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出门”原本是一件私事，但是在今年的春节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事关公共安全的事件。电视上、手机上到处都是“不聚会，少出门”的宣传。这个场景让人想到了康熙初年，那个时候，康熙皇帝想要出门，权臣谋士们也一个个站出来，写了长作文，让皇帝“不聚会，少出门”。
毕竟天子巡守和百姓出门不同，自古就是施行统治的重要方式。《孟子·告子》曰：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秦始皇治六合，统宇内，四方巡游万里，修驰道，树石碑，为帝王统治表率。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门还是不出门，成了皇帝与大臣们争论的重要问题。出门巡幸，变成了一个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的活动。同样在《孟子》之中，就说从战国时期开始，诸侯王们就开始这种烧钱艺术了：
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涓涓胥谗，民乃作匿，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到了辽金之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四时捺钵的制度也被带到了汉地，之后，出不出门的问题，又上升到了民族统治的高度，就好像一个出身纯粹的汉人帝王，心就不能野，就一定要好好在家呆着。
皇上，请少出门
清代对于是否巡幸的第一次大规模讨论，是在康熙初年。康熙朝是清代走向盛世的开端，这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在其治期内确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规模，也奠定之后近二百年的政治经济框架。
根据《实录》的记载来看，在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里，他六次南巡，六次西巡，三次西征，三次东巡，四十八次出口北巡，数十次巡行京畿地区。在这期间，关于皇帝巡行问题，在朝廷内部曾经引起过多次争论。现阶段研究成果最多的，便是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前，朝廷内部关于南巡性质的讨论。这次讨论集中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价值观念差别，也体现了康熙皇帝本人在立国之初的统治思想。
其实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关于“皇帝是否出巡”这一问题，在朝廷内部就已经引起了一次波澜。这一年，年仅十三岁的小皇帝想要巡幸塞外，但是他收到了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的一份奏疏：
皇上一身，宗庙社稷所倚赖，中外臣民所瞻仰。近闻车驾将幸边外，伏乞俯采刍言，收回成命。如以农隙讲武，则请遴选儒臣，簮笔左右，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
这份奏疏的中心思想，就是出游显得玩儿心太重，也太浪费时间了，有这个功夫，还是要干点儿正事。此外，熊赐履还要求康熙皇帝设起居注官，实施督促自己勤政爱民，不图安逸。与此同时，吏科给事中赵之符也上疏：“言今天气已寒，乞仰体太皇太后慈衷顾虑，暂停远行。且今岁地震水溢，似宜休息兵民。”这种劝诫像极了家里的老家长，由不得你不答应。康熙皇帝从谏如流，表示“朕允所奏，停止边外之行”。
这种“少出门”的提议，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中，大抵像“多喝热水”一样，是不会有大毛病的。所以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中，不时有官员上疏，请求皇帝减少巡行，而就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些上奏和言论，无一例外地出自汉族大臣。
《康熙南巡图》 东方IC 资料
康熙十一年，熊赐履上奏曰：“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上曰：“朕知外面定有此议论。”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惧，讹言繁兴”，皇帝就此求谏，蒋伊便上疏曰：“皇上间有境外之巡行，虽观风问俗，下悉民瘼，原非比于游畋，然当地震之变，臣愚以后此后乘舆必不宜远出。方今时事多艰，工旷职，将士久露于边外而兵气未销，灾荒迭见于四方而民生日瘁，皇上宜日御便殿咨诹治道。”他还举了汉光武帝和明宣宗的例子，告诫皇帝“万一变起仓猝，何以备之”。
康熙二十三年，在讨论“泰山封禅”一事，除了对于此事政治意义上的争论，更有大臣上疏，要求皇帝免去此次巡行。这些汉臣引经据典，认为“（三代之时）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时与势也”而“封禅之说，惟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诸君行之，固猥陋无足道矣”。此番封禅，“及玉策玉牒玉简金匮金绳金泥之制，需费甚烦，且礼不合于经，虽从简易，亦于义无当”。
熊赐履是康熙初年的理学名臣，任辰旦也不失为儒家的饱学之士，虽然对于“巡狩之制”精熟于心，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三代时应时而生的制度，而后代皇帝的所谓“巡狩”，大多不过是劳民伤财的作乐而已。
其实《实录》在记载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熊赐履责难的语气，在他的《请止北巡疏》中，直接指责皇帝“舍九重万乘之安，而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并且指出：“今水旱频仍，流亡遍野，而乘舆一出，扈从千官，骑乘糗刍，供亿匪易。”此外，他还引古比今，说：“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汉武来逆旅之辱，即前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鉴。”此处熊赐履的语言确实略显强硬，但是研读史料，我们发现，他将康熙皇帝的北巡等同于历代中原君主的游幸，也并非没有道理。
不信谣、不传谣
前文中曾提到，康熙十一年时，皇帝对于熊赐履转述的民间议论，表示自己已然料到，但是之后的情况可能比皇帝自己估量得更为糟糕。在《李朝实录》的记载中，康熙皇帝的形象与中国史书中那个“千古一帝”大相径庭。
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进沈阳问安，回报称：“皇帝本月初四来到沈阳，从行者幸姬三人，侍妾百余人。”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谢恩使者金锡胄等回报：“清主自从南方平定以来，骄淫日甚，以游戏为事；称天下已平，腊月许臣民宴乐，各衙门预为封印。新年废事尤多，即游猎五台山，又将出猎居庸关外矣。”同年底，又回报：“有刘巡抚家臣陈姓者进内本……言目今百姓困于征输，官兵劳于巡幸。”
康熙二十三年，使者又回报称：“康熙于九月二十四日幸山东，封禅泰山，扈跸之众数万，供应浩繁。”翌年，谢恩使者南九万奏称：“清主好游猎，摈斥谏臣。”同年九月，朝鲜国王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称清朝“皇帝荒淫无度，贿赂公行，政令大乖，动作无常。巡行之际，强奸观光女子，怨声颇多矣”。
虽然朝鲜君臣的言论，明显有着道听途说的成分，但是这些传言多为使者自中国返回之后向国王汇报的，有很强的时效性，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坊间说法。而且这些使臣有的自京城而归，有的自沈阳而归，这就说明这种传言已经流行得相当广泛。
李光地在其《榕村续语录》曾记：“山西巡抚噶礼迎驾……轿顶及钩琐皆真金，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歌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噶礼进四美女，上却之，曰：‘用美女计耶！视朕为如此等人乎？’又密侦得左右皆受此饵，悉加之罪。”美女进献，耗费靡凡，此种说法若非出自康熙宠臣李光地之口，很难让人相信不是哪位好事者对于皇帝的诟病。但是有趣的是，虽然康熙后期的巡行活动日益铺张，但是就现存的史料来看，自康熙三十年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官员上疏，对皇帝出巡一事进行劝阻了。
康熙皇帝对于这些劝谏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皇帝在此问题上的弱势地位。熊赐履虽然在奏疏中公然将皇帝比为前代昏君，但是皇帝却在批复中对他的提议表示了赞同，而且表示即刻停止巡行，并且迅速发出谕旨：
康熙七年九月癸丑，谕吏部、兵部：朕顷以秋冬农隙讲武之时，欲一往边外阅视，不久即还。今览诸臣前后各疏，称今岁灾变甚多，不宜出边，以致兵民困苦。朕思诸臣抒陈忠悃，直言进谏，深为可嘉。已允所请。停止边外之行。以后国家紧要重大事情如有未当，务将所见直陈，朕不惮更改。尔二部即传谕遵行。
同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九月初二日丑时，京师地震。午时，皇上传集满大臣九卿，面谕云：朕奉太皇太后懿旨，谓地震皆因朕过。或大臣罪轻而谴重配边；或用刑过当而无辜受害；或带往行围人员困苦，各家男妇含怨，皆是朕不是，以后再不带你们大臣行围了。
是时，因有满州吏部尚书达哈达奉命驰骑，陨越而死。又汉军内阁学士吴兴祖因不善驰骋被责，愤而自刎。故太皇太后慈谕指及而圣上亦深自悔也。
康熙皇帝像
偷跑的皇帝
但是事实上，康熙皇帝并没有自己所言的那样从谏如流。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初八，也就是上谕下达的第二个月份，康熙皇帝便启程巡视京畿了。此后，除了平叛噶尔丹的几年，皇帝的北巡也从未停止过。
而康熙七年的情况则更为有趣，在现存的县志中，出现了多处康熙七年十月皇帝出巡的记录：
康熙七年冬十月，西巡过正定，驻跸灵寿、凡同故城寨等村二日。（乾隆《正定府志》卷一）
七年冬十月，巡行正定、灵寿，道经行唐。（乾隆《行唐县新志》卷一）
康熙七年十月，圣祖仁皇帝巡幸正定，路经保定、霸、易，董秉忠等率所属官绅朝行在，赐致仕刑部尚书高景蟒绣貂裘一袭。（光绪《保定府志》卷首）
此三种县志修于清代的不同时期，其所载时间相合，作者“恭录”卷首，想必不敢信口雌黄。但是在《实录》和历朝《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中，都没有出现过圣祖七年巡行的相关记录。
在《实录》康熙七年十月的记载中，皇帝除了一段为期六日的南苑之行，便再没有出过京城。也就是说，官方史料的记载逻辑是，诸大臣上书，皇帝首肯，皇帝罢巡游。但是从县志的记录上看，皇帝向西已达灵寿县，至于皇帝达到灵寿后有没有继续西行、至西到达了哪里，由于史料缺失，我们现在还无法判定。
出游这件事情，明显在《实录》中进行了刻意的回避，但是无奈皇帝的主角光环太大，如果大范围下诏禁止地方记载，又有此地无银之嫌。而且此事只是为了历史叙事上的顺畅，也没有必要完全禁绝地方记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代皇帝的巡行活动，是自康熙朝开始活跃起来的。到了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之后，随着国运日衰，皇帝的巡行也走入了低谷。与明代不同，清代“巡行”与“国祚”这两条曲线，在趋势上有着很强的一致性。这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在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