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在遥远的古代爱琴海，通过希波战争壮大起来的雅典海上帝国，与掌握着古希腊陆上霸权的斯巴达焦灼对峙。面对城邦被斯巴达战士包围的威胁，雅典将军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在卫城为士兵进行国葬。他用慷慨激昂的讲话向雅典公民一条条分析了雅典在经济、海军与盟友方面相对于斯巴达的巨大优势，鼓舞雅典人离开城外的住宅，坚壁清野避进城内投入战争之中。在伯里克利雄辩而又理性的话语下，雅典人眼中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在仅仅一年后的公元430年，依然占据以上优势，且早已习惯斯巴达人一次次围攻的雅典城却骤然陷入崩溃境地，不但城邦人口伤亡惨重，财政也濒临破产。雅典不得不加重对盟友城邦的税收贡赋，并且向遥远的西西里岛盲目地派出远征舰队，最终使得如日中天的国家众叛亲离，在劳师远征中耗尽实力，在公元前404年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在公元前430年给雅典造成如此重创的，不是英勇的斯巴达战士，也不是庞大的波斯舰队，而是一场“瘟疫”！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公元前400年）在瘟疫爆发的时候恰好居住在雅典，也感染上了这场“瘟疫”，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并在其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从而为后人研究这次瘟疫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当瘟疫降临时，很多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头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病人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以后就是肚子痛，干呕，抽搐，身体发起高烧，就算只穿最薄的亚麻布也无法忍耐。他写到：“大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许多没人照料的病人实际上也这样做了，他们跳进大水桶中，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直至在痛苦不安中死去。据后世历史学家的估计，当时雅典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在“瘟疫”中丧生了。连雅典“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位高权重的伯利克里本人，也在这场“瘟疫”中丧命。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研究后认为：雅典瘟疫“这种病没法在现代医学中被确认，假使修昔底德的话可信，那是一种新疾病，而且它的消失也和它的出现一样神秘”。尽管仍有许多争议，但这场“瘟疫”在人口密集的雅典城的突然爆发，及其所表现的种种症状，正与后世人们所称的严重“流行性感冒”有着诸多相应之处。也正是与伯里克利、修昔底德同时代的古希腊著名医师，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在著述中最先记录了类似流感症状的案例。而在中国，流感症状则最早见于北宋的《仁斋直指方·诸风》：“感冒风邪，发热头痛，咳嗽声重，涕唾稠粘”。然而无论是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还是东方封建王朝统治下，流感长期与鼠疫、霍乱等流行性传染病混为一谈，以”瘟疫“的面目肆虐世间，被视为神的意志或乱世征兆，缺乏有效的应对治疗，甚至连准确的诊断也难以做出，只能依靠病毒流行的自行消退，基于受感染者免疫力的优胜劣汰来最终平息。
1492年，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哥伦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资助下到达了美洲。而在相近世代的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时，西方第一次有了关于流感大流行的记录。哥伦布的到来既是新航路开辟的开始，沟通了世界，给美洲带来了前所未有文化与宗教，但同时也带来了殖民压迫与罕见的疾病。由于地理割裂，美洲土著民族长久以来不与外界交流，导致他们应对流感这种外来疾病的免疫力非常差。即便是在欧洲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感冒症状，都有可能让美洲土著病情恶化轻易死去，更遑论对付在欧洲都肆虐一时的新流感病毒。病毒伴随着西班牙征服者的脚步，传入印加、阿兹特克等文明之中，起到了火枪与大炮所难以达成的作用：这些历史悠久的庞大帝国，无不在人数寥寥无几的殖民者面前轰然倒塌。继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英法的殖民者与美国的西进运动又将病毒的扩散深入到美洲各地。人数极少的探险者本无法征服整个美洲大陆，被先进武器残杀的美洲原住民有很多，但死于这些全新疾病的人数更有千百倍。数百年时间里，印第安人数量减少了95%，其中大部分人死在了流感等外来疾病之手。
十八世纪时，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大流感。尽管工业革命时代科技飞速发展，但由于缺乏对病毒的了解，医生在流感面前仍然束手无策。十九世纪后，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与全球贸易推动了流感泛滥。1837年1月，柏林地区死于流感的患者数甚至超过了新生儿数量，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商业活动曾因流感而彻底中止。而前所未有的世界性“人祸”，进一步将流感这一“天灾”的危害发挥到了极致。
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了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1917年的“十月革命“让俄国退出了战争，德国奥匈等同盟国似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向协约国阵营发动了毕其功于一役的疯狂进攻。而在战场上疲于招架的英法，则指望大洋彼岸刚刚加入战争的美国提供新生力量加以支援。在美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征兵中，流感病毒在新兵的征集训练中大规模扩散。在拥挤的训练营、在派往欧洲的运兵船船舱，在前线卫生条件恶劣的战壕之中，病毒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传染到了整个欧洲。即便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病毒也在战火下极大的伤亡数字里得到了掩护，没有得到参战各国的真正重视。更有甚者，战争双方为了维护军队士气，纷纷隐瞒否认疾病的流行。一直到流感传播到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西班牙——甚至连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染上——才被完全揭露出来——以至于这场后世著名的“西班牙大流感”，被当时的西班牙人称为从西线战壕传来的“法兰西流感”。这场流感对战争本身也造成了巨大影响，1918年一度处于强势反攻的德军，由于士兵大量罹患流感丧失战斗力，一定程度上使其攻势被削弱，最终败北。然而，即便战争在流感影响下匆匆结束，却并未让这场“天灾”随之一并了结：在战后，病毒伴随各国入驻战败国或撤离归国的大量军队，在全球各地的终战行动和庆祝活动中进一步散播出去。最终，“西班牙大流感”在感染了几乎所有能感染的人之后，才在1919年7月停下脚步。当今研究认为，这场致死率10%到20的%大流感让全世界数亿人感染，五千万到一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3%-6%，在我国的致死率低于其他国家，但估计死亡人数仍有400万-950万。甚至在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中，流感病毒还最后影响了一次世界历史的走向：美国史学家相信，正是由于赴会谈判的威尔逊总统感染流感引发晕眩昏厥，导致其在会期间未能全力坚持其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原则”，使得英法主导全力削弱战败国的《法尔赛和约》得以通过，激化了各国间的矛盾，埋下了二战爆发的隐忧。
在当今世界，流感病毒的变异流行也在更新换代。1957年，“亚洲流感”爆发，短时间内导致超过25万人感染，后经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传播，形成“西班牙流感后最严重的大流行。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52年建立全球流感监测网络，监测到了这一次流感大流行并在1957年5月首次预警，但仍在全球造成100万~400万人死亡。1968年7月香港地区暴发流感疫情，约15％的当地居民被感染，8-9月逐步传入新加坡、泰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同年底到达北美洲地区，被称为“香港流感”，其与1957年“亚洲流感”相当，导致全球100万~400万人死亡。
在全球科研卫生工作者努力下，对于流感病毒的研究与防治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发展。2004年，《科学》杂志报道，科学家在阿拉斯加苔原上发现了一具距今百余年的因纽特人尸体。科学家便试图通过从其肺部取得的样本还原导致西班牙大流感的流感病毒，以探究为何西班牙流感传播快、杀伤力大，溯源大流感的流行变异史。2009年4月25日，WHO宣布在墨西哥和美国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态”。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原卫生部牵头、33个部门参与的应对甲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疫情控制措施，启动并迅速完成了疫苗研发。该次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而我国因成功的预防应对和医疗救治有效降低了患病率和病死率，而我国政府透明及时的应对策略获WHO赞扬，成了2009年度卫生领域国内公众满意度最高的一项工作。纵观历史，流感病魔的威胁始终或明或暗地威胁和考验着人类社会，也推动了全球公共卫生和流感治疗应对的不断进步。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各国的互动与人口的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级别，也就使流感疫情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挑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人类同呼吸于一片蓝天之下，只有共命运齐携手地时刻准备，才能应对流感病毒的突然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