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要出门!”——康熙年间君臣的巡幸之争

“要不要出门”原本是一件私事,但是在今年的春节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事关公共安全的事件。电视上、手机上到处都是“不聚会,少出门”的宣传。这个场景让人想到了康熙初年,那个时候,康熙皇帝想要出门,权臣谋士们也一个个站出来,写了长作文,让皇帝“不聚会,少出门”。

毕竟天子巡守和百姓出门不同,自古就是施行统治的重要方式。《孟子·告子》曰: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秦始皇治六合,统宇内,四方巡游万里,修驰道,树石碑,为帝王统治表率。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门还是不出门,成了皇帝与大臣们争论的重要问题。出门巡幸,变成了一个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的活动。同样在《孟子》之中,就说从战国时期开始,诸侯王们就开始这种烧钱艺术了:

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涓涓胥谗,民乃作匿,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到了辽金之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四时捺钵的制度也被带到了汉地,之后,出不出门的问题,又上升到了民族统治的高度,就好像一个出身纯粹的汉人帝王,心就不能野,就一定要好好在家呆着。

皇上,请少出门

清代对于是否巡幸的第一次大规模讨论,是在康熙初年。康熙朝是清代走向盛世的开端,这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在其治期内确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规模,也奠定之后近二百年的政治经济框架。

根据《实录》的记载来看,在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里,他六次南巡,六次西巡,三次西征,三次东巡,四十八次出口北巡,数十次巡行京畿地区。在这期间,关于皇帝巡行问题,在朝廷内部曾经引起过多次争论。现阶段研究成果最多的,便是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前,朝廷内部关于南巡性质的讨论。这次讨论集中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价值观念差别,也体现了康熙皇帝本人在立国之初的统治思想。

其实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关于“皇帝是否出巡”这一问题,在朝廷内部就已经引起了一次波澜。这一年,年仅十三岁的小皇帝想要巡幸塞外,但是他收到了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的一份奏疏:

皇上一身,宗庙社稷所倚赖,中外臣民所瞻仰。近闻车驾将幸边外,伏乞俯采刍言,收回成命。如以农隙讲武,则请遴选儒臣,簮笔左右,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

这份奏疏的中心思想,就是出游显得玩儿心太重,也太浪费时间了,有这个功夫,还是要干点儿正事。此外,熊赐履还要求康熙皇帝设起居注官,实施督促自己勤政爱民,不图安逸。与此同时,吏科给事中赵之符也上疏:“言今天气已寒,乞仰体太皇太后慈衷顾虑,暂停远行。且今岁地震水溢,似宜休息兵民。”这种劝诫像极了家里的老家长,由不得你不答应。康熙皇帝从谏如流,表示“朕允所奏,停止边外之行”。

这种“少出门”的提议,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中,大抵像“多喝热水”一样,是不会有大毛病的。所以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中,不时有官员上疏,请求皇帝减少巡行,而就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些上奏和言论,无一例外地出自汉族大臣。

《康熙南巡图》 东方IC 资料

康熙十一年,熊赐履上奏曰:“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上曰:“朕知外面定有此议论。”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惧,讹言繁兴”,皇帝就此求谏,蒋伊便上疏曰:“皇上间有境外之巡行,虽观风问俗,下悉民瘼,原非比于游畋,然当地震之变,臣愚以后此后乘舆必不宜远出。方今时事多艰,工旷职,将士久露于边外而兵气未销,灾荒迭见于四方而民生日瘁,皇上宜日御便殿咨诹治道。”他还举了汉光武帝和明宣宗的例子,告诫皇帝“万一变起仓猝,何以备之”。

康熙二十三年,在讨论“泰山封禅”一事,除了对于此事政治意义上的争论,更有大臣上疏,要求皇帝免去此次巡行。这些汉臣引经据典,认为“(三代之时)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时与势也”而“封禅之说,惟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诸君行之,固猥陋无足道矣”。此番封禅,“及玉策玉牒玉简金匮金绳金泥之制,需费甚烦,且礼不合于经,虽从简易,亦于义无当”。

熊赐履是康熙初年的理学名臣,任辰旦也不失为儒家的饱学之士,虽然对于“巡狩之制”精熟于心,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三代时应时而生的制度,而后代皇帝的所谓“巡狩”,大多不过是劳民伤财的作乐而已。

其实《实录》在记载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熊赐履责难的语气,在他的《请止北巡疏》中,直接指责皇帝“舍九重万乘之安,而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并且指出:“今水旱频仍,流亡遍野,而乘舆一出,扈从千官,骑乘糗刍,供亿匪易。”此外,他还引古比今,说:“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汉武来逆旅之辱,即前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鉴。”此处熊赐履的语言确实略显强硬,但是研读史料,我们发现,他将康熙皇帝的北巡等同于历代中原君主的游幸,也并非没有道理。

不信谣、不传谣

前文中曾提到,康熙十一年时,皇帝对于熊赐履转述的民间议论,表示自己已然料到,但是之后的情况可能比皇帝自己估量得更为糟糕。在《李朝实录》的记载中,康熙皇帝的形象与中国史书中那个“千古一帝”大相径庭。

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进沈阳问安,回报称:“皇帝本月初四来到沈阳,从行者幸姬三人,侍妾百余人。”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谢恩使者金锡胄等回报:“清主自从南方平定以来,骄淫日甚,以游戏为事;称天下已平,腊月许臣民宴乐,各衙门预为封印。新年废事尤多,即游猎五台山,又将出猎居庸关外矣。”同年底,又回报:“有刘巡抚家臣陈姓者进内本……言目今百姓困于征输,官兵劳于巡幸。”

康熙二十三年,使者又回报称:“康熙于九月二十四日幸山东,封禅泰山,扈跸之众数万,供应浩繁。”翌年,谢恩使者南九万奏称:“清主好游猎,摈斥谏臣。”同年九月,朝鲜国王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称清朝“皇帝荒淫无度,贿赂公行,政令大乖,动作无常。巡行之际,强奸观光女子,怨声颇多矣”。

虽然朝鲜君臣的言论,明显有着道听途说的成分,但是这些传言多为使者自中国返回之后向国王汇报的,有很强的时效性,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坊间说法。而且这些使臣有的自京城而归,有的自沈阳而归,这就说明这种传言已经流行得相当广泛。

李光地在其《榕村续语录》曾记:“山西巡抚噶礼迎驾……轿顶及钩琐皆真金,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歌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噶礼进四美女,上却之,曰:‘用美女计耶!视朕为如此等人乎?’又密侦得左右皆受此饵,悉加之罪。”美女进献,耗费靡凡,此种说法若非出自康熙宠臣李光地之口,很难让人相信不是哪位好事者对于皇帝的诟病。但是有趣的是,虽然康熙后期的巡行活动日益铺张,但是就现存的史料来看,自康熙三十年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官员上疏,对皇帝出巡一事进行劝阻了。

康熙皇帝对于这些劝谏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皇帝在此问题上的弱势地位。熊赐履虽然在奏疏中公然将皇帝比为前代昏君,但是皇帝却在批复中对他的提议表示了赞同,而且表示即刻停止巡行,并且迅速发出谕旨:

康熙七年九月癸丑,谕吏部、兵部:朕顷以秋冬农隙讲武之时,欲一往边外阅视,不久即还。今览诸臣前后各疏,称今岁灾变甚多,不宜出边,以致兵民困苦。朕思诸臣抒陈忠悃,直言进谏,深为可嘉。已允所请。停止边外之行。以后国家紧要重大事情如有未当,务将所见直陈,朕不惮更改。尔二部即传谕遵行。

同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九月初二日丑时,京师地震。午时,皇上传集满大臣九卿,面谕云:朕奉太皇太后懿旨,谓地震皆因朕过。或大臣罪轻而谴重配边;或用刑过当而无辜受害;或带往行围人员困苦,各家男妇含怨,皆是朕不是,以后再不带你们大臣行围了。

是时,因有满州吏部尚书达哈达奉命驰骑,陨越而死。又汉军内阁学士吴兴祖因不善驰骋被责,愤而自刎。故太皇太后慈谕指及而圣上亦深自悔也。

康熙皇帝像

偷跑的皇帝

但是事实上,康熙皇帝并没有自己所言的那样从谏如流。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初八,也就是上谕下达的第二个月份,康熙皇帝便启程巡视京畿了。此后,除了平叛噶尔丹的几年,皇帝的北巡也从未停止过。

而康熙七年的情况则更为有趣,在现存的县志中,出现了多处康熙七年十月皇帝出巡的记录:

康熙七年冬十月,西巡过正定,驻跸灵寿、凡同故城寨等村二日。(乾隆《正定府志》卷一)

七年冬十月,巡行正定、灵寿,道经行唐。(乾隆《行唐县新志》卷一)

康熙七年十月,圣祖仁皇帝巡幸正定,路经保定、霸、易,董秉忠等率所属官绅朝行在,赐致仕刑部尚书高景蟒绣貂裘一袭。(光绪《保定府志》卷首)

此三种县志修于清代的不同时期,其所载时间相合,作者“恭录”卷首,想必不敢信口雌黄。但是在《实录》和历朝《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中,都没有出现过圣祖七年巡行的相关记录。

在《实录》康熙七年十月的记载中,皇帝除了一段为期六日的南苑之行,便再没有出过京城。也就是说,官方史料的记载逻辑是,诸大臣上书,皇帝首肯,皇帝罢巡游。但是从县志的记录上看,皇帝向西已达灵寿县,至于皇帝达到灵寿后有没有继续西行、至西到达了哪里,由于史料缺失,我们现在还无法判定。

出游这件事情,明显在《实录》中进行了刻意的回避,但是无奈皇帝的主角光环太大,如果大范围下诏禁止地方记载,又有此地无银之嫌。而且此事只是为了历史叙事上的顺畅,也没有必要完全禁绝地方记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代皇帝的巡行活动,是自康熙朝开始活跃起来的。到了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之后,随着国运日衰,皇帝的巡行也走入了低谷。与明代不同,清代“巡行”与“国祚”这两条曲线,在趋势上有着很强的一致性。这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在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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