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正月，被迫宅居，读毕网购的《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方燕著，中华书局，2019年11月；下引此书简称《流言》，仅标页码），从宋史角度试对这部新著略作评介。
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与管控日渐成为宋史研究的热点，邓小南教授就多次主持过唐宋时期乃至更长时段的信息渠道的讨论会与工作坊。当然，正如《流言》所说，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体制性信息渠道的传播与管控问题，“对非正式渠道信息传播的支配和管理的研究则较为忽略”，尤其对牵涉“民众集合行为、官民互动、区域活动”的流言现象及其“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缺乏较为细致的分析揭示”（47页）。流言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其特定的指向性、受众的广泛性、交流的匿名性、传播的变异性，既让听闻者不知所措，更令主政者深觉棘手。著者自述撰旨说，希望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今社会，就“流言的认识、预防、消解和控制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48页）。
除去绪论与结语，全书分为六章，首章论述宋代信息传播与政府规制，其后五章依次探讨了宋代流言的生发语境以及与政治经济、军事、边疆治理、灾异的关系。也许受制于《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主书名，就阅读感而言，第一章所论信息的外延略嫌宽泛，倘若适度简略既往研究相对深入的官方信息的职能机构、传播形式与管控规制等内容，直接聚焦于副书名《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也许更能凸显主旨。
毫无疑问，流言与谣言都属信息范畴。著者提醒，“学界对流言、谣言的界定不一，且无明确区分”，该书之所以使用“流言”这一中性概念，理由基于：“一是今人在使用谣言时词性色彩更具贬义，二是流言部分与事实相联系”，这是可取的。但其接着将“流言”解释为“一种经由私下的或公开的渠道所传播的有关人与事的未经证实的、不确切的信息”（8页，黑体为引者标示），窃以为“不确切”三字有欠精准，正如究竟哪一主体据何标准有权判处谣言一样，判断流言的“不确切”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故宜改为“不知确切”，庶几符合定义中性原则。本文也将在中性原则下讨论该书论及的宋代流言与政治应对。
一
《流言》给人最深印象之一便是史实搜罗的充实详备，这与宋代传世史料因印刷术普及在数量上几乎超过其前文献总和是密切相关的。然而，一个时代的流言力度及其频度，与社会历史之间必有错综微妙的互动关系。考察宋代流言，自应将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纳入视野。这一转型在诸多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宋代流言的历史背景，在流言的生成主体、传播方式与互动形态上呈现出时代的新特点。
首先，宋代承认士农工商“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嘉定赤城志·天台令郑至道谕俗七篇》），社会各阶层之间呈现出相对平等的趋势。阶级结构的深层变化导致包括流言在内的发声权也渐趋对等，相比其前其后的专制王朝，宋代舆情环境与思想管控相对宽松（当然也应区分不同时段的明显差异），尽管作为社会中坚与帝国精英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仍是引领舆论的主体阶层，但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毕竟较之前代在法律上也拥有了发声权，同样可能成为流言生成的主体之一，将自己的好恶评判适时转化为流言而播扬于世，并经由文字史料记录在案。相对于前代流言往往聚焦于朝野上层，反映底层诉求的政治流言一般在社会大变动时才浮出水面，宋代流言更凸现其日常社会的众生相，也更具有社会史价值。
其次，宋代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在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诸领域，各阶层的劳动者通过契约合同确立主雇之间的劳动关系，期满以后都有权利双向选择而自主去留；士农工商之间的阶级流动也是时有所见的社会现象。选任制度驱使全国官员或赴任地方，或述职京师而仆仆于道路，科考制度定期催生了学子士人的定向流动，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商贸行为的活跃引发了行商走贩的频密流动。在前近代的传统社会里，这种社会流动的空前加强对流言的生成频度与传播速率都带来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再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宋代流言在扩散渠道与传播手段上都鲜明凸现了时代特点。借助印刷术普及，流言凭借着印刷纸媒而广为流传，例如，书肆发行的野史小说大受朝野官民的青睐，仿效邸报的民间小报也试水印刷手段。在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助推下，瓦舍勾栏、茶楼酒肆不啻是八方流言的交换平台，这些平台上敷演的说话、浑话、演唱、杂剧、影戏等市民文艺也成为流言的演绎手段与传播渠道。而在人流密集的城门通衢与人员流动的旅舍馆驿，无名揭帖与匿名题壁也是流言的常见形态。
最后，作为中原政权，宋朝在外部始终面对着北方强敌压境的严峻局面。北宋前期有宋辽战争，中期有宋夏战争，晚期有燕山之役与宋金战争等等；而整个南宋更是处在战时体制的阴云笼罩之下。尖锐的南北对峙，惨烈的民族战争，令朝野臣民长期处于焦虑惶惑乃至忧惧恐慌的心态中。而紧张的处境与不安的心态中对生存安全的渴望正是流言滋生最合适的温床。诚如《流言》第四章表明，军事流言之多正是宋代异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之一。
宋代流言的时代特点向统治者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课题，《流言》对其成功与失败两方面都有充分的揭示。
二
在政治文明上，宋朝较之前代确有进步，但毕竟仍是君主官僚体制，在评价其舆情环境相对宽松时，既应把握好尺度，更应区分不同时段政治生态的差异，考察宋代流言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如此。宋朝一般以疏导、利用与管制等多管齐下来应对政治流言。
先说疏导。在君主官僚体制下，最高统治者一般也冀望及时掌握准确全面的信息资源，藉以有效运转统治机器，规避滋生不利流言。宋朝中枢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可分常态渠道与非常态渠道。常态渠道即由各层级官僚申报相关信息。但作为信息申报的第一问责人，各级官员出于粉饰太平、迎合上司、维护政绩、推卸责任等仕途考量，往往弱化甚至堵塞正常渠道的信息反馈。《流言》以灾情为例，将地方官报灾失实分为缓报、谎报、瞒报、不报等常见形式（142页）。这些申报失实的类型，岂止限于灾情应对，也是任何专制政体下官僚系统司空见惯的常态。宋朝在非常态渠道上设计了另一套程序，以期避免常态渠道的梗阻壅塞，最终导致流言惑众而危及政权安全。宋朝允许吏民在理由充分与信息真实的前提下有权直诉与越诉。直诉分拦邀御驾（即拦阻皇帝车驾上告御状）、挝登闻鼓（赴京师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击鼓告状）与投书匦函（即投送举报信）等方式；越诉即在逐级上诉的常规之外允许越级投诉（143-146页）。在制度规定上，非常态渠道尽管为覆盆之冤的小民越级上告保留了权利，但据史料所见，虽偶有其例，却不宜过分渲染其成效。宋代应对流言的疏导之策，关键取决于两点。一是具体官员的吏治优劣。为政有德，正常渠道的信息反馈基本上及时有效；反之，正常渠道也会形同虚设。二是不同时段的政治生态。倘以北宋为例，政治生态相对清明的宋仁宗庆历、嘉祐时段（1041—1063），流言信息的反馈上达显然不能与宋徽宗政和、宣和时段（1111—1125）相提并论而混为一谈。
次说利用。在信息尚不透明与公开的情势下，流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鉴于流言往往成为公众表明态度、评价与诉求的舆情形式，统治集团在清醒之际也深知“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苏辙《栾城集·三论分别邪正札子》），从而倾听流言，掌握舆情，审察民心，改善政治。在健全官吏信息申报制同时，宋朝特许专司监察之责的台谏官拥有“风闻言事”之权，用意即在于此。所谓“风闻”，既指允许监察官员采择流言作为纠劾依据，也包括鼓励他们将流言上达中枢，“欲广采纳以补阙政”（《宋史·吕诲传》）。拙著《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曾论及风闻言事的利弊得失，关键仍取决于政治生态清明与否。另一方面，流言也总被用为诱导公众情绪、意愿与倾向的政治手腕，以便勾兑兜售其政治预谋。宋太祖为黄袍加身而授意编造“点检作天子”、“契丹入寇”与“日下复有一日”等政治流言，以陈桥兵变一举夺得了赵家天下。宋真宗为强化皇位正统性，闹腾了长达十四年的天书事件，以致“一朝君臣如病狂”，正如著者所说，“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由君臣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流言闹剧”（419页）。
再说管制。《流言》引英国学者戴维·巴特勒所说，“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能允许大众媒介免受某种形式的规定或限制而自由发展”（第2页），不言而喻，宋朝的管控当然是专制集权式的。整个宋代将卜筮相命、天文图谶等民间印刷物一概列为禁书，如有印版刻石一律追缴，“当官弃毁”；宋徽宗后期，类似规定也适用于秘密结社的“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 （131-133页）。及至秦桧专政，为绍兴体制而扼杀异议，藉国家权力来厉禁私史，诬之为“邪谋伪说”，独裁体制更倒行逆施地钳制舆情与整肃流言（参见拙著《南渡君臣·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形塑与他形塑》）。
宋朝对官方邸报必先行预审再颁定本，牢牢攥住公共信息发布权，不仅朝政机密，包括议论时政与事涉灾异，凡“被统治者视为敏感的或负面的信息一律受到官方的严格限制”（128-129页）。宋朝管制官办邸报颇见成效，对民间小报却十分头疼。小报所载多为邸报未报之事，由邸吏“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日书一纸，飞报远近，甚至公然绕街叫卖。小报消息，事后复验，“或然或不然”。南宋孝宗朝起，朝廷屡颁告赏，厉行禁绝，但终宋之世，小报却禁而不止。无论官民，“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134—136页）。由此可以推论两点：其一，经过严格过滤的邸报（即朝报）已远不能满足官僚士大夫的日常信息需求，足见宋朝舆情虽称宽松，公共信息发布机制仍不健全与透明；其二，小报信息真伪相杂，确具流言性质，却已然成为合法渠道之外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这些固然都是流言型小报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宋朝专制集权毕竟仍属前近代形态，尚未臻于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三
学界普遍认为，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结合新儒学 “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导思想，宋代已形成了一种“公议”，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制约皇权、伸张正气的积极作用。惟其如此，官僚士大夫才理直气壮地告诫皇帝：“公议，国家之精神”（《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牟子才《因灾异进对劄子》）。
《流言》则将公议分为两类，即传播士人之间的士大夫公议与传播民间底层的民众公议，不仅都“体现的是民意民欲”，而且都采取口头传播方式（105页）。结合两宋历史，公议也是流言的特殊形态，在我看来，还有如下特点。其一，无论何种公议，一方面可能吸纳了此前的流言成分，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此后的流言内容。其二，两种公议的界阈并非绝对封闭的，士大夫公议中合理融入民众公议的因素，民众公议中接地气地再现士大夫公议的内涵，在宋代也都不乏其例。其三，在政治生态正常时期，民众公议也能经由士大夫官僚奏禀君主，作为集权政体治国理政的信息参考；而在政治生态恶化时期，即便士大夫公议也无可能上达朝廷，而被专权者或政敌斥为蛊惑人心。其四，在宋代政治史中，两种公议的强弱曲线，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代换现象：政治清明时段，士大夫公议的有效峰值趋高，而民众公议的有效峰值趋低；而政治生态逆转时段，士大夫公议渐趋销声匿迹，民众公议却取而代之。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牟子才提醒宋理宗说，“天下有道，公议在朝廷；天下无道，公议在草茅”（《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二《论阴浊之症有类宣和者五事疏》），揭示的正是这一现象。
《流言》将民众公议归入信息的民间传播而区分为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非语言传播与民众公议关系不大，此不具论），语言传播下再分民间文学艺术、优词乐语与民谣谚语三种形态（109—121页）。优词乐语实际上也属民间文学艺术的范畴，故民众公议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民间文艺与民谣谚语。相对说来，宋代传世谣谚远较民间文艺丰富，在作为民众公议的流言研究上成果也更丰硕。这一研究，除了《流言》，值得一提的还有《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赵瑶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下称《谣谚》）。两书都将政治谣谚作为政治流言与民众公议的特殊形态，探讨其与宋代政治的互动关系。
政治谣谚是民间底层参与政治监督、表达民众公议的特殊舆情。有研究者指出，政治谣谚一般呈现“三级增长”的态势：第一级讽喻式，以戏谑讽刺为特征，但仍包含善意规劝的成分；第二级否定式，对原讽喻对象已不抱幻想而代之敌视态度；第三级行为式，底层民众已无法忍受，而采用“宣传行动的方式”（转引自《谣谚》367页）。鉴于上引两书主要是以逻辑框架展开的，这里且以政治生态逆转的北宋晚期为例，来探讨政治谣谚作为民众公议参与政治的表现方式。
宋徽宗即位不久，便以宫廷集权模式取代了其前权力相对制衡、运转尚称有效的中央控制模式，其政治统治“却是灾难性的”（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72页）。宋徽宗集团为强化集权模式，士大夫官僚精英被驱逐出朝，至迟政和初年起，刚直敢谏的官僚士大夫连正常参政的信息渠道也已名存实亡，士大夫公议更无从谈起。与此成为对照，作为民众公议的时政谣谚却空前活跃，以政治流言的特殊形态评骘时局，抨击朝政。
政和元年（1111），蔡京再相，童贯大用，天下传开了“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谣谚，表达了民众公议对“二人卒乱天下”忧心如捣。政和三年，何执中趋附蔡京进位右相，约略同时高俅也升任殿帅，京城童谣纷纷传唱：“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兒荷葉在。”“穜蒿”喻指童贯，“菜”仍指蔡京，“羔儿”谐音“高二”（即排行高家老二的高俅），“荷叶”喻指何执中。谣谚中“打”“泼”“杀”“割”“吃”等动词爱憎分明，却仍出以谐音戏谑的讽刺方式。
而到宣和元年（1119），王黼与蔡京并相，朝政更加污浊，“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民谚直斥：“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据《老学庵笔记》，次年杭州知州客席上竟“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就有民谣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最后一句似乎还为“赵家世界”惋惜，殊不知朱勔大兴花石纲逼反方腊，奉行的恰是赵官家的御笔。宣和五年，宋徽宗借“收复”燕山而大搞庆典，京师传唱开两首民谣。其一云：“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其二云：“臻蓬蓬，外頭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政治谣谚表达出明确否定的民众公议：不仅侥幸入手的燕京势“不长久”，连东京城明年也将“不見主人翁”。诚如《流言》对此所论：“宋王朝已被掏空的内里又岂是表面的繁华能够掩藏得住的。”（52页）
靖康元年（1126）初，金军兵临城下，刚即位的宋钦宗屡下求言诏，但金兵北撤形势缓解后，便将河东等地抗金防务置之脑后，浑不顾金帅完颜宗望（二太子）可能再次南侵，却急于立太子，同时追究其前伏阙进谏请诛“六贼”的太学生领袖陈东，不久东京城内传开了“十不管”谚语，最后两不管即“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对朝廷“复沮抑言者”，打压言论空间，便有谚语怒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宋徽宗朝的年号钱在靖康改元后继续流通，但靖康、建炎间（1126-1130），虔州市上拒用宣和与政和的年号钱，称为“上皇无道钱”（《鸡肋编》卷下），将徽宗年号钱与“上皇无道”直接挂钩，把宋徽宗钉在“无道”的耻辱柱上。
北宋有过“入奏风谣受圣知”的承平期，无论奉命出使，还是任职州县，官员都有责任采择民谣、体恤舆情，所谓“风谣随处采，民瘼尽心求。报国机钤密，供吟景象幽”（王禹偁《赠采访使閤门穆舍人》）；“令尹求民瘼，行行听路谣”（许广渊《和徐令南新道中》）。及至政、宣之际，宋徽宗治下的政治生态极度恶化，言路闭塞，正气不张，“士人知朝廷意，亦不复上书”（《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六）。而政治谣谚作为民众公议即便近在京城咫尺，最高统治集团不是闭目塞听，就是置若罔闻。
相比宋代“祖宗盛时，以宽闳博大养士气”（《真文忠公文集·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二》），宋徽宗集团在应对朝野公议与政治流言上是彻底失败的。这一转变的深刻教训与不幸结局，正如宋史名家刘子健所指出：一切缘于“徽宗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北宋的悲剧性灭亡”（《中国转向内在》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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