我们时时刻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危险，而使我们在这个危机时刻，完全陷入到茫然失措的恐慌状态。这是一种孤立的个体的体验，他把整个世界的危险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并借助无限的想象来扩展这样的危险，仿佛孤零零地置身其中，不知所以，也不知所措。一个人单靠自己，应对着整个世界的威胁，他无法战胜世界，就像无法战胜自己一样，这种心理的风暴，是生命完全无法承受的。
信任与怀疑：信息、知识和心理依赖
这种状态，跟现代人的基本心理结构是密切相关。一方面在人的整体的孤立无助感被唤起的时候，怀疑就作为人构造的基本底色，产生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无论得到多少信息，都会即刻产生怀疑，所有在特殊历史时刻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流，无论是公共的说法，还是私底下的说法，都会被我们置入于深深的怀疑之中。因为所有现代教育和信息对人的影响，都使我们产生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否定，无限的怀疑，甚至是自我怀疑。我们会把自己有可能遭遇的危险和攻击想象到最大的程度，我们用人性的想象和激情，会使所有生活存在的极端情况，都会置于想象之中，怀疑之下。
但同时我们也同样会体会到，在这种怀疑里，我们自己又不能成为自足的，能够给自己安慰的来源。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地要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可是孤立的自己若要保全自己，就必须要相信各种各样既有的说法，借助各种各样既有的手段。无论是信息、知识还是心理上，我们都需要无限的依赖。这就是现代人是一个自反性的、背反性的身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非常容易陷入恐惧，陷入瞬间自己必须依靠自己，自己又必然失去自己的矛盾之中。
我并不完全依照霍布斯对恐惧的界定来理解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特别是遭遇到瘟疫，遭遇到经济危机，遭遇到恐怖事件等这样一种极端的攻击的情况下，人就瞬间会陷入到虚无和恐惧之中，因为他的自我保存的保障被瞬间摧毁掉，自我保持的原理也会瞬间崩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人是在两端上发展而成，一方面，他有强大的想象和知识能力，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另外一方面，这种强大的想象和知识能力，会很容易转化成为怀疑和恐惧，转化成自我的瓦解。这就是我们在疫情状态下，所常看到的一个人的基本的构造。
赤裸的生命：面对死亡
为什么这种突变，对于时代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最赤裸裸的生命暴露出来，没有任何的遮挡。当我们深陷恐惧之中，现代人最深刻的危机就会被彻底体现出来。孟德斯鸠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有一个绝对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说有一个绝对好的情感模式，但是唯有一种是最糟糕的，就是恐惧。如果一个社会，人普遍地陷入到一个恐惧的状态，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宽厚的，一定是充满着危机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怎么样呵护暴露出来的赤裸的生命，是我们在思想、理论和现实实践中最重要的挑战。现代人真正遗忘对死亡的思考，因为我们前面说到只是在自我保全，自我安全的状态下来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以往的人那样，或者像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提醒我们那样，我们真正如何应该面对生死问题。
黑死病蔓延时期的医生形象——Paul Fürst，来自罗马的长喙医生
弗洛伊德曾讲过，我们对于死亡的遗忘，恰恰使我们遗忘了生命的驱动力。对于死亡的理解，完全不能只局限在个体的心理、个体的想象和个体的经验感受上，只有回到与我们相关联的生命史、政治与社会的文明史，以及神圣存在的领域中，我们才能对死亡问题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面对死亡。同样，海德格也讲过，以往形而上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死亡全然漠视，没有理解，没有体悟，没有存在论上的把握。也许，疫情危机的真正时刻，正是对已有的人性预设的挑战时刻，这是一次警告，也是一次棒喝。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如此，我们历史上曾经对关于生与死、天命与无常等问题有着及其丰富的思考，在今天的危机时刻，这些认识和讨论并没有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没有成为在极端情况下，我们重新进行生命反思的资源，没有成为我们重构自我认识的动力。人类社会中危险无处不在，以恐惧面对危险，以个体摆脱恐惧，只会让恐惧不断循环，让危险更加危险。
恐惧的传染与聚集：反向的社会作用
现代社会正因为有人的这种自我保存、自我安全的基本预设，才使得恐惧更加容易传染，更加容易集聚，并产生强大的反向社会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人的这种设定，对人性的狭隘理解以及基于此对生活和危机的体悟，限制住了我们对这些问题整体的把握。自然永远不会束手就擒，我们必须抓住这样的机会，在学理上、在经验上，在有关人性和自然、在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全面做出反省，重新回到历史、回到经典，才能去体会和认识这样深刻刺骨的问题。
人的恐惧就是生命的梦魇，会加速人的死亡，加速社会的危机。人在无限的想象中已经死过很多次了，而且未来还会不断死去。恐惧比病毒的扩散要迅猛得多，而且始终伴随着人们，不会消失。如何走出恐惧，才是在这个剧变时代我们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只以个体来面对整个世界寻求获得生命的保全，如果我们不能超出个体自我的范围来获得力量，危险就会永久侵袭我们。
保卫生命与保卫社会
现代社会反映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社会的传染性急剧加大，二是人在自我保存的基本原则下，很容易陷入到不安、焦虑和恐惧之中。并且，两者相互作用，产生出更大的恐慌潮流，从而对社会产生摧枯拉朽般的破坏力。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何以重回秩序，如何建造秩序，如何在风险之中重新找回我们自己，重新使社会回到一个正常运行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要讨论国家、社会乃至宗教和文化，对于危机时代有什么样的治理和重建作用。
全能国家的兴起与变迁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讲法，近代国家是在一个强大的资源动员、资本化的逻辑以及剧烈的国际竞争的环境里形成的。所以，它既有资源的调动、管理和生成的作用，同时也带有绝对主义的倾向，如安德森所说。不过，在这个巨大的国际竞争系统中，国家也会失去自己的目标，这不是查尔斯·蒂利讲的，是我的看法。
特别是当危机突如其来，这个全能国家既很容易明确自己的目标，又容易无所适从。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它有充分的资源调动能力，但另一方面则在以往的路径依赖中，不容易做出全面判断和即时反应。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国家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如果国家不能对于突如其来的情势做出充分认识和准确判断，就不能有的放矢地调动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如果国家仍然在一个国际竞争的世界里来理解自身定位的时候，也会错失自己的目标。只有在危机时刻，更能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国家的原则，什么是国家的能力，什么是国家的根基。
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
因此，整个近代的国家系统，其责任除了维护领土和安全，维持自身的文化和文明系统之外，就是照料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对生命的关照突出地理解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的说，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种生命不仅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的，也是对于人们相互连带的生命状态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让人民摆脱恐惧的情感，依然在治理的范围之中。
1918年西班牙流感方舱医院
所以我们说，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同样，在这样一种生命意识下，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下，治理过程也会遇到突然的矛盾。国家必须在解救危机的情况下，充分地考虑到民间的反映，这种反映不只是各种意见、看法和观点上的潮流，也必须要考虑到民众恐惧心理的传染和传播机制。这些都是料理、照料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怎么样防范病毒的入侵和扩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样，如何防止恐惧的聚集和扩散，也是另外一个维度上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相互流通、知识和情感的相互疏通，如何解决效率与百姓安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
保卫社会的生命
国家主权的生命意识，表现在对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照料和尊重。这不是一些冰冷的统计数据。疫情中，我们都听到过一种说法：死了多少人，并不只意味着死了多少人，还意味着活生生的人死了多少次，至亲的家人死了多少次。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都带着他具体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关联，都是一个具体发生的故事。但同样，我们也必须要清楚，那些已经死去的生命，会使现实里的多少人陷入到痛苦、悲伤和对死亡的恐惧之中。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生命意识最重要的内容。
国家治理必须要照料到现实、具体的生命，照料到身体和心灵的生命，也要照料到生命背后的那些故事、那些痛苦、那些危险，也必须照料到那些失去生命的传播效应。可怕的，是生命个体的死亡，更可怕的，是依然活着的人正在死亡，社会的生命受到威胁。
爱德华·蒙克：《患西班牙流感中的自画像》
因此，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如何把握危机前端的征兆，如何在多重信息中做出判断，如何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平衡，是突破在危机状态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瓶颈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知识和心理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必须在保卫生命的同时要保卫社会，因为只有构建出丰富畅通的社会渠道，才能及时把握危机的征兆，才能及时的疏通和化解危机带来的恐惧，才能让国家和民众有充分的信心。
危机治理中的良好秩序，必须要靠联动机制来塑造，让行政部门做出有效的、积极的、准确的反应，发挥调动资源的能力，让专家及时提供合理的、准确的科学知识，以及保障安全的技术手段，让媒体和民间的公众，及时反应潜在的危险信息，在相互团结中塑造勇气，让知识分子和学者能够从人类历史和文明以及当下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对于生与死、对于人的存在和彼此关联、人的身体和心理等等提供充分的知识和智慧，提供心灵的慰藉。只有这样，才能在空前危险的状态下，构建一种人性和社会的平衡，而不是陷入到一种单一的孤立、怀疑和恐惧状态。
只有这样，恐惧才会得以释放和缓解，解救危机的政令才能通畅。只有民众的自我认识和历史认识得到普遍的提高，只有国家以及行政的部门能够从人性的角度，能够从人性复杂的构成面向，从那些我们曾经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我们对于危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思考中，才能找到解决现实危机的资源和德性。
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考、态度和实践有很多的教益，他们并不是沦落成为一个局部专家的官员，也不只是只按照一成不变的思维来行使自己的公众责任，也不是公众意见的抱怨分子，也不像老百姓那样茫然无措。只有重返人性的理解，只有把民众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识始终放在第一位，只有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持和信息支持，才能真正找到解救危机的途径。
时刻为世界的巨变作准备
保卫生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保卫生命并不只是身体的生命，医疗也不只是解救人身体的医疗。中国人讲，治身者为下，治心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从人的生命整体的构造的角度来理解这场瘟疫，理解这场危机。我们要由此为线索，而为时刻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准备。
我们必须建设不同领域的人群所形成的联动机制，我们也要思考当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哪些呵护。这不只是在所谓科学意义上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呵护，还包括我们如何重造人们相互间的人伦关系，相互友爱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同情，还有那些我们从不同的文化，甚至宗教中体现出来的信仰和对人的呵护。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思考这场危机，或今后面临危机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所以我想说，我们必须时刻为世界的剧变做准备，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只是通过常规的路径而塑造。如果把我们的生活连同人类曾经经历的历史文明拉开来看，整个世界的历史，很多时候或者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有可能是由变迁，甚至是剧变来构造的。我们若不从这样的角度做准备，我们才会真正遗失掉我们自己的生命。
重建面向变迁的社会学：世界历史、社会系统和人性
从学术的角度来反思，我们必须重建面向变迁甚至剧变的社会学，必须重新塑造我们面向危险的，面向重大变化的学问。生于忧患，人类的历史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经验上，很多的内涵都是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取的。
特别是在今天，当社会普遍产生一种传染的机制，当恐惧散布在世界各地，当不确定性始终伴随着我们，当偶然性不断从必然的秩序里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世界历史的面向，重新回到社会构造的各个复杂的系统，重新回到人性的构造，去整体上检视我们真正经历到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遗忘，因为现代世界的特点，还在于我们遗忘的太快。即使我们有充分的技术手段，有大量的学者，有大量的信息系统去记载我们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遗忘的太快了。一旦疫情过去，一旦危机过去，我们似乎就回到了从前，我们似乎好像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但如果遗忘的太快，我们就不知道，也许更大的危机就会发生，就会降临。
将一切有关生命的历史和现实牢记下来，这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所有人真正面对自己生命应该做的事情。
（本文系根据讲座视频文字整理稿，首发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