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的时光在不知不觉地前进，就像古巴一年四季的饱满夏日还是不免因为地球自转太阳偏向赤道以南的南回归线而出现的昼短夜长和夜凉回寒的变化一样，就像从古巴人口中的Mar（环绕着岛屿的海）吹过来的Norte风（从海面上吹来的风）带来的降水云朵随着日照强度渐渐减少而一点点变肥变黑，终究在十二月初酿造出了一场倾盆大雨一样。时间在慢慢推进，我也慢慢地在融入古巴文化之中，惊喜的是，那种对异文化的新鲜感和敏感度并没有随着与周围环境的熟知而褪色，反而随着越加深入地了解哈瓦那的地方性知识，越发现它的魅力却有增无减。
十二月四日天气转晴，海天重拾往日的明朗，哈瓦那街头却不同往常地多了很多红色的元素：来往的人们穿戴着或携带着红色的衬衣，短袖，背心，皮衣，外套；长裤，短裤，长裙，短裙；头巾，雨伞，皮带，鞋子，发带，手链,气球，花朵……星星点点散布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很奇怪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与以往的哈瓦那的街头风景太不一样了。我问正在排队等公交的一位皮肤黝黑的穆拉塔（mulata）女孩为什么今天街上会有这么多的红色，女孩看到我是一张中国人的面孔之后，热情地跟我介绍到，“今天是约鲁巴宗教的神灵长恭（Changó）的庆祝日，也是天主教的圣芭芭拉（Santa Barara）的庆祝日,街上穿红色的衣服的人都是他们的信徒，大家企盼得到庇佑和保护，我们正在前往圣芭芭拉教堂，给她送上我们的祈愿。”我问她教堂远吗，大概在哪个地方，她见我对她所信仰的神灵如此感兴趣，热情地邀请我跟她能一起前往。看着她热情真挚地样子，我想要脱口而出的“claro，quiero ir con usted”（当然，我很想跟您一起前往）却被脑海中闪过的一丝犹豫制止了。尽管我已经熟知了古巴安全的社会环境以及善良热心的当地人，但是考虑到我孤身一人，前去未知的地方，参加未知的宗教仪式，那种对于不确定的恐惧突然冒了出来。我婉言谢绝了女孩的盛情邀请，同时内心也遗憾着错过了一次当地文化的体验机会。
12月17日的中午，应好友的邀请，我们一同前往在菲亚特（Fiart）举办的一年一度拉美手工艺市场展览会，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再次让我感受到了当天的不同寻常。在公交车站等待的期间，和12月4日类似，街上很多来往的行人穿着紫色的衣服，而且街上的乞讨的人竟然也比平时多了许多，这在哈瓦那的主城区贝达多（Vedado）区并不常见。有了上次的经历，我大概明白今天或许也遇到的相同的状况。坐在公交车上，我用西班牙语问朋友今天是不是古巴宗教圣日，坐在旁边身穿紫色衣服的年长老者听到我的询问，看了我一眼之后就接过了话茬。他跟我说到， “今天是我们的父亲圣拉萨罗（San Lázaro）的圣日，我们敬爱他，他保护着我们，我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昨晚我本来打算要去位于哈瓦那省的波伊洛斯市（Boyeros）的林孔镇（Rincón）的圣拉萨罗国家神殿迎接他的到来的，在那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都团结在一块，在教堂前边的地上睡着等待我们的父亲，但是我的腿脚已经不灵便了没有办法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对他的心是真诚的，我要去中哈瓦那的科雷夫慈善圣母教堂（la Iglesia de Virgen la Caridad del Cobre）向他祈求庇佑。”
错过了第一次的亲眼目睹约鲁巴宗教—天主教有关于长恭的宗教实践已经让我后悔不已，我想这一次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古巴宗教文化现场，我跟朋友说我决定取消今天去会展的计划，去教堂里看关于圣拉萨罗的宗教实践，争取能够留下更多关于古巴的文化记忆。朋友却突然笑着说到，让我大可不必这样，圣拉萨罗是天主教信徒对于他们神灵的叫法，在约鲁巴宗教中人们将它称之为芭芭鲁·阿耶（Babalú Ayé）。在天主教的教堂里，我最多只能看到人们对它供奉着鲜花和蜡烛，用天主教的一套方式对他进行祈愿和祭拜，但是在大街上，我能看到更多约鲁巴宗教的信徒的宗教实践活动，无论形式或者内容上都会更加丰富多彩。
我的将信将疑在下车之后的第一路口就被打消了。下车之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身穿紫色衣服或者佩戴着紫色物件的人突然从拥挤的人群中抽离，朝着一个地方走去。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视线越过人群，在街头的拐角之处我看到一尊身穿紫色斗篷的神像矗立着。朋友告诉我，那就是圣拉萨罗（San Lázaro）也就是芭芭鲁·阿耶（Babalú Ayé）了。神像朝着街面，两名身穿紫金相间的衣服和帽子，赤着双脚的男人跪拜在神像旁边，神像的前边是一个用于盛放祭品的筐子，里边有雪茄，有酒，还有零钱，旁边点着紫色的蜡烛。祈祷的人们有条不紊，携带着祭拜的贡品，向箱子里送上自己的捐赠，钱币几乎都是小面额的古巴比索。随着朋友的引导，我们继续前行。一路上多了很多穿着紫色衣服沿街乞讨的个人和甚至还有携带着小孩的家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上都穿着紫色的衣服，脸上的表情严肃，低声说话；走到拐角处，一个男人抱着一尊相对较小的圣拉萨罗圣像在行走，路过信徒时人们纷纷像他参拜致敬。我站在路边，心里充满了疑问和不解：信徒们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信仰圣拉萨罗或者芭芭鲁·阿耶 ？他们对他进行了什么方面的祈愿？为什么即使是同一尊神灵，但在约鲁巴宗教和天主教中会有不一样的名称？为什么刚刚祭拜完圣拉萨罗的信徒也会过来祭拜芭芭鲁·阿耶？对这一现象的思索和追问，信徒们的回答，朋友的解释以及我后来搜集的相关资料，也成为了我走上了了解古巴宗教文化知识的初步探索之路。
一、古巴宗教文化景观概览
首先跟我解释这一现象的是古巴文化局的前任领导艾丝贝蕾莎，作为我的西班牙语家教，她无疑也成为了我了解古巴文化的一把钥匙。我将这一困惑对她提及，她对我知无不言。她告诉我，古巴宗教丰富多样，但是影响最大的神灵有四个，这四个神灵在天主教和约鲁巴宗教中有不同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Virgen la Caridad del Cobre）; 圣拉萨罗（San Lázaro）；雷格拉圣母（la Virgen del Regla）；圣芭芭拉（Santa Bárbara），而对应的他们在约鲁巴宗教中都有相应的名字，分别是奥椿（Ochún）; 芭芭鲁·阿耶（Babalú Ayé）；叶玛雅女神（Yemayá）;长恭（Changó）。
（1）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与奥椿
在这四个神灵中，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是古巴最重要的圣母，在古巴人的眼中，她是祖国的母亲，是古巴天主教信徒的守护神灵。她的圣像最先被供奉在古巴圣地亚哥的科雷夫铜矿带（el Cobre）,因此人们也以该地区的名字为其命名。每年的9月8日是其圣日，信徒们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对她进行礼拜。
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的诞生是与古巴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它的神像最先出现在殖民时期，后来曾随着殖民解放的队伍参与到与西班牙殖民的战争中，还参与到了古巴改革乃至于后来古巴“特殊时期”的宗教外交政策的政治进程中。1952年，在古巴何塞马蒂国家图书馆所属的天主教周刊“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上, 胡安·路易斯·马丁·科罗纳（Juan Luis martín corona）根据传统以及牧师丰塞卡（Fonseca）收集的文献证据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到了当时的历史记录中一则八十多岁的胡安·莫雷诺（Juan Moreno）的口述史，其中有关于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的传说是这样的：
1606年，胡安和罗德里戈·德霍约斯夫妇（Rodrigo de Hoyos）在古巴群岛的东北部的尼佩湾（Nipe）海湾中部发现了漂浮在海上的一尊木制小圣像，上边写着“我是仁爱童贞圣女”（Yo soy la Virgen de la Caridad），后来这座雕像被带到科夫雷铜矿带，当地的居民们非常欢迎这尊神像的到来，认为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好预兆，1684年在这里建成了第一座朝圣堂，作为圣母像的圣殿。1801年，在为奴隶争取权益的亚历杭德罗神父的不懈努力之下，在这所朝圣堂中宣读了“科雷夫奴隶自由宣言”。1851年，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高潮到来的前夕，在卡马圭省（camaguey），向科雷夫圣母祈祷的群众被认为是煽动叛乱，因为他们阻碍了该岛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调解。1868年，为废除奴隶制和争取古巴独立的勇士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来到圣地朝圣，他取下了圣母身披的蓝布制作第一面旗帜，在圣母像前为古巴的自由祈祷。此后在古巴独立战争期间，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解放军部队对慈善圣母表现出了极强的信念，并将战争的胜利托付给她。与古巴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情感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曾提及这位受人尊敬的守护神对古巴人民的内部团结和国家进程中激励人们为追求自由而做出的贡献。
1915年，参与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写信给教皇本笃十五世（al Papa Benedicto XV），要请求他将科雷夫慈善童真圣女宣布为古巴的圣母。宗教本笃十五世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1916年5月10日，宣布“科雷夫慈善圣母”为古巴的主保。1927年9月8日，在科雷夫铜矿带建成了全国朝圣地并保留至今。目前，据统计每天大约有500个人前来参拜，信徒们在这里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除了黄色的向日葵之外，还有黄金首饰、宝石、拐杖和其他的贵重财物。到这的信徒通常都会从矿井里取出闪着光亮的小石头带回家，据说无论是把它们放在杯子里，口袋里或者随身携带的小包里的人，这些小石头都能够使他们远离厄运，因为这些小石头隐喻着个人和家庭的美好未来。
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在约鲁巴人的宗教中又被称之为奥椿。奥椿是在尼日利亚以河流的名称得名的女神，据说她住在尼罗河以北的的尼日利亚伊耶萨（Ijesa）的山洞中。奥椿掌管着世界上的淡水、小溪、泉水和河流，象征着爱和生育，代表着情感和灵性、人类的感官、爱和女性气质等相关的东西，与此同时她还保护着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当人们在金钱财物上有问题时，也会像她寻找帮助。在萨泰里阿教（santeria）中，她与古巴守护神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融合在一起，她是最小的奥里沙（orisha，年龄小的神灵的称呼），同时也是备受宠爱的，她是长恭的妻子，长恭的爱是她唯一不能拥有的。
奥椿是一个美丽的混血穆拉塔，她被描绘为一个充满着甜蜜、欢乐和欢笑，但内心却是严肃、痛苦和悲伤的女神。她留着长长的黑色头发，身上佩戴着鲜花和金手镯作为装饰品。她代表着宗教严谨，象征着无情的惩罚。信仰奥椿的信徒家中通常都会有一个黄色或者以黄色为主体附带各种颜色的容器，信徒们会将孔雀的羽毛、珠宝、琥珀、铃铛以及各种装饰品放在容器之中祈求庇护。
信徒们通常会给奥椿供奉上她喜欢的食物奥沁沁餐（Ochinchin），通常是虾、莴苣、洋葱、沙丁鱼、橄榄油、干白葡萄酒、肉桂、向日葵、橄榄、芒果、蜂蜜、玉米、黄米饭等带有黄色的食物，以及产于河流中的生物、甜味的糖果等，其中，蜂蜜是其最喜爱的食物，象征甜蜜的性爱和生活。舞蹈是约鲁巴宗教的信徒必不可少的活动。宗教信徒在圣日时专门负责的仪式的信徒会模仿奥椿的舞蹈，她笑着，摇动着手臂，让身上的铃铛和手镯响起来，跳着性感的舞蹈，她经常把手举过头顶，以此来凸显魅力。在跳舞时，她经常会做出一些性感的动作来吸引男性.
奥椿以及供奉她的容器。
（２）圣拉萨罗与芭芭鲁·阿耶
圣拉萨罗是残疾人和麻风病人的守护神，他的形象是一个可怜的乞丐老人，有着毛茸茸的大胡子，穿着破烂的紫色的衣服，拄着一对拐杖，腿部长满了疮，被流浪狗子围绕，在古巴十分受民众欢迎。
圣拉萨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帮手”。在古巴，人们对圣拉萨罗的崇拜仅次于科夫雷仁爱圣母，他最出名的礼拜圣所位于哈瓦那省波伊洛斯市的林孔镇——圣拉萨罗国家神殿。据统计，每年有超过15000名信徒参加朝圣活动，这经常导致进入该地区的汽车无法移动，甚至连通往该地区的宽阔道路上也出现了交通堵塞。为了迎接这一圣日，当地公共汽车时常需要特别增援，以便疏散乘客。12月16日晚12点，来自全国各地的圣徒们汇聚在此圣地，人们通常沉默着不出声，静静地迎接圣拉扎罗日的到来，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弥撒；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教区牧师将会帮助前来请愿的忏悔者，试图减轻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他的信徒们往往要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包括体罚。每年的12月17日，他的很多追随者都会穿上麻布衣服，赤裸着双脚，沿街叩拜到供奉圣拉萨罗的圣堂；还有的信徒甚至忍受着鞭笞之痛以此表达对圣拉萨罗的敬拜。许多家庭会在这个教堂中将一年储蓄下来的钱捐赠给圣拉萨罗，而另一些家庭则仅仅是前去祈祷和冥想。
芭芭鲁·阿耶这个名字在约鲁巴宗教中的意思是“世界之父”，在古巴他是一位众所周知并且受人尊敬的神灵，他治愈着人类的皮肤病、传染病，特别是性病和流行病。供奉他的容器是一个很大的扁平锅，上面盖着一个圆形的盖子，顶部有一个孔，在侧面也有孔，通常被漆为蓝色、红色、白色和紫色。他的信徒们通常带着白色的珠子和蓝色的细条纹制成的串珠（Elekes），还有的信徒的串珠是由Oyá珠子，红色珠子和黑色珠子交织而成。信徒们通常向其供奉烤玉米，各种谷物，烧焦的面包，椰子汁，烈酒，大蒜，熏鱼黄麻，椰子，洋葱，红豆，牛肉等；有胡子的山羊，珍珠鸡，公鸡和鸽子是他的祭品。除此之外，除了制成的杜鹃花干酒之外，不应给芭芭鲁·阿耶喝水，因为这对圣人来说是禁忌。
信徒们在圣日通常会为其舞蹈，仪式舞蹈者模仿芭芭鲁·阿耶像病人一样跌倒，背部弯曲并且双手紧握，舞蹈者有时候一瘸一拐，表现出虚弱的样子，有时会挥舞着手假装拍打躺在伤口上的苍蝇，同时这样的动作还象征着清洁空气中的污秽之物。负责仪式舞蹈的人会表演舔脓疱或伤口来为那些观看仪式的人治愈疾病。舞者围成一圈，弯腰跛行的跳舞，在这种叫做bakini bakini的舞蹈中，人们会将水洒在地板上，随后每个人都将弄湿他们的手指，放在额头前和脖子后面，他们互相亲吻彼此的手以保护自己免受疾病侵害。
芭芭鲁·阿耶以及供奉他的容器。
（３）雷格拉圣母与叶玛雅女神
雷格拉圣母是以哈瓦那海港雷格拉小镇命名的天主教神灵，与约鲁巴宗教中海上的主人叶玛雅一样，其圣像都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圣日都是每年的9月7日。
在传统上，雷格拉圣母是水手们的守护神，她为那些暴风雨中的渔夫和水手们保驾护航，祈祷平安。从1687年到1696年间，在雷格拉小镇上并没有雷格拉圣母的神像，福音传播者以其油画图像为其供奉，直到1696年，唐·佩德罗德·阿兰达（Don Pedro de Aranda）和伊芙兰妮（Evellaneda）把他第一次去西班牙时带来的雷格拉女神像捐赠给了圣所，古巴才有了第一座雷格拉女神的神像。从雷格拉女神像被供奉在圣所的时候开始，她就得到了众多信徒虔诚的祭拜，人们甚至不远万里从偏远的地方赶来。随着信徒越来越多，1708年，教堂内增添了两个祭坛，同年的12月14日，在哈瓦那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教堂内（San Cristóbal de La Habana），雷格拉圣母圣像终于以海湾守护神的名义正式进入古巴的万神殿内。
在约鲁巴宗教中，叶玛雅是财富的守护者，是地球上所有孩子的母亲，代表着任何物种的子宫，是生命、生育和母性的来源。在信徒的眼中，失去的东西通过向叶玛雅请求之后能够重新获得，当信徒渴望在自然界中祭祀和献祭叶玛雅时，他们必须到海上，或者海岸边和岩石上。叶玛雅是一个性格分明的女神，她庇护着建筑和船只，同时，她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他们。在自然界中，海浪是她的象征，因为她舞蹈的时候就像海浪在运动。
叶玛雅的容器一般是一个蓝色陶土的罐子，里边盛放着生活在海水中的生物，如海马、鱼、贝壳、珊瑚等等，信徒们时常带由蓝色和白色珠子穿起来的手串，或者由七颗蓝珠子、一颗深蓝色珠子和七颗水珠子交织而成。给叶玛雅的贡品通常是虾、莴、水煮鸡蛋、番茄、玉米、甜菜、eko(用香蕉叶包裹的玉米)、olel(用生姜、大蒜和洋葱做成的胡萝卜豆或地瓜做成的意大利面)、西瓜、菠萝、苹果、橘子、番木瓜、梨、葡萄等。通常情况下，信徒们将公羊、鸭子、公鸡、鸽子、鹌鹑、鹅等活物带到海边对其进行献祭。叶玛雅非常喜欢白玫瑰，当信徒们的孩子的健康状况不佳时，他们会带着一篮子的白色玫瑰来到海边，呼唤着叶玛雅，然后将白色玫瑰扔向大海。
叶玛雅以及供奉她的容器。
（４）圣芭芭拉与长恭
圣芭芭拉是希腊天主教圣人和烈士的名字，她的圣日在12月4日，在东正教的教堂中，又将其称之为“伟大的野蛮战士”（Gran Mártir Bárbara）。圣塔芭芭拉经常以她那个时代的服装、少女的头饰以及一些她身上的装饰品区别于其他的圣灵，她的头顶上戴着皇冠，代表她到达了天堂；在她的圣像旁边，通常会有一座三扇窗户的塔，暗指她生前被困的地方；在她的右手里通常有一把剑，代表着她父亲杀死她的武器，与此同时这把剑象征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她的左手带着圣杯或者礼券（copon），以纪念她在圣餐中得到了安慰；圣芭芭拉通常还与闪电相联系，这使得她还与炸药有关，炮兵们将其视为他们的守护神，船舶上的炸药库被称为“Santa Bárbara”。
关于圣芭芭拉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在马克西米亚诺（Maximiano）统治时期，在尼科梅迪亚市（Nicomedia，今土耳其的伊兹密特Izmit），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叫迪奥斯科罗（Dióscoro），他不是基督徒。 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叫芭芭拉。为了防止芭芭拉与男人接触，迪斯科罗无缘无故地囚禁了他的女儿，他建造了一座很高的塔楼，并在那里锁住了女儿，直到他决定把她嫁给一位假装被其禁闭之谜所吸引的王子。
有一天她的父亲对她说:“我的女儿，远古近郊的王子都来这里请你帮忙，所以我想让你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做什么？”当她听到父亲这样说时，芭芭拉感到被冒犯时，她回答到：“我的父亲，我的决定是不结婚，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所以请不要强迫我这么做。” 她是认真的，她一直在想过一种完美的生活，沉浸在寻找真正的、唯一的上帝的过程中，因此她认为，如果她同意王子们的建议，她就会偏离她的目标：接近至高的存在。这使他的父亲非常失望，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住了一段时间。芭芭拉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在浴室里放了一个十字架，并在塔上已经有两扇窗户的地方增加了一扇窗户，象征着三位一体（simbolizar a la Santísima Trinidad）。在这之后，芭芭拉接受了洗礼，按照施洗者圣约翰（San Juan Bautista）的神秘习俗，她只吃蜂蜜和活龙虾。这个由一系列水池组成的浴池经过芭芭拉的洗礼之后被圣化了，人们知道在那里生来失明的人能恢复视力。在这之后，芭芭拉已经被她的信仰所激励，这帮助她击败了恶魔，她对她父亲的异教徒偶像吐唾沫，并对他们说:“凡你们所迷惑的信徒，都要像你们一样”。然后她退回都塔中祷告，敬拜耶和华神，等到她父亲从旅途中归来之时，她已经命令工人们完成了那座囚禁她的塔的改造，面对父亲的责问，她对父亲说“我又建造了一个窗口，使之成为三个窗口，因为“三个窗口”为整个世界和所有生物提供了光线，相反，您的两个窗口（您的两个神）将使宇宙蒙上阴影。这三扇窗户清楚地代表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是一个神中的三个人，我们必须相信他们，我们必须崇拜他们”。他的父亲对此反应激烈，最终拔出剑杀死了他的女儿，可怕的罪行结束之后，他在下山的路上被一道像火一样的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死去。
长恭是约鲁巴宗教之王，是正义、智慧、勇敢的象征，其在自然界中的神迹为龙卷风、雷电、闪电、火焰；他是巴塔鼓、文米拉鼓、伊鲁巴塔鼓或本贝斯鼓、舞蹈和音乐的主人。长恭的形象被描绘成为一个上半身穿着红色衬衫，下半身穿着白色或者红色或者红白相间的裤子的形象，他的胸部袒露在外边，头上带着形状类似于城堡的皇冠，他是一个有智慧聪明的战士，有易怒的脾气，同时拥有男性的魅力、激情、智慧和财富，是信徒眼中男子气概的化身，他曾用雷电杀死了敌人，带领着军队为其帝国赢得了多次战争。
长恭信徒们常常带着红色和白色珠子交替的手串，供奉他的罐子通常是木制品，最好是雪松木，盖子的顶部通常被做成塔的形状。长恭出现时，通常还伴随着一匹黑马，一个鼓，一面色彩鲜艳的红旗，三把斧头，一根棍子和一把镰刀。信徒们常常以玉米粉、牛奶、秋葵、绿香蕉、红酒、烤玉米、大麦等作为贡品献给他，并将公羊、公鸡、鹌鹑、海龟、鸽子等作为献祭的动物。
长恭以及供奉他的容器和信徒们的手串。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对应的四组神灵其圣日都是在同一天，并且在人们进行祈祷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容易听到人们面对着同一尊神像，也会称呼着天主教和约鲁巴宗教中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朋友跟我解释说，虽然如此，但是也有不同，在古巴，相比于天主教的万神殿，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约鲁巴宗教中的神灵更加贴近人的生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穿着和装扮得像奥椿，可以在沐浴的时候将蜂蜜抹在自己的身上，期盼能够像奥椿一样拥有女性的魅力；家里的孩子生病时，也有信徒穿着像叶玛雅一样，到海边为孩子进行祈祷，为孩子祈求健康和平安。而天主教在古巴跟人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在教堂中，神像总是供奉在神台之上，参拜的人们需要抬头仰望，以低姿态的形式仰望着高姿态的神灵，人和神的距离在叩拜和祈祷中是被拉开的；但在古巴的约鲁巴宗教中则不同，任何人都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信仰神灵。
二、宗教的混合与一神多名现象的解释
了解古巴的宗教历史进程无疑会更加利于理解古巴“一神多名”的宗教现象。古巴宗教历史始于殖民时期，从历时性的角度划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的发展。殖民时期随着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到了古巴地区的天主教，随着非洲奴隶而来的非洲约鲁巴宗教，以及随着中国苦力到来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民间信仰可以说构成了古巴宗教文化的基调。在这个阶段，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和管理，殖民者在大力传教的同时，采用各种惩罚手段强制性地不允许人们信仰除了天主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在这种情况之下，非洲奴隶和中国苦力们巧妙地利用了宗教神像以及灵验奇迹等的相似特点，将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神灵“隐藏”在了天主教神灵之下，在遵从殖民时期宗教政策的前提下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后跨种族的频繁通婚以及独立革命后在古华人和非洲黑奴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其宗教信仰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欣欣向荣，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时期的古巴宗教发展是古巴当下融合宗教现状的孕育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从古巴革命胜利到古巴社会主义之路探索阶段，宗教在古巴社会中再次处于“灰暗”“冷宫”的位置，古巴共产党延承着苏联及东欧国家实行的“国家控制宗教型”的政教关系模式，控制和打击着国内一切宗教活动。社会大环境是一个权利交织的空间，身处其中的人接受着“规训与惩罚”。艾丝贝蕾莎跟我说到，她仍然记得，在那个时候，虽然天主教并没有被绝对的禁止，教堂仍旧开放着，但是如果在公共场合公开宗教信仰会是一件让人难以启齿和难堪的事情，信仰宗教的年长者即使佩戴着宗教串珠，也要把它们藏在衣服下边；祖辈父辈们为了保护后代们，更是对孩子们讳莫如深，闭口不提，因为当时学校里的教育是批判宗教文化的；当时盛极一时的华人社团内部的宗教圣像也被撤去掩藏，宗教文化曾在这片土地上“偃旗息鼓”“悄无声息”了一阵。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卡斯特罗重新再评估了古巴宗教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古巴宗教信仰再次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然而漫长时间的融合历史，以及长时间的在静默之下的进行的宗教实践，那些曾因各种原因结合在一起的宗教神像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分开了。“一神多名”在古巴社会中是很常见的现象，人们知道也允许同一个神灵拥有不同的名字，而通常情况下，一般是一个是带着天主教色彩的名字，而另一个则是带着约鲁巴宗教文化色彩的名字。
艾丝贝蕾莎跟我解释到，对于古巴大部分的宗教信徒来说，天主教和约鲁巴宗教之间的神灵之间并没有严格苛刻的区分，与传统基督教天主教中一神论对其他宗教持有绝对排斥的态度不同，宗教在古巴显得格外的包容和多元。我在三个月内经历的一系列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些说法。
帕贝尔（Pavel）是我偶然在马雷贡（Malecon）散步时结识的约鲁巴宗教中的“芭芭佬”（Babalawo）——在约鲁巴语中，其意思是“神秘之父”的意思，负责给信徒讲解疑惑，帮助信徒们做出重大决定，他跟我说他还能通过占卜的方式帮助人们预测未来。在圣拉萨罗圣灵的节日时，他告诉我，在迎接圣灵的夜晚，他是与信徒们一起在圣拉萨罗圣所的郊外度过的，随后在圣日那天他也到圣所中倾听人们的忏悔和祷告；他告诉我，现在的古巴宗教神灵都是跨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之后的产物，在奴隶制和殖民者宗教压制的情况下，非洲奴隶为了保存其文化根源，所以他们的每一个圣人都有了一个天主教圣人的名字；然而还有一个事实是，非洲奴隶来自不同的地方，而每个地方对自己的圣灵都有不同的称呼。在西班牙统治古巴期间，当奴隶主试图按照传福音要求将天主教强加在非洲奴隶的宗教信仰之上时，这种融合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碰撞和融合在1628年找到了可以达到妥协的突破口，那时在古巴东部的尼佩湾，约鲁巴的宗教神灵奥椿找到了可以将之融合的天主教神灵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1696年，在圣拉佩尔飓风摧毁圣所三年之后，雷格拉圣母圣像被运送到了古巴，非洲奴隶们也找到了他们的叶玛雅女神。长恭和圣芭芭拉，圣拉萨罗和芭芭鲁·阿耶也是这样的。
帕贝尔Pavel的芭芭佬身份证明。
位于哈瓦那华人街的科夫雷教堂（la Caridad del Cobre）始建于1802年，经历过多年翻修现在已经是众多教徒的祭拜圣地。因为距离我的田野点较近，所以我每次路过时都会前去看一下。每日清晨，来参拜的信徒都会为科夫雷女神献上黄色的向日葵，当我问及他们祭拜的是科夫雷仁爱圣母还是奥椿的时候，有的信徒会回答我这只是仁爱圣母，也有的会回答这是两者合一。但大多情况下，他们对此并没有持有强硬的态度做出区分，他们虔诚且包容，到此只为祈求自己的平安。传统学术研究中，以不同意识形态的空间权利的争夺角度来研究宗教神像的混淆和区分在这里似乎并不适用，教义中严格的规训和惩罚也无法用于这一宗教现象的解释。
宗教的包容甚至还体现在圣物商店的商品销售中，在科夫雷教堂的门外正对门的地方是一个售卖着宗教器材的商店，走进店门，色彩斑斓的宗教神像，宗教圣物摆放在其中，然而清晰可辨认的是古巴天主教的神像旁边就是非洲约鲁巴宗教的神像，以及两者的不同串珠，这种现象在雷格拉教堂外边的商店里也一样。
同时售卖着天主教和约鲁巴宗教的圣物商店。
华人街内龙岗社区（Casa de Abuelos Lung Kong）是我的田野点，其中与我交好的女财务管理玛丽亚·胡莉娅（Maria julia）是一名天主教信徒，但是其手上同时带着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女神的串珠和约鲁巴宗教中叶玛雅的蓝白色串珠，她也时常去约鲁巴宗教圣地哈默尔巷（Callejon de Hamel）以及约鲁巴之家（la Casa de Yuruba）与她约鲁巴宗教中的兄弟姐妹们进行聚会；她告诉我，她向科雷夫女神祈求庇佑的同时，她也在祈求叶玛雅女神保佑她的孩子的健康。
浙江大学教授戚印平教授在其文章《观音，妈祖与圣母：圣像东传的若干问题与考察》中对于观音，妈祖以及圣母三者在形象、传说等方面的现象进行了讨论，他论述到，“作为教义与信仰的图示，圣画像的图式与制作都具有严格的规范，画面处理与细节安排也必然与神学教义相吻合。但是由于受教者的普通平民，都在初次面对异国圣像时产生双重误解的有趣现象。而更让人关注的是，由于无处不在的情景压力，即便是对异教图像及其含义有充分了解的双方，最终仍不得不在画像的制作和使用上加以调整，从而使得画像的面貌发生微妙的变化。”形成古巴当下宗教圣灵们的历史过程或许可以将之囊括到戚印平教授所提到的“情景压力”之中，有关于政治和权利的意识形态角逐在这短暂却跌宕起伏历史过后，最终在这片孕育着混合文化之地上找到了和谐相处的方式，人们似乎已经与这片土地上的各宗教神灵们签订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契约，彼此尊重和包容各自的选择和信仰。
外导进一步跟我解释到，圣母玛丽亚跟中国的千手观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世界各地的圣母其实只是他们的不同形态，在墨西哥是瓜达卢佩，在古巴是科雷夫仁爱童贞圣母；虽然圣像会有不同，名字或许不一，但是人们前来祭拜的时候，所表达的虔诚和祈愿都是一样的，所希望圣灵们怀有慈善之心都是相同的，理解了这个之后，再来理解古巴的宗教景观就会容易得多。
人们所谓的习以为常，其实就是把日常事物进行了单项的重复和夸张，但是进入到这个在这个外界所谓的“封闭”国家后，那些新的异域见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疑在拓宽着我“习以为常”的容量。在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解释世界各地由于宗教的复兴而引发的战火和纷争时，权利和角逐，种族和利益等因素交织其间。然而，当下古巴混合历史滋生的宗教文化以欣欣向荣的状态发展确实让我看到了在世界上的某处确实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同，那种因为包容彼此而呈现出的“美美与共”的和谐场面无疑让人不禁思考：无论是世界性的三大制度性宗教还是游离于制度性宗教之外的民间信仰，人类追求宗教信仰的终极目标难道不就是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心愿吗？以宗教复兴为由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的背后折射出的只不过是人们的不包容与不谅解，是一些极端自私的人们想要证明“种族文化优越论”的动机和行为罢了。
从人类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探索开始，对世界认知的扩大，对新鲜的事情困惑与不解就跟随而来。“万物有灵”揭示了人类向自然界寻求精神慰藉和心理解惑的第一步，表述了人们向自然界寻找寄托与解释的宿愿。随着宗教逐渐发展到以氏族、部落、民族国家为依托时，权利与斗争等因素才围绕着宗教行为展开。然而，如若再将目光溯回到大众信仰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那只不过是人性出于对现实的恐惧和未知，同时出于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时，试着去与自然界缔结的勾连，是人类为了寻找心灵之托、安心之本而创造的出来的一套意义体系而已。
古巴的“一神多名”和绚烂多彩的万神殿的现象，似乎把“人性普同”的概念次以具体的实践进行了解释和演绎。信仰着不同宗教的人们，以尊重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人的信仰，在形式之外，追求“意义”成了人们践行宗教行为的航标。人们跨越不同宗教之间的区隔，寻找着、信奉着那些能够给予自己精神安慰的神灵，而不将注意力放在其属于哪个宗教领域，因而在延续和传承之下，各宗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都得以保留和发展。那是在不同信仰之下的人们应允和祝福他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一步而言，那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早已应允了不同文化互荣共生、彼此成就的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