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如今已在全球呈大流行之势。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范围的瘟疫，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回望，关于流行病，历史是否能给我们以值得参考的经验和教训？
日前，英国著名历史期刊《今日历史》邀请了4位对瘟疫有所研究的历史学家，分别撰文谈了他们的研究和观点。
1月29日，工作人员在演示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新华社 图
“文艺复兴时期应对瘟疫的策略为后来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教授，《被围困的佛罗伦萨：在早期现代城市中幸存的瘟疫》（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作者
目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这种病毒如何传播、感染后有何反应等等。这些新闻有时制造恐惧，有时又使人稍感安慰。社交媒体会激起恐慌情绪，而官方说法则强调，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出现在官方声明中的短语和主题并不新鲜，回望数百年来政府对流行病的应对方式，大规模的瘟疫是最生动典型的。事实上，应对工业化前欧洲瘟疫的策略已经成为后来政策的基础，并反映在当前的公共卫生倡议中。
“遏制”、“缓解”和“隔离”的策略并不新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冠状病毒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流行，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主要的公共卫生策略也是在这一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当时，政府在边境设置警戒线、部署士兵，以防止瘟疫传入。同时，因为对工业、贸易和商业实行禁运政策，不可避免地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当时，人们用燃烧的杜松枝对街道进行消毒，而被污染的房屋、家具和床上用品则用硫磺消毒。戴着喙状鼠疫口罩的医生在街上巡视，就像现在医务人员戴着更简便的外科口罩。当时，正如现在一样，人们对聚众行为表示担忧，公共活动被禁止，学校和市场纷纷关闭。病人被带到巨大的隔离中心治疗，而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在家中或城外的大型机构长达40天。
这些策略强化了政府在遏制和缓解疾病传播方面的作用，同时力求避免造成恐慌。虽然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交媒体，但社会上依然有谣言流传，一些边缘化的社会机构被指控传播了疾病，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官方政策限制自由的质疑。
意大利威尼斯，民众庆祝救赎节，救赎节是为了纪念1577年欧洲瘟疫结束。视觉中国 资料图
“瘟疫都是别人带来的”
塞缪尔·科恩（Samuel Cohn），格拉斯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从雅典瘟疫到艾滋病：传染病中的仇恨与同情》（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作者
我专注研究于流行病的一个方面：从古代到19世纪，关于传染病，史料记载最多的一个部分是人类的反应。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流行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穷人、疾病受害者的怀疑、指责和暴力愈演愈烈，这很容易想象，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传染病是由外国宿主携带而来，是由贫穷和污染引起的。即便如此，仇恨和暴力比我们通常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多。
仇恨和暴力往往推动事情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19世纪末，印度次大陆爆发黑死病时，精英们对那些被视为疾病温床的穷人实施残酷的隔离和军事搜查，穷人被关进残酷的隔离营，最终导致暴乱，数千人聚集起来反对殖民者和市政府。仇恨也可能会对准其他方向，比如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的霍乱同样引发穷人的骚乱和暴动，但卫生工作者却成为了主要受害者，他们被指控发明了这种疾病，目的是为了消灭穷人。
然而，历史表明，瘟疫引发的暴力并不是普遍现象。特别是19世纪以前，传染病的爆发有时反而可以结束阶级冲突，比如五世纪罗马的参议员精英和平民之间的冲突，或者公元前542年瘟疫肆虐的君士坦丁堡蓝绿之间的派系谋杀等等。瘟疫有时候还可以引发同情，例如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爆发期间，全球有大规模的志愿者投入到与疾病的战争之中。
最近两个世纪中，致死率成为瘟疫是否会引发暴力的关键。19世纪30年代的霍乱和如今的埃博拉病毒都显示，只要致死率高，人们就会高喊着相同的口号，质疑病人进了医院而未能得到救治，然后去攻击医务工作者和政府。
“恐惧和猜疑比任何病毒都来得快”
帕特里夏·法拉（Patricia Fara,），英国科学史学会前主席，剑桥克莱尔学院名誉研究员
流行病滋生的恐惧和猜疑比任何病毒繁殖的速度都要快。当一种神秘的疾病爆发时，人们的第一种反应是惊慌失措，第二种反应则是确认一个罪魁祸首。1980年代初，当艾滋病的病因还不清楚时，美国媒体指责非洲人与黑猩猩发生性关系，从来带来了这种疾病，而苏联特工则将其源头定位在美国的研究实验室。但随着国际上对同性恋的恐惧升级，最强烈的仇恨指向了零号病人——一位同性恋航空公司乘务员，他被无理地称为艾滋病的源头。
1665年，伦敦大瘟疫期间，由于没有任何其他解释，人们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人群涌向教堂，祈祷得到解脱。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在他的纪实小说《瘟疫年记事》中，描述了日益加剧的混乱，他认为强制隔离是适得其反的。由于担心受到感染，看似健康的囚犯逃离监狱获取食物、掠夺财产或逃往农村，导致瘟疫的传染范围更广。
显微镜下的天花病毒
“天花仍然是唯一被根除的人类传染病”
桑德拉·亨佩尔（Sandra Hempel），《疾病图集：从鼠疫到寨卡病毒》（White Lion，2018）
在1970年代，一个即将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临床微生物学家的学生被建议不要研究传染病。他的教授告诉他，这毫无意义。感谢疫苗和抗生素，如今，天花、鼠疫、斑疹伤寒和疟疾等致命的流行病终于消退。
然而，近50年后，天花仍然是唯一被根除的人类疾病。与此同时，新的病原体出现了，从动物宿主传染到人类身上，或者从世界上与世隔绝的病毒传统栖息地爆发，走向全球。
2003年，中国出现了一种以前从未出现过的“非典型肺炎”，这种肺炎由SARS病毒引起，这是一种冠状病毒，和如今引起新冠的COVID-19病毒属于同一分类。SARS在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造成700多人死亡。埃博拉病毒则于1976年首次被发现，但仅限于中部非洲的小规模爆发。在2014年，埃博拉袭击了西非，然后传播到全世界。艾滋病在1980年代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到2016年，已经造成至少3500万人死亡。
一些常见疾病也会在某个时间突然爆发成为流行病。1916年，美国纽约爆发了脊髓灰质炎，造成6000人死亡。此前，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小规模、可控制的传染病。到了1940年代和1950年代，脊髓灰质炎每年使全世界50多万人瘫痪或死亡。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1918年，流感突然开始在全球大流行中杀死数百万健康的年轻人。在此之前，流感导致的死亡主要局限于老年人和身体虚弱的人。
尽管，自19世纪末以来，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事实证明，导致流行病的病原体比上世纪70年代的教授想象的更加灵活而不可预测。与它们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我们显然还有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