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现在，已经由一个国家的灾难演变成为世界性的灾难，这不仅逼迫着我们思考由此引发的各种文化及社会现象，也让我们对所生活的共同体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反思。这其中既有“逆行”的医生们冒死去武汉抢救病人所激发起的感动，也有湖北人因疫情的爆发外出避险活在旅行和工作途中遭遇不公平的对待，如何理解这一组矛盾的现象？随着近来境外疫情的大规模爆发，类似的现象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重新上演，华人在海外被歧视的现象不断出现，川普竟把新冠病毒直接指斥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与此同时，国内的疫情渐趋稳定，人们开始担心从海外回来的华人和一些来华的外国人引发二次疫情，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撇开情绪化的反应，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也是当务之急。
从共同体这个概念出发，或许也可以对这些互相矛盾的现象做出可能的解释。“共同体”（Community）这个最初来自西方的概念如何定义众说纷纭，现在一般指的是有着共同的习俗、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乃至政治理念的、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类群体。而其容纳的族裔与文化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其单位也可大可小，小到家庭、社区，大到城市、省域，乃至国家直至整个世界，都可以是一个共同体。
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于“理想”城邦的构想，可谓是最早的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系统研究，我国的孔子的仁、义、礼的观念也是对于共同体的构思，两者均对各自的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共同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始终处在动态的稳定之中，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大的“事件”（event）的冲击时，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以及科技的革命性创新和应用时，就会出现震荡和自我调适，如果在这样的“事件”性危机中不能及时维护和更新自身，就可能遭遇自身的崩塌。新冠的爆发与流行，就是这样的大“事件”，其对我们身处的共同体，乃至对世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冲击，都已经开始显露端倪。医生逆行抢救湖北病人受到赞美和在外地的湖北人受到冷遇这组矛盾现象之中，体现出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共同体在新冠爆发后的自我维护和应激反应，从中可以看到经过淬炼后的“新冠共同体”的诞生，也可以推演出在世界这个更大的人类共同体中发生类似应激反应的原因所在。
被赞美的“神圣”医生
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从献祭这种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的极端现象出发，对共同体的情感的共通与精神的共融的重要性予以深入的阐发，并由此建构了自己独特的重视“内在体验”的“情本体”的共同体理论。传统的共同体讨论主要集中在其社会、习俗、制度的“共同”或“同一性”方面，但巴塔耶的共同体思考则打破了这种外在的物的同一。他认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献祭中，作为单个人的“主体”才能打破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理间隔，在被激活的圣性的情感共通中，成为拥有绝对主权并相互承认的“至尊”（souverain），从而带来更高更深的精神的共融。他的这一共同体理论也深深影响了布朗肖以及至今仍活跃在世界思想界的让-吕克·南希、阿甘本等人的共同体思想。
巴塔耶认为，人类“献祭”（sacrifice）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用人和动物的鲜血来祭神的活动，它有着更深的意义，“从词源上来说，献祭（sacrifice）正是圣性事物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chose sacrées）”（《被诅咒的部分》，南大出版社，2019年，第26页）也就是说，献祭有两个层次，一是祭神，二是通过这一行为把献祭的“牺牲”生产为“圣性的事物”，这一过程可以称为“因圣而神”，而之所以要把“sacré”翻译为“圣性”，是因为人的行为只能是从下到上，而神的行为却是自上而下的，但因“献祭”可“通”神，所以也可以认为其同时获得了“神性”，是“神圣”的。换句话说，献祭既是一种人的“牺牲”，也是使得这种“牺牲”“圣化”并进一步“神化”的过程。
面对由新冠带来的强烈死亡危险，湖北及外地的医护人员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不顾一切地勇敢奋战在抢救那些传染性很强的病人的第一线，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献祭行为。因为医生和护士们不仅被从日常生活的秩序中突然抽取出来，同时也是从亿万的国民中被“遴选”出来，而其使命即是以“从容赴死”的决绝，走上疫情中心所在的这个巨大而可怕的“祭坛”。在湖北，他们一方面代替我们接受死亡的危险，另一方面代替我们去实施救助，使得湖北的病人乃至其他随时可能陷入危险中的人们能够摆脱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这使得他们既成为献祭的“牺牲”，也因此成为“因圣而神”的人物。而医生因献祭的“牺牲”带来的强烈的“圣性的事物”，使得平时我们这些孤立的人突然间产生了“圣性”的情感的共通，得以打破物理的和心理的分隔，并因此带来一种不分你我的更深的精神的共融。在这种共融中，相互之间的“至尊性”得到“承认”和尊重，大家也由之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获得了内心的自由，摆脱了日常理性的约束和自己身上的“物性”。
可以说，因为医生们做出的巨大牺牲，我们这个共同体在遭遇新冠的冲击后，得到了“圣化”和“神化”，并因此迅速得到修复和维护。钱钟书在讨论诗歌的神秘性时，对于其所蕴含的某种不可言说的“道”有一段很好的阐发，可以加深我们对献祭所引发的这种共通且共融的状态的理解，与很多人将“immaent”译为“内在”或“内在性”不同，他将其译为“遍在”：“道既超越（transcendent），又遍在（immaent）。”（《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第676页）可以说，献祭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既让人感到“超越”，同时又赋予或者唤醒了人们的“内在”的情感，因而是“遍在”的，有一种不可思议也不可控制的共通和共融的效应，这也是这些逆行的医生之所以可以唤起无数的国人共鸣的一个原因。
被排斥的湖北“圣人”
硬币的另一面，是那些在武汉封城前闻讯离开，以及之前在各地工作旅游的湖北人的遭遇。他们很多人不仅遭到冷遇，甚至还遭受到了歧视。这不仅让他们感到伤心和愤怒，也让绝大多数人感到不平和困惑。这其中最为明显和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可能传播病毒，给更多的人们带来死亡的风险。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的遭遇也是共同体在遇到危机时的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他们的“污名化”和那些支援湖北的医生的“神圣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提出“Homo Sacer”的概念，国内对此概念有各种翻译，有译为“牲人”，有译为“被献祭的人”，也有译为“神圣人”（参见《神圣人》，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8页），但这个译法依然不能妥帖传达其含义。阿甘本使用的这个概念来自罗马时期的法律规定，特指那些因为犯罪不可用于“献祭”（sacrificed）的人，同时他们可以被人谋杀而杀人者无须承担法律的惩罚。这样的人既不受神的律法拘束，也不被人的法律训诫，但是却成为人和神的共同的“牺牲”（sacrifice），也即被“圣”。但他们虽说处在被“圣”或可被牺牲的状态之下，但他们的牺牲却不能“通”神，所以译为“圣人”似更能达其原意。阿甘本认为“圣人”是一种“赤裸生命”（Bare Life），因人神共弃而变得无所依托，同时也无“家”可归。而在国家或共同体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也即“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下，因为权力的突然制动，中断正常法律，使得大量的“圣人”产生，他们不仅成为“赤裸生命”，也成为不洁的和危险的存在和象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疫情爆发后，武汉及湖北人在客观上就成为这样一种“紧急状态”下的“圣人”，他们的“罪”其实是“飞来横祸”，他们本质上是无辜的，但是因为新冠及疫区的影响，以及国家突然进入紧急状态，使得他们似乎因此获“罪”，而不得不成为既不蒙“神”所喜悦，又被人们唾弃和随意伤害的“圣人”。他们在离开武汉及湖北后在一些地方遭到冷遇，甚至情感上的嫌弃，就是圣人所不得不接受的“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状态的具体表现。而这一尴尬的“时刻”，就是考验共同体的危机时刻，如何对这些已经不幸陷入两难处境的“圣人”予以合理化的安置，使其有时间和空间终止这种意外的赤裸生命的状态，就成为共同体的一项必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救济行为。
这既是一种道德的救济，也是一种共同体的自我教育，同时更是共同体的自我调适和修复行为。否则，这种状态如果持续过久便会演化为“敌我”状态，其更深的架构则是深置在人们内心和精神深处的黑格尔所谓的“主奴关系”，人们确立自己的意识及状态靠的是与“他者”之间不无敌意的对抗与区隔，并以此获得自我的安全和生命的持存。在此前提下，对于离开武汉和在外滞留的湖北人的妥当的安置就变得尤其重要。应该说这次疫情中，除了个别地方和个人，不幸成为湖北“圣人”的同胞大多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比较及时地终止了生命的“赤裸”状态，但对于他们来说，去“圣”化之后，重新还原到“人神共悦”的状态，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现在迫于生计而出外谋生的湖北人，在一些地方也遇到相似的困境，但是，作为无辜的“湖北圣人”，他们的这种境况也需要共同体及时作出回应和调节，尽快将他们去“圣”化，恢复共同体的常态运行。为了抗疫，和那些勇敢的医生一样，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牺牲虽然未能得到像医生那样的作为“神”的共同体的及时的承认和“神圣化”，但他们的“牺牲”同样值得人们同情和理解，更需要情感和经济的支援与补偿。这也是共同体康复工作的一个当务之急。
当下华人及亚裔在国外所遭遇到恶意中伤和歧视其实是一个放大的共同体中出现的湖北“圣人”现象。全世界现在遭遇的这次新冠危机既是对不同国家的考验，也是对于人类共同体的考验。华人及亚裔曾因疫情在中国肆虐成为“圣人”，而如今，随着新冠的世界性扩散及“回流”，原先遭受这种牺牲的华人及亚裔与先前那些嘲笑和歧视他们的其他国家、族裔的人互换了“位置”，这使得大家都不得不遭遇和体验相同的牺牲，成为痛苦的“圣人”。如今这种考验依然在进行中，如何使人们不得已的牺牲“圣化”和“神化”，使人们的情感得到升华，不仅成了此一危机时刻各国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乃至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人对个体生活进行反思的契机。不然，放任这种状态或者有意扩大这种状态，会让世界重回“敌我”状态，引发进一步的矛盾和冲突，乃至相互之间的隔阂与怨恨。
但我个人更愿意相信，经此一大疫后将形成的“新冠共同体”将变得更加富有人道主义的弹性和爱意，不管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推己及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还是西方的“爱邻如己”的情感，都会使得置身于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和不同文化的人们加深理解，弃绝误会、对抗、隔膜和冷漠。因此，那些有意无意借此机会煽动国族仇恨，宣扬个体乃至族裔及文化优越的人，都应该遭到批评和挞伐。因为这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裔的灾难，更不是哪一种文化优劣的试金石，而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医治和维护我们的人类共同体，以一种更为深挚的情感共通，直至共融，并在这一淬炼中升华。
2020年3月20日于五角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