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加] 塞缪尔·霍利著，方宇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504页，99.80元
1592年5月23日，丰臣秀吉派遣十五万大军，分为九个军团，渡过对马海峡，发动侵朝战争。明朝很快应朝鲜王朝请求，派大军赴援。战争持续七年，直到1598年12月，日军最后一批撤回，方告结束。这是近世东亚所发生的一场世界性大战，随后参战三国的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巨变，对近世东亚的历史走向有着深刻影响，余波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场战争不仅引起中日韩三国学者极大关注，对西方学者也有一定吸引力，出版了几部英文著作，加拿大籍学者塞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的《壬辰战争》（The Imjin War）即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且被译成了中文，理应给予适当的学术评价。
塞缪尔·霍利与其屡遭退稿的畅销书
塞缪尔·霍利出生于韩国首尔，在加拿大读完大学和研究生，之后又回到韩国，曾任延世大学助理教授。他发现，壬辰战争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几乎不为人知”（新版“序言”页1），于是，花了四年时间，在2003年完成书稿。他“将本书描述为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同上），故联系“文学经纪人和出版机构”，却得到四十七封拒绝信。最终于2005年10月，由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韩国分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联合出版。初版两千册，很快售罄，2008年再版，2014年推出修订版。作为一部叙述远离西方的古代东亚战争的英文通俗读物，这样的销售业绩相当可观。中译本“出版后记”称赞本书“是一部史诗，一部关于朝鲜这个‘美丽而悲伤的国度’的史诗”（页493），评价之高，无与伦比。
全书以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经过为主线，以电影蒙太奇的方式，穿插介绍发生在中、日、朝三国间的国家大事。既有朝鲜战场上拼杀的战争场景，也有发生在三国后方的战争准备、党争事件、三国间的外交往来，还有琉球、菲律宾与日本之间的纠葛，以立体的方式，完整地将这场东亚世界大战的多重层面叙述出来，文笔生动，引人入胜，是一部关于壬辰战争以及近世东亚史重要的通俗历史读物。
特点：一部以文学手法写作的历史著作
塞缪尔·霍利在韩国完成本书，他自言以《壬辰战争》为书名，乃是“鉴于本书主要依据的是朝鲜资料和朝鲜人的视角”（《前言》，页2），但他西方人的身份，使得本书跟一般韩国人的著作又有所不同。中日韩三国学者在研究这场战争时，都难免受到各自民族国家认同的限制，对战争的叙述总会有一些局限，塞缪尔作为一位“局外人”，这样的限制会少很多，这也就决定了本书的特点。
第一，本书中文译名《壬辰战争》只是英文书名的正标题，没有翻译的副标题“Japan’s Sixteenth-Century Invasion of Korea and Attempt to Conquer China”（“十六世纪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及其征服中国的企图”），呈现了本书的主要特色：以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历程为主要线索加以叙述。尽管作者自陈试图以朝鲜人的视角来写，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战争是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以丰臣秀吉为中心，日本侵略军的行动作为本书主要叙述脉络，朝鲜与明军的行动都是被动应对，叙述时也是作为次要和辅助性的。
丰臣秀吉 视觉中国 资料
丰臣秀吉是整本书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子嗣情况、心路历程、个人喜好、行为习惯等都成为全书关注的重心，构成全书叙述的一条重要线索。作者看来这些都与战争走向密切相关。即如1589年6月，他的长子鹤松出生，取名“舍”。1591年9月，舍病死。四个月后，他收二十三岁的外甥秀次为养子和继承人，传关白之位于他，自己做了太阁。因为没有嫡系子嗣，丰臣秀吉觉得很有必要完成征服明朝的任务，因而他决定发动侵朝战争。1592年8月30日，母亲大政所病逝，他非常伤心，侵略中国的野心也大打折扣。1593年8月29日，秀吉侍妾淀殿在大阪再诞下一子，取名为“拾”，即后来的秀赖。秀吉对儿子的关心胜过朝鲜战事，他遂离开朝鲜战争指挥部所在地名护屋，直到去世，再也没回去。在作者看来，是否有嫡系的继承人，左右着丰臣秀吉的侵朝决心。同时，对秀吉的个人爱好，如讲究茶道、痴迷能剧，在叙述大战之余，总不吝笔墨，呈现他的生活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一直坚信1592年5月，丰臣秀吉派日本九个军团侵朝的最终目的是打通朝鲜半岛的道路，攻入明朝，最终占领北京。当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等率部进入汉城时，丰臣秀吉接到战报，踌躇满志，以为攻占北京指日可待，因而给养子秀次写信，分二十五条勾勒他建立海外帝国的计划，此即所谓“二十五条觉书”。他认定朝鲜之役胜利在望，“朝鲜将是继本州、四国和九州之后，日本的第四个‘岛屿’”（页131），进而在信中安排据守京都、汉城、北京的人选，显得自信满满，十分嚣张。当封贡和谈失败之后，1597年第二次发动侵朝战争时，“前一次的目的是先征服中国，再征服全亚洲，而第二次入侵只是为了夺取土地”（页321）。与此同时，书中对日军九个军团和指挥官的情况，尤其是第一军团小西行长与第二军团加藤清正，给予了非常细致的叙述。
有关封贡和谈，在作者看来，几乎可以说是小西行长与沈惟敬、谢用梓、徐一贯等所设的一个极具欺骗性的骗局。因为小西行长、内藤如安篡改了明朝的要求，按照他们认为丰臣秀吉的喜好加以陈述；而宋应昌与沈惟敬等又将日本的要求，循着明廷能够接受的条款篡改。双方都欺瞒了上司，以致最后当明朝册封使来到大阪城行册封礼，西笑承兑翻译明神宗册封诏书时，丰臣秀吉才最终明白所谓的“封贡”完全不是他所设想的样子，当场发飙，和谈失败。对双方为何要行如此欺瞒之事，作者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篡改文书是外交上相当普遍的惯例，篡改者并没有觉得不应该做；另一方面丰臣秀吉自以为是，下属很难有机会陈述实情，明朝与朝鲜使臣也没有机会禀报实情，故而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这样的解说，逻辑上说得通，为厘清封贡和谈的迷雾，提供了一种解说。
第二，作为一部战争史，篇章结构安排，本书具有很不一般的特色。整部书对重要战役虽有关注，但并不将其作为叙述节点，反而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或者言辞，作为章节的标题。用叙事的方式，完整地呈现这场战争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最后的落幕，给读者一个整体印象。这样的写法，相当成功。
从章节安排来看，诚如前面提到，全书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东亚三国”介绍十六世纪东亚三国传统的中华天下秩序，朝鲜与明朝宗藩关系的特征，奠定全书的基础。第六部分“余波”，简述战争的影响，梳理战争以来东亚三国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战争对当今三国关系的影响。中间四个部分是跟战争确切相关的。“战争前夜”重点叙述战争的历史背景、日本军队的建制，并分析丰臣秀吉侵朝的原因，朝鲜军队情况和国内政事状况。“壬辰倭乱”叙述1592年日军侵朝经过、主要战役、朝鲜之抵抗、李舜臣水军的胜利、朝鲜义兵之蜂起。在作者看来，丰臣秀吉原本信心满满，要率大兵直入明朝，但因为李舜臣水军大败日水军，阻遏了日军海上供给线，使得丰臣秀吉失去了进攻的意愿；义兵蜂起，拖累了日军的进攻，日军将领也失去再进攻中国的意愿。“僵局”横跨时间最长，从1593年春开始到1597年夏，包括明朝出兵经过，李如松取得的平壤大捷，遭遇的碧蹄馆之败；日军撤出汉城，明朝派两使臣前往名护屋，日本使臣前往北京；明朝册封使的前来，丰臣秀吉之盼望与失望；朝鲜国内之党争等等诸多事情，重点关注明军的救援和明与日本的和谈。“丁酉再乱”主要叙述和谈失败之后，丰臣秀吉再度派兵侵朝的目的、与明朝联军的战斗以及日军最后撤军的情况。
与此相关的重要战役，如日军首次侵朝战争、李舜臣水军抗击战、明军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晋州之役以及后期的几次大战，在全书目录中并无体现，全都融于整个叙述之中，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一定意义上，说明这些战役虽然重要，但不足以左右整个战争的态势，只是战争中的一环而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讲故事的能力。
第三，本书有强烈的全球史视野，关注的不只是中日朝三国战争，还涉及西班牙、葡萄牙、菲律宾、暹罗、印度、琉球等国，实际上是当时丰臣秀吉所能了解的整个世界的战争。
全书叙述先从1543年汪直（书中译为王直）给日本种子岛主时尧介绍火绳枪入手，葡萄牙的火绳枪传入了日本。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火绳枪以每年数千支的速度传播到日本各地，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提供了火器。当丰臣秀吉趁机攫取大权并统一日本全境之后，他将眼光投向了朝鲜和明朝。战争中，双方火器的使用，显示出这场战争完全不同的特点乃是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展示了西方军事技术因素的重要影响。天主教徒成为日军主力，以小西行长为首的第一军团和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几乎可以说是天主教徒为主的军队，成为日军侵朝的主力部队之一。书中穿插叙述菲律宾总督几次与丰臣秀吉的交往，成为战争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便在明朝军队中，也看到刘綎部队中有暹罗兵、琉球兵，成为一支 “多国部队”。战后，被掳朝鲜人作为奴隶被卖到东南亚、中东甚至欧洲地区，成为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也将这场战争的全球性意义揭示出来，更深刻地展示了它的影响力。
总之，本书融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为了增强本书的可读性，作者既关注宏大的战争场面，也对最重要的人物——例如丰臣秀吉——的个人生活、心境变化给予相当的关注，两相结合，更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自承本书是以文学手法来写作的一本历史著作，这样的定位相当准确。
缺点：重视日韩而忽略中国
本书优点突出，缺点亦明显。应该说，作者对日本史和韩国史有比较精深的了解，但中国史则缺乏基本素养，最大的问题，就体现在对明朝将士的漠视。
第一，书中有关中国史的叙述错谬甚多，对明朝与明军的评价过于负面。全书对明朝将士的功绩几乎未作肯定性的叙述，总是夸大消极影响。
第一部分介绍明朝历史背景，谈到十六世纪的明朝，“它庞大、富裕、令人惊叹，是众多偏远国度名义上的宗主国。不过，它虽然看上去无所不能，实际上已经孱弱不堪，政治、经济和军事弊端导致国内危机四起，片刻不得安宁……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第一个十年，危机几乎成了家常便饭”（页30）。对明朝基本认识十分消极，评价相当负面，一开篇就定下否定论调。下文凡是提到明朝的事情，都以否定态度作出评说。
讲到明朝火器时，作者说，“明朝虽然兵多将广，却缺乏先进的火器，只有旧式的佛郎机铳和做工不良、可能在枪手脸庞炸裂的鸟铳”（页81）。这种说法体现出作者对明朝火器缺乏基本了解。事实上，明朝当时的重型火炮，远比日本的火绳枪优越。李如松攻城之时，明朝火炮攻击，日军根本无法抵挡。作者进而抹杀明军援朝的功绩，说：“需要强调的是，明军的参战并非决定性因素，日本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明军的到来只是加快了它的到来。”（页216）
作者对明军将士的评价极为负面，“和绝大多数的明朝士兵一样，李如松的远征军主要是有雇佣兵和征召来的流民、不法之徒或时运不济的农民组成。他们的爱国之心十分淡薄，参军的主要目的是获得食物、金钱和搜刮战利品的机会，所谓的军纪不过是上级军官的死亡威胁，否则他们常常目无法纪，有时对友军的威胁甚至比对敌人还大”（页227-228），进而否定明朝出兵的意义，“虽然明朝尊重东边忠心耿耿的属国，它的存亡却不是明朝最为关心的。明朝首要的目标是保护自己的边界……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朝鲜人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军事援助必定比他们请求的要少，而由此带来的麻烦比预想的更多”（页228）。这些只是笼统的论断，并没有举出具体事例。
事实上，明朝派往朝鲜的部队，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由辽兵、九边兵、南兵、西南夷兵等组成。壬辰援朝时，特别给兵部侍郎宋应昌加经略衔，为最高统帅；朝中最具威望的总兵李如松为提督，手下也都是身经百战、意气风发的将领。丁酉再乱，明朝派遣的依然是最能征善战的将领和朝中精兵，却被视作雇佣兵和流民，显示作者的无知！明朝出兵完全是出于宗主国的义务，坚持宗藩关系中的“事大字小”原则，从维护藩属国朝鲜的利益出发，朝中从未担心日本会威胁边境的安全。如果作者通读过《朝鲜王朝宣祖实录》通篇记录的对明朝“再造藩邦”的恩情，绝不会得出那样毫无根据、肆意贬低的结论。
第二，依从日本、韩国的说法，对日本军队与韩国义兵的作用过于夸大，完全是日本、韩国学术界说法的翻版。
诚如前面提到的，作者漠视明军的功绩，给予十分消极的评价，因为作者实际上是在韩、日学术研究基础上的综合陈述，反映当下日本、韩国学术界评价这场战争的基本论调，他们强调明朝的衰败与明军的贪婪，丝毫看不到明军的英勇善战。如果与书中对朝鲜的叙述对比，这样的判断就更有依据。
尽管全书以日本侵略为主线加以叙述，但对朝鲜的情况也十分重视，评价相当积极，重视李舜臣的水军与朝鲜义兵的叙述。作者特别强调，日军侵朝首先在水军上失利，没有强大的水军，是丰臣秀吉侵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朝鲜庆尚道右水使元均与左水使朴泓在日军入侵之初，凿沉战舰，放弃抵抗，但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与右水使李亿祺联合作战，多次击败日水军，甚至于被作者视为起到关键性作用。1592年6-8月间，李舜臣指挥的水军多次击败日水军，朝鲜水军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阻断了日军打通黄海的水上运输线的企图，从而使得日军粮草无法及时提供。随后作者对李舜臣的战功，给予相当充分的叙述和极高的评价，将之视为击败日军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同时，特别强调，各部日军在各道遇到的朝鲜反抗力量来自三方面：义兵、僧兵和重新集结的官军。1592年初夏，各地义兵蜂起，首领多是两班阶层。重要的义兵出现在庆尚道，金沔、郑仁弘、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赵宪等义兵首领开始涌现。作者指出，日军占领平壤以后，在朝鲜半岛上只占有从釜山到平壤的交通要道周围狭长的地带，其余大部分地区大多由朝鲜义兵控制，日军处于比较被动的地步。书中提到：“1593年年初，日本侵朝军的势头开始减弱”（页225），“他们在朝鲜的有生力量不足以镇压地方义兵，巩固对半岛的统治”（页225-226），对朝鲜义兵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
综合而论，李舜臣的水军战绩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诚如书中强调的，丰臣秀吉一开始就不看重水军建设，在十五万侵朝大军中，水军只有一万人，日军主要部队是陆上步兵，陆上战斗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尽管朝鲜义兵在两次晋州之役、幸州之役中曾与日军正面对抗，甚至取得过局部战斗的胜利，但都不足以扭转整个战局。事实上，最为关键的战役，如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稷山大捷、岛山之战、泗川之役等，以及最后的露梁海战，都是明军作为主要力量与日军正面战斗。与此同时，1593年春，李如松取得平壤大捷，小西行长等率部如潮水般退回汉城；1597年10月，杨镐取得稷山大捷，击败了黑田长政，阻遏了日军北上，解救了汉城危机。这些真正左右整个战局的战役，明军的英勇表现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明军战绩在《朝鲜宣祖实录》等史料中，有十分详尽的记录，战后朝鲜君臣反复强调明朝“再造藩邦”的恩情，甚至于为明军将领立生祠供奉，就是明证。
第三，本书参考文献，基本上是以二手材料为基础，很少探研原始材料，尤其对原始汉文材料，几乎未作深入考察，完全漠视中文学术成果。
诚如作者在新版“序言”中所说，有一位韩国人金景美每周两次为他翻译各种朝鲜文资料，这是他写作本书重要的资料来源。看起来，似乎作者阅读韩文的能力有限，他阅读汉文尤其是古汉文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在参考文献中，几乎很少有原始的汉文书籍目录，英文、韩文与日文著作是他写作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具体分为三部分：西方人的英文著述；日本人的英文著述；日文和韩文著作。参考文献目录十四页，没有一本中国学者的著作。尽管书中也提及《明神宗实录》，参考文献中并未列出来；貌似也有几种朝鲜人的文集，但作者并不一定认真阅读过。不难看出，作者写作本书最重要的资料，除了英文著作，就是日文与韩文著作，因而他对这场战争的建构，是基于韩国、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他们的学术研究状况，而丝毫没有关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国际话语权，说明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滞后性，我们需要好好反省。
总之，本书是一部参考英、韩、日文资料，以日本侵略朝鲜为主要线索，同时将朝鲜李舜臣的水军与朝鲜义兵视作战争关键因素，却忽视了明军贡献的著作。某种意义上，它是韩、日学术成果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尽管有偏见，很难说是真正的“史诗”，但也不失为一部融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可读性很强的通俗历史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