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纪事》，[英] 丹尼尔·笛福著，许志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394页，39.00元
1665年盛夏，人口五十万的伦敦城一改往日的繁华喧嚣，令人不安的寂静笼盖四境。街道两旁的商户全都关门上板，日上中天的时候原本最繁华的大街才开始有人匆匆走过，拎着熏炉的人们，或者以散发浓烈气味的手绢捂住口鼻，或者用力抽着烟斗走在街道正中，小心翼翼地避开街道两旁的房屋。平日人流辐辏的街道上甚至长出了茂盛的青草，就连白厅区各政府大楼的院子里也是一片郁郁葱葱。不少房屋门窗紧闭，门口站着神情紧张的看守，大门上从外面加上了挂锁甚至木门栓，门上还刷着红色的十字，上面写着“愿上帝怜悯我等”（May Lord Have Mercy Upon Us）。即使时值盛夏，不少房舍的壁炉烟囱里还是昼夜不停地冒着烟，从屋里散发出浓浓的松油、沥青或者硫磺味。天色稍晚路上就人迹全无，入夜之后，在各个教区里穿行的只剩下了一辆辆收尸的马车。举着火把的收尸人一边摇铃一边大喊：“把你家的死人抬出来。”不论白天黑夜，教堂的钟声哀鸣不息，似乎永远不会停下。在瘟疫笼罩下的伦敦城，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好几个月。
1665年的这场鼠疫爆发后来被称为“伦敦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 of London），大约有十万人殁于疫病，瘟疫从1665年4月开始从伦敦西部向东部蔓延，虽然到了12月前后不再有大规模爆发，但零星的病例依然不时出现。瘟疫的终结和它的降临一样神秘，1665年大瘟疫之后英国再也没有爆发过鼠疫，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此后的几百年间英国人都紧张地关注着欧洲其他地方任何一场鼠疫的爆发，担忧它会再次传到英国，担忧自己是否可以逃过一劫。
直到1894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亚历山大·耶尔辛在香港鼠疫爆发中发现鼠疫杆菌之前，鼠疫都是隐藏在阴影之中的死神。即使我们现在知道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疾病，它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到人身上，历史学家和医学专家也没能找出鼠疫从英国消失的明确原因。有人认定终结鼠疫的是另一场大灾难——1666年的伦敦大火。烈火焚毁了大量茅草铺顶的老建筑，意外地抹去了鼠疫的中间宿主黑家鼠的栖息地。也有人认为，取代黑家鼠成为英国城市主要鼠类的褐家鼠身上的跳蚤不嗜人血，所以我们才幸免于难。还有人认为，是鼠疫杆菌本身变化成了致病性更低、可以和人类长期共存的菌株。
1720年，法国马赛再次爆发了瘟疫，隔着海峡的英国也陡然陷入恐慌之中。一时间，关于瘟疫的医学论著、神学讨论和新闻报道充斥了已经高度发达的英国图书市场。其中既有旨在提供实用瘟疫防备指南的书籍，如1721年出版的署名“一位著名内科医生”的《论瘟疫及其预判、治疗和预防》，也有借瘟疫斥责英国社会道德败坏的愤怒布道辞，如威廉·戈德温1722年出版的《上帝给罪人的裁决》。所幸马赛的瘟疫并没有传播到英国，而这些应时而著的书籍也基本被人遗忘，唯有一本当时反应平平的书却成了后来者时常翻阅的经典，这就是英国小说之父丹尼尔·笛福1722年出版的历史小说《瘟疫年纪事》。正如小说的全名《瘟疫年纪事；乃是在1665年上一次瘟疫大爆发期间发生的值得注意的公开和私人之事的观察和回忆》所示，笛福的小说由叙事者重复而混乱的回忆和观察组成，没有动人的情节，内容驳杂繁复，几乎没有结构可言。然而重叠凌乱的虚构历史叙述密密却织就了一幅瘟疫之下的人间图景，让我们这样的后来者得以体察在瘟疫中求生之人的惶恐、焦虑和矛盾，让我们都有机会成为扉页上署名的那位“在瘟疫期间一直居留在伦敦的公民”。
“那是在1664年9月初的时候，我和其他的邻居们一道在日常聊天里听说瘟疫又回到了荷兰。”《瘟疫年纪事》一开篇就立即把读者拉进一位十七世纪伦敦人的日常之中。此时各种关于瘟疫的传言已然四散，有人说瘟疫的源头在意大利，有人说瘟疫是从土耳其人卖给黎凡特的货物上传到荷兰的，还有人说是从克里特或者塞浦路斯传开的，但不论源头在何处，瘟疫确确实实就在一海之隔的荷兰爆发了。尽管此时瘟疫还只是无法印证的传言，但这些传言一次又一次地拉近了“我”和瘟疫的距离，紧张在字里行间蔓延。
紧张不是毫无来由的。因为瘟疫很快就从谣言变成了现实。到了1665年的初夏，伦敦已经每周有数以百计的人丧生于瘟疫。在信息传播缓慢的前现代，追查瘟疫的痕迹、在瘟疫大爆发之后锁定疫病的行藏并非易事。幸好“我”是一位能读能写的鞍具商，自然比一般目不识丁的大众有更多的优势，因为“我”可以从每周出版的《死亡统计表》（Bill of Mortality）里推断疫情的发展。《死亡统计表》始于亨利八世的一道敕令，他在1518年瘟疫中下令当时伦敦的教区文书们统计各个教区的死亡人数。1555年伦敦市议会正式要求伦敦的教区文书行会统计每周各个教区的死亡人数和死因，汇总之后上呈伦敦市长和王室作为施政依据。到了十七世纪初，商业城市伦敦对信息的渴求让教区文书行会看到了死亡数据里的商机，于是他们开始印刷出售每周的《死亡统计表》。作为成功商人的“我”自然知道这个唯一的信息来源。然而就算有《死亡统计表》，判断疫情的发展也并非易事。在4月最先爆发瘟疫的圣贾尔斯教区并没有继续报告有死于瘟疫之人，但是那里每周的死亡人数却一直上升。“人们于是开始怀疑，瘟疫已经降临在伦敦那头的人之中；有很多人都是死于瘟疫的，不过他们全力向公众隐瞒了此事。”到了6月初，瞒报也无法遮掩瘟疫已经横行圣贾尔斯教区了。这个平时一周死亡人数不到二十人的教区在6月的第二周埋葬了一百二十人，其中至少有六十八人死于瘟疫。
恐慌爆发了。十七世纪的伦敦西区已然是贵族和富豪聚居之地，瘟疫袭来之时这些上等人自然选择了逃离伦敦，躲回自己的乡间大宅。到了7月，连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都逃离了伦敦，整个王室都转移到了萨尔兹伯里，在萨尔兹伯里也出现疫情之后王室又一路跑到了牛津。因为“我”住在紧邻出城要道的伦敦东区的阿尔德盖特教区，“我”每日眼前所见的都是惶惶逃离的人流：“放眼望去满是篷车和马拉架子车，车上拉着财货、女眷、仆人和孩童，还有坐满了上等人的私家马车和他们的骑马役从，所有人都慌着离开。”整个5月和6月，“我”门前的都是这样的景象，日夜不息的人流让“我”“难受地想起即将降临这座城市的苦难和那些会被困在其中的人悲惨境况”。
然而“我”却拿不定主意自己该怎么办。一方面“我”想维持自己的生意，毕竟瘟疫还没有传播到“我”所在之处，另一方面“我”也担心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一时进退两难的“我”决定和哥哥商量，哥哥的回答干脆明了：“救你自己。”他已经把家小送出了伦敦，要“我”和他一起走，“我”也心动了，然而“我”先是找不到马，然后准备陪“我”一起上路的仆人又逃跑了，种种不顺让“我”止不住揣测一切是不是上帝降下的启示，告诉我应该留在伦敦，因为“如若上帝真的要我留下，他必然能够在我身处的死亡和危险之境中保全我”，如果“我”无视上帝的启示出城逃命，反倒成了“背离上帝，而他会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和地方让他的裁决追上我”。
哥哥自然对“我”的变卦很生气，况且现在每周死于瘟疫的人数已经快到七百人了，他决定再等“我”一天，然后就要出发追赶他的家人了。无助中，“我”祈求上帝给我一个明确的启示，在“我”看来，“如果我收到了上帝让我留下的指令，那么只要我遵守了它，这个指令同时也是我将得以保全的许诺”。“我”边大喊着“我不知如何是好了，上帝指点我吧”边翻开了《圣经》。结果“我”翻到的是《圣经·诗篇》的第九十一篇，其中有几行如此写道：
你 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神启如此明确无误，“我”自然不会走了，何况第二天“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全身不适，更加无法行动了。“我”就这样留在了伦敦。自居进步的现代人或许会讥笑“我”在生死关头还丢不下的宗教热忱，然而对“我”这样的十七世纪新教徒而言，天堂地狱都是无可置疑的存在，举棋不定时寻求神启就和喝水止渴一样理所应当。瘟疫甚至激起了不少罪人沉睡的廉耻和虔诚，在生死关头纷纷坦白自己的罪孽以求上帝宽恕：“甚至就在我们经过的街道上都可能听见有人恳求上帝借耶稣基督降下慈悲，还会说我曾经是个贼，我曾经与人通奸，我曾经杀过人之类的；没有人敢停下来多少问询一下这些事，也不敢给那些因为遭受灵魂和身体的双重痛苦而叫喊的人一点抚慰。”
此时瘟疫还没有蔓延到“我”居住的区域，笃定有上帝庇护的“我”也不惮前往瘟疫爆发的地区。起初“我”还会因为生意奔走，还会定期照管哥哥留下的房产和货物，但很快伦敦百业停滞，当“我”再出门的时候多半只是因为好奇的驱使，“我”因此成了瘟疫中的游荡者，观察起了疫疠之中的众生。此时“伦敦的样貌已经的确发生了改变……哀伤和痛苦笼罩着每一张脸……可以说全伦敦都在流泪……当我们在街上走过之时常常可以听见窗口或者门前有女人和孩子在哭嚎，在他们家里，他们最亲近的人也许正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或者刚刚落了气，听到如此频繁的哭喊声足以刺穿世界上最结实的心”。借助“我”的双眼，大瘟疫中的伦敦就此一点点出现在读者眼前，而罹患瘟疫的病人也从《死亡统计表》上越来越多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受难的个体。“我”见到了因为鼠疫引发的谵妄在街头呼嚎奔走的全裸男子，他的妻儿在身后哭泣追逐却无法带他回家。“我”也听说了更多因为无法忍受病痛而自杀的惨剧，有人从窗口跳楼，有人开枪自杀，甚至还有“一个被捆在床上的人，他找不到别的让自己解脱的办法就用蜡烛——不幸的是蜡烛在他可以触及的地方——引燃了床铺，把自己烧死在了床上”。
而在“我”所见的惨状中，再没有比墓地更触目惊心的了。瘟疫之时因为死亡的人实在太多，葬礼早已无从谈起，通常都是挖掘大型的尸坑将病死者草草掩埋。一般人是禁止靠近尸坑的，“我”因为有熟识的教堂司事从而得以一窥内情。最初禁止常人靠近尸坑是为了防止疫病传播，而后来却更多是为了防止染病将死的人前来“自葬”：克里普盖特教区有一个没有围起来的尸坑，有很多将死之人会跳入其中等死，等教区的埋尸人来掩埋其他尸体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人躺在坑底，已经死透了但是还没有凉”。“我”所在的阿尔德盖特教区，教区执事们起初挖掘的小型尸坑很快就被填满了。在疫情最烈的9月初教区开挖了一个四十英尺长，十五或者十六英尺宽，深达二十英尺的大坑。最初的估计是这个尸坑足供一个月之用，但是仅仅两周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把尸坑回填，因为此时已经有一千一百一十四具尸体埋入其中，再埋就将不符合伦敦市政府要求的尸体必须深埋地下六英尺的要求了。
“我”就是在这个大坑之前见到了一出家庭悲剧。有一个穿着棕色斗篷的男子在尸坑之前踉跄徘徊，时不时地发出阵阵呻吟，收尸人以为他是个神志不清的病人，赶紧把他围了起来，最后发现他并没有染病，只是他的妻儿都已病亡，刚刚被收尸车拉到了尸坑口。悲痛难扼的男子跟着马车一路走到尸坑，想要看着家人被安葬，可是他没有料到，安葬仅仅是“马车掉过头来，所有的尸体被一股脑倒进了坑里”。目睹此景，一直克制不哭出声的男子惨叫一声晕了过去。然而这还远不是最糟的时刻，在疫情的顶峰，收尸人可能搬着搬着尸体自己也倒毙途中，“马匹继续前进，把车甩翻了，尸体就被凄惨地这边抛几具，那边落几具”。还有一辆收尸车直接栽进了芬斯伯里野地里的大尸坑，“车夫要不死了，要不就是弃车不管了，马匹跑到了离坑口太近的地方，马车翻了下去，把马也带了下去”。尽管如此，关于尸坑的种种也只能“向人稍微传达当日的可怕场景；对没有亲眼目睹的人来说，除了这些也找不到别的能让他们有切实体会的东西了；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是没有语言可以描述的”。
不幸中的万幸是，英国对瘟疫并不陌生，从十四世纪黑死病之后大小不一的疫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英国爆发，十七世纪的英国因而已经有了一整套处置鼠疫的行政措施。虽然国王逃走了，伦敦市长和市议员们都留了下来应对瘟疫。当时伦敦的基本行政单位是教区，抗疫的主要组织工作也就落到了每个教区身上，每个教区都要负责统计埋葬本教区的死者，任命判定病患是否染上瘟疫的检验官，组织人看守被封禁的住宅，招募看护妇照顾病人，还要赈济困在城中的贫民等等。
按“我”抄录的伦敦市长公告，当时的防疫措施不可谓不严格。一旦屋中有人出现紫斑，或者肢体出现肿块，抑或突然发热病重，屋主需要在症状出现的两个小时内报告给教区检验官。检验官确认有人感染瘟疫之后，此人连同此时居住在同一所房屋中的其他所有人都要在屋里封禁一个月。教区会在这栋房屋的全部出入口安排看守，确保没有人逃脱。自然，彼时的防疫措施只能按时人对瘟疫的认知来安排。当疫病被视作来自上帝的惩罚之时，政府的防疫指令自然会包括指定公众祈祷和斋戒日来祈求上帝的仁慈，甚至引得一时间教堂里人头攒动。当医学理论认定瘟疫是由空气中的瘴气或者恶臭引发之时，消毒就意味着消除恶气，伦敦市长甚至一度下令在伦敦各处点起煤火堆以求净化空气。而当医生们认为动物会在各家各户之间流窜，散播病人的“恶液”引发感染，防疫公告就会要求“城内任何地方不得饲养猪、狗、猫、家鸽和兔”，各个教区还要任命杀狗人扑杀猫狗。“我”估计大约有四千只狗和两万只猫被捕杀，同时还有大量的老鼠被灭杀。
笛福
现实中，游荡的“我”所见的政府防疫举措远比公告上的有条不紊来得混乱复杂得多。“我”一方面盛赞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也对别的措施非议不止。在无法长期保存新鲜食物的十七世纪，只有保持市场开放，保证伦敦周边的农民不会停止来伦敦贩卖农产品，才能在瘟疫期间让伦敦城居民免于饥馑。为了不让农民感到恐慌，市长甚至打破了只能在夜间收尸的规定，专门指派人手在市场附近巡逻，把路途倒毙的人抬到附近的教堂墓园里。在疫情最烈的9月，伦敦市长下令关闭市场，转而让农民在城门口的道路和空地上出售农产品。种种措施的结果就是“乡下人很乐意来，还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食品，而且他们也很少染病”。和“我”对伦敦政府维持市场秩序的赞扬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我”对封禁房屋（the shutting-up of houses）的反对：“直到今天都很难说封禁房屋对阻止瘟疫起到了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不能说它有任何作用。”尽管“我”承认封禁房屋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但是在“我”看来，封禁房屋有种种漏洞，以公共利益之名牺牲个体未必可以起到作用。因为一人染病就要把整栋房屋里的人都关起来，只会迫使人尽力隐藏自己染病的事实，等到病情无法掩盖的时候疫病早已燎原。此外，封也未必封得住。人们大可以越墙从邻居家跑掉，在墙上打个洞逃走，甚至袭击看守夺门而走。“简要地说，封禁房屋根本就不可靠，它根本没法起到作用，反会让人铤而走险，逼人采取极端行动不顾一切破门而出。”
这些会不顾一切逃离的人其实才是“我”的疫中见闻的真正主角。尽管伦敦政府的确在努力控制瘟疫，但伦敦每周的死亡人数还是在9月一路高升到了八九千人，实际的死亡人数肯定更多。此时困坐死城中的普通人恐怕只关心一件事：小心翼翼地熬下去，熬到瘟疫消失那天。只要能让人免于瘟疫的恐惧，任何手段都不为过。“我”在市场里遇见过的购物者都用尽所能地保护着自己。他们出门的时候会带着香水瓶，会带好各种面值的零钱，省得商贩找钱，甚至会自己动手从钩子上摘肉而不是从屠夫手中接过来。屠夫也不会接过购物者手中的钱，而是让他们把钱扔进专门准备好的一盆醋里。在“我”去寄信的一个驿马车店里还发生了小心到近乎荒谬的一幕。“我”看到地上有一个钱包，驿夫告诉“我”这个钱包已经躺在地上有一个小时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动过它，因为大家都担心钱包上可能带病。驿夫决定先充分“消毒”之后再把钱包里的钱收起来留待失主前来认领，而他是这么“消毒”的：
他进去拎了一桶水重重地放在钱包旁边，然后又进屋拿了一些火药，往钱包上倒了不少火药，然后又顺着他倒在钱包上的火药往外画了一道火药线，这道火药线画了大概有两码长，然后他第三次进屋拿出了一把烧得通红的夹子……他先是引燃了火药线，火药燎焦了钱包也用浓烟好好熏了一把空气。但是他还不满意，接着又用夹子夹起了钱包，夹了很久直到夹子烧穿了钱包为止，这之后他才把钱倒进了水桶拎进了屋里。
然而这样的谨慎小心却对一部分被困伦敦城中的人来说是无比奢侈的事情。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伦敦城里有大量为王室和贵族服务的手工业者和仆佣，在雇主纷纷逃走之后，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只能依靠教区的救济以及靠承担常人避之不及的危险工作维生。照顾病人的看护妇、收尸人还有封禁房屋的看守大多都是由这些失业贫民充当的。不计后果卖命的贫民并不会得到瘟疫的怜悯，只是一个贫民病死之后马上可以找到人取代他的位置。“斯泰普尼教区一年之内一共雇用过一百一十六名教堂司事，掘墓人还有他们的帮手，也就是那些搬运尸体的收尸人、摇铃人和赶收尸车的车夫。”
而“我”所见的人间惨剧也慢慢地动摇了“我”的信心，“我”的虔诚也无法阻止“我”质疑自己决定留下是不是过于鲁莽：“我不得不说我的决心开始动摇了。我的心扛不住了，当我出门看到了我前面说起过的这些恐怖的事物之后我开始为自己的莽撞懊悔不已。我真的后悔自己冒险留在城里的莽撞，我常常希望我没有坚持要留在城里而是和我哥哥还有他家人一道离开。”“我”不敢赌自己是不是真的受到上帝的垂青，决定囤积食物锁闭门窗在家里熬到疫情平息。瘟疫中的游荡者终究还是消失了，“我”退回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在疫情终于平息之后来不及反思来不及说教只能庆幸己身尚存的普通人，就像“我”在全书结尾用不甚工整的诗句所说的：
可怖大疫降伦城，
就在六五年，
疫病卷走十万人
可我活下来了！
同样是在结尾，“我”有了一个稍微确定的身份，署上了“H.F.”这个姓名首字母缩写。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缩写表明了“我”的原型正是亲身经历过大瘟疫的笛福的叔叔亨利·福（Henry Foe），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H.F.”这个名字让一直隐在叙事中的声音落在了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和“我活下来了”一起告诉读者，这一切只是一个碰巧活下来的人的记录。
当然，在这个碰巧活下来的人背后藏着笛福这个讲故事的人。将自己写作的小说假托为书中人的回忆、谎称自己只扮演了编辑整理的角色，是早期小说家的惯技，笛福最出名的《鲁滨孙漂流记》即是一例。然而《瘟疫年纪事》却在此之上更进了一步，H.F.在自己的叙述中其实也在扮演编辑整理的角色。这个瘟疫中的游荡者漫步的不仅仅是大瘟疫中的伦敦城，还在各种历史文献、各种传言之间游荡，把自己所见所闻道听途说的一切消息都拼贴在了一起，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希望自己记录的一切可供后来者借鉴。英国评论家约翰·克里说《瘟疫年纪事》这样的结构“持续地将读者置于幸存者的位置”，让读者分享叙事者确知自己不会罹难的安心。或许小说的开头是这样，但是当这位游荡者一步步深入瘟疫之中时，这样的安定也在迅速消退，毕竟一次次面对死亡，再强的信心都会动摇，所以小说结尾只能出现一个担惊受怕庆幸自己得以生还的H.F.。
而这个在社会性灾难面前瑟缩、孱弱、矛盾的人，正是《瘟疫年纪事》留给我们最好的提醒：每一场瘟疫和灾变都是许多个体悲剧的重叠，没人知道最后谁能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