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岩崎昶曾说：“日本电影史有一半是战争电影史。”按照战争类型与发展阶段，日本战争电影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叶以报道日俄战争战地实况的新闻纪录片为主，《旅顺大海战》《九连城大激战》等纪录片作为战时精神动员的文化手段，旨在向民众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严禁拍摄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影片，出现了《军神乃木》《忠烈肉弹三勇士》等歌颂军队胜利与军神英雄的“国策电影”。日本战败后向民主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由于相对开放多元的战后民主环境，出现了《人间的条件》《原子弹下的孤儿》《二十四只眼镜》等一系列反思战争罪恶、揭示人性挣扎的“反战电影”，出现了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右翼保守势力复活时期再次出现颂扬大和民族战斗精神的《军阀》《决战冲绳岛》等“动荡的昭和史”系列和《啊！海军》《啊！江田岛》《啊!特别攻击队》等“颂战电影”系列。新世纪以来，战争影像呈现出在新历史语境下的记忆重构与多元消费，《永远的零》《吾为君亡》《男人们的大和号》等电影中的战争历史叙述出现了“苦情叙事”、“后记忆叙事”、“反战败叙事”等新的变体，造就了二战影像从“受害者”到“受害者共同体”过渡的“记忆之场”。
“后真相时代”日本媒介对战争记忆的篡改
随着战争记忆主体——战争亲历者的记忆风化及相继离世，战争记忆变得模糊而多义，日本教科书教育上刻意淡化明治维新以来的侵略历史，大众媒介不断制作新的“受害”历史话语舆论，在教育与媒介的共同形塑下，日本新一代青年正逐渐远离真相，走进一个媒介型构的“后真相时代”。介于此，人们对待个人和历史事件把情感和感觉置于首位，情绪的影响力大于事实本身，而将证据和真相置于次要地位。由于缺乏积极的舆论引导，当代日本社会不断出现以人的情感为导向、以“影像招魂”为主题的媒介文化，在战争记忆的情绪迎合、偏见强化和情感煽动等方面发挥了主观作用。
二战后，德国从纳粹统治走向民主政治的重建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其以反战为宗旨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德国教科书也将对纳粹的抵抗、对宣传洗脑政策的否定提升到民族认知、民德改良的新高度。德国在外来力量的干预下实质性地改革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以“悔罪”方式承担起发动战争、屠杀犹太人等历史责任，努力“清洗”民族史上的罪行污浊，正视发动战争产生的创伤与“二次创伤”，重新树立起强调制宪和自由平等人权的新德国形象。近年来德国的二战电影如《帝国的毁灭》、《希特勒的男孩》、《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中多以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作为电影主题，其媒介再确认功能以“战争加害者”视角为主。
《归国》海报
但同为二战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在影像上就形成了与德国不一样的视角与主题，其二战电影往往掩盖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侵略行为和“加害者意识”，较少提及战争中日本对他国的侵略、屠杀与制造的惨案。例如，二战电影《尊严》《归国》《我们的战争》以“英灵”还魂转世的剧情操作人心，仅凸显其中参战的日本军人，被卷入战争的平民个体在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太平洋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记忆。这种非伦理化的叙事方式、悲壮哀怜的唯美化艺术倾向可称之为“物哀”或“哀感”叙事。然而，这些不过是对日本国民和民族精神具有伪饰性色彩的美化与圣化，以细腻温情的“和式”物哀美学，传递战争中的所谓的人道主义情怀，处处彰显日本人所谓坚忍不拔、为国牺牲的“人性光辉”，凸显战争受害者的冤屈视角，呼吁对“和平”的珍惜，掩盖日本人所犯下的残酷罪行。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日本战争形塑出一个个典型的日本二战“受害者”形象。随着“后真相时代”媒介记忆操控了公众的心理和情感转向，二战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充满争议的记忆”，成为20世纪初至今日本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对真实历史记忆的书写构成严峻挑战。
“受害共同体”的历史影像形塑
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曾提到，大众媒介是记忆被历史、文化、政治形塑和建构的重要场所和手段。二战后，战争电影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工具，在日本经历了“宣战”、“反思”、“消费”三个阶段。当战争被消费为一种共同的苦难时，数以万计的人们甘愿为大和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舍身赴死，成为彼此相互联结的平等意象，并最终形成日本民众对“受害共同体”的认同。但由于这种情感共同体主导呈现出对历史“非忏悔化”的认知模式，“战争责任由谁来承担”等问题至今含混不清，从而导致日本民族很难实现与东亚其他民族的有效和解。加上日本二战电影通过重新解构将影像置换为“个体记忆”，以个人的记忆之名规避集体记忆的厚重，淡化和遮蔽自身对亚洲各国殖民侵略行径的反省。日本学者藤原归一曾指出：“日本国民并非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的闭上了眼睛。”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个体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就是要剥离与罪恶的关系，实现后世继承历史记忆的“无辜化”与“清白化”。
《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海报
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是可以被选择的。日本不断用“历史的橡皮擦”消除自己对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加害者记忆”，选择了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和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作为自身“受害者记忆”的有效证据。即便是伪历史记忆的表达装置，二战影像已然成为近代日本历史的一面“内视镜”，是日本在新的战争史观下对二战追思怀旧悲情释放的呈现。虽然历史上的战争逐渐远离生活，但媒介记忆中的“战争”从未停止，并有“再生产”的加速之势。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部分顽固分子认为日本当下年轻人贪图享受，厌恶战争，对历史惘闻不顾，因此要培养他们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通过影像为军国主义“招魂”和“慰灵”。例如，二战题材电影《永远的零》《吾为君亡》《男人的大和号》《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不断炮制颂扬大和战舰“军威”、招魂立志的“海战”和“零战”叙事，以丰富多元“美化历史”的影像伪史，将日本是战争“加害者”的历史本相篡改为战争“受害者”。即使银幕上表现的是反战的内容，也往往闪烁其辞、含混不清。“或者对敌国情况不愿着墨，对敌人描述模棱两可，通过各种温情书写，模糊化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行，竭尽粉饰假象、自我欺瞒之能事。”
《永远的零》海报
虽然当下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在回望、书写日本的二战史中充满分歧与对立，但在“原爆”（原子弹爆炸的简称）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用美国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在国际舆论场“清洗”日本的战争罪孽。在二战记忆逐渐模糊和改写的过程中，日本通过“原爆”素材（包括史料档案、原爆文学、艺术展览与影像传播）获得了“二战受害者”的国际道德权利，可以去“审判”他国，用“受害者”（是世界上第一个且是迄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的道德神话，结成与其他二战“受害共同体”的情感同盟。近年来“原爆”题材电影不断翻新，如《我的广岛父亲》《我的长崎母亲》《爆心》以家族情感代际，传承“原爆”的身体创伤、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成为日本当代“受害共同体”形象最为显著的标的，形塑进而颠覆“隔代”特别是青年新生代的历史记忆，误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战后日本青年一代。当历史行为被悲悼情绪左右，在现实的陈设、讲解、推广、宣传上“悲情化”“美学化”之后，进而将侵略战争“人性化”“正当化”，其指向性谬误影响甚远。作为影像选取的素材，历史不应该被断层“采集”，无因无脉，成为“不言战败”的历史孤镜，最终形成一种固化的、可接受的“影像伪史”被继承下来。
《男人的大和号》海报 “影像伪史”媒介记忆延续的危害
伴随战争亲历者的离世以及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日本青年亚文化环境让认知群体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年轻一代受众未曾经历过战时价值观和思想束缚，年龄层次越低，对战争的当事者意识就越淡薄；公共教育也几乎没有提供关于战争真实详尽的内容，因此，他们对战争的认知逐渐模糊，其二战记忆呈现出忘却、改写、空洞化和格式化倾向，认知路径也逐渐被全新的媒介传播方式与世界互联的渠道替代，易于认同“影像伪史”的所见即所得。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四分之三的人口大都是战后出生，被称为“不知战争的一代”。他们的“战争记忆”也不再是传统的家族、地域和教化的延续，而是继承、认同互联网多元媒介所形塑的记忆与价值理念。学者胡澎指出，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通过历史教科书、博物馆、影像作品等媒介获得的战争记忆与战争史实有着较大出入”。当摆脱了战后阴影、继承“后记忆”的新一代个体重新认识战争，并把从影像中继承的“战争记忆”继续演绎下去，“人们将记忆的社会责任留在记忆场域上，如纪念馆、纪念碑或是其他物件，于是他们就可以遗忘，继续过着轻松好过的生活？”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吾为君亡》海报
日本战争电影《吾为君亡》的编剧是曾担任过东京都知事的右翼激进分子石原慎太郎。他曾指出：“日本年轻人应当学习‘神风特攻队’精神。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太会享受，受和平毒害又深。日本的年轻人有必要看清青春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此为右翼歌掌的态度与声音是一种被记忆掩盖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演绎，军国主义在文化产品里变异、发酵、生长。通过电影影像对“战争景观”进行主观性再现，以日本当红明星扮演的“战争国家英雄”和催人泪下的剧情设计，将战争美化、浪漫化，形塑为没有“战争元经历”的“想象的共同体”，甚至出现战争的娱乐化、极端化与虚无论倾向，亟需在影像传播层面关注未来趋向与年轻群体的认知。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代际延续的记忆流变与重构，仍尚存的战争亲历者口述记忆的抢救式纪录意义颇大。战后在日本民间出现了诸多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市民运动，近千名各地和平反战人士参与其中，如“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日本全国保险医师联合会”、“京都府保险医师联合会”、“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请求支援会”、“入骨究明会”、“原日本军突袭重庆受害情况调查团”、“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和“七三一细菌战审判运动委员会”，以及支持中国战时被强掳劳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流会”。这些群体对制约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倒行逆施，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后，我们可以通过采访口述的方式保存战争亲历者的声像资料，在摄像机前留下真实声音，以真实姓名出场，对战争进行抢救性地全面化采访记录；分类整理中日收集、记录的有关战争亲历者的传记资料、口述资料和回忆资料等，成立二战影像资料库，建立完善的战争网络数据库，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有关日本战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只有当“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能正视历史史实，才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最为亟需的。
可以看出，当代日本二战电影所构建的历史记忆总体上偏向于塑造所谓的“大和民族魂”，缺乏对其作为战争加害者罪行的反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以大和民族为主的战争叙事模式，对内遮蔽了冲绳、北海道等边缘少数族群的战争创伤记忆，对外淡化或抹杀了其对于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太平洋诸岛所施加的暴力行径。只有当日本走出对二战历史的“遮羞性叙事”，进入东亚和世界的反战“自省性叙事”的结构中。才有可能更好地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和国际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建立东亚国家和解的记忆基石，有利于维护东亚和世界更为持久的和平发展。
（本文首刊于《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作者对原文做了删改。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