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文（筱兔 绘）
沈睿文，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汉唐考古的教学与科研，主要涉及丧葬制度与习俗、宗教、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古城邑考古等研究领域。著有《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2009年）、《安禄山服散考》（2015、2016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2015年）、《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2019年）,以及《都兰吐蕃墓》（2005年，合著）等。
多年来，沈睿文教授一直从事中古中国墓葬考古和丧葬文化的研究，始终强调经典文献对考古学研究的意义，试图对中古中国丧葬礼俗做出一个总体认识。考古学者一直提倡“透物见人”，对此沈睿文教授坦言，追寻物质背后的人，需把制度的运行，跟具体的人、事联系起来。具体到墓葬研究中，就是要把墓主及墓葬的营建者置于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考量。只有丰富的心灵和内心世界，才有可能去感受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情感，进而深入理解历史事件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身为一位考古学，特别是隋唐考古学的研究者，您最初是以考察唐代帝陵入手的，所以首先想请您谈谈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因缘和收获。
沈睿文：关于三国至隋唐考古的基础知识，我最初受教于苏哲、齐东方两位教授的本科课堂，后来又跟随齐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齐老师当时向我建议了两个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是唐代帝陵，一是考古学理论。很显然，这两个题目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当时，除了几篇考古调查简报之外，对唐代帝陵尚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研究。而关于长安、洛阳地区隋唐墓葬的分期研究则已有了扎实的考古学论文。齐老师强调，就当时的情形，要对唐陵的研究有所推进需要倚重历史文献。而研究考古学理论的提议则反映了他对考古学科现状的思考。
这两个选题对我影响至深。唐陵不仅成为我硕士学位论文，而且成为我硕士毕业后十年内学术摸索的主要实验场。考古学理论尽管没有成为我研究的话题，但是避免思维的模式化与单一化却成为我自觉不自觉的一种自我训练。尤其是今日，互联网、特别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得检索、分析材料的范围更为广阔，不仅研究者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益发重要，而且对研究者思维的精微与缜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确定唐陵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之后，我便着手收集、熟悉唐陵的考古资料与论文，并开始较为系统地梳理历史文献。1998年暑期，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所长巩启明先生的帮助下，我又针对性地对唐陵进行了实地踏查，现场核对资料，检验判断。
研究唐陵，我是将唐陵布局跟帝国的统治秩序相联系，以政治史、制度史为背景，在动态过程中对唐陵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将它置于汉唐宋王朝中进行长时段考察与检验，其实质是紧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之一脉相承。我以为汉魏至赵宋帝陵制度延续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现着共同的政治伦理，是传统社会共同的历史文化精神影响的产物。其实，其他制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传统社会礼治文化的固有特性。
唐帝陵，作为唐墓等级中最高的一个层级，有四类。即，追改坟墓为“陵”、即位皇帝陵、以及生前没有即位，但死后有皇帝称号且称为“陵”的；此外，还有“号墓为陵”。其中追改坟墓为“陵”包括唐建国初年追改祖先四世的坟墓和杨氏顺陵。除“号墓为陵”并非“陵”之外，其他三类唐陵的建制都是唐王朝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的。因此，若在研究中综合上述陵墓加以考虑，便不难发现初唐追改的四世祖的陵墓是同一种建制，而即位皇帝陵则与之不同，呈现出与前者趋同的趋势。这表明初唐帝陵是以追改的四世祖的陵墓为第一等级，而即位皇帝陵的建制在献陵、昭陵则处于一个动态的摸索过程，偃师李弘恭陵以四世祖的陵墓建制为基准而增减为高宗时期帝陵的“天子之礼”。后来在此基础上增益而成的乾陵，便成为唐帝陵建制的基本模式。杨氏顺陵地面建制的变化同步反映了这个过程。
陵区的选择和陵址的分布是帝陵研究的重要问题，帝陵陵址布列原则跟王朝的政治文化取向密切相关。当然，这两个问题我也回避不了。关于陵址的分布，学者首先考虑到的是昭穆与否的问题。关于昭穆制度，多年来对昭穆制度、以及宗庙与陵地昭穆礼异同的误解，导致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其解释的内在逻辑甚而是相互矛盾、相互抵牾的。为了检验自己的结论，我又把它置于汉、宋代进行观察，发现其内核在汉宋之间一仍其是。如何于看似无疑处起疑，又如何将常识性的知识问题化。我以为这是我研究这个课题的最大收获。
硕士毕业后，考虑到唐陵资料是我最为熟稔，且有所心得，于是，我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玩味这些资料，想在写作中能综合当时所学、所思，摸索一种更适合自己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这十年的沉思对我来说很值得。
关中唐陵陵地秩序图
您在研究唐代帝陵和贵族官僚墓葬的相关问题时，注意到了时段的上溯下延，就您看来，隋唐的丧葬文化，有什么比较突出的特点？在具体研究中您觉得哪些因素值得尤其注意？
沈睿文：中国考古学关于墓葬的断代考古或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区分期，分别或综合墓葬形态、规模，壁画以及随葬器物等方面来构建其等级制度。唐代墓葬考古也不例外。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唐墓的等级制度更为清晰，也更为整齐。这是唐帝国的社会特性决定的。
中古墓葬分区分期的基本框架，前辈学者早已构建。在新出了大批考古资料之后，这个框架虽试图被重构，但经受了检验，证明是立得住的，如今它早已成为考古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现在如果再重复撰写相同主题的论文，学术意义显然不大。这是目前历史时期考古学论文选题的一个困局，恐怕也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吧？
墓葬研究，首先关乎“礼”，要特别注意“礼”的传统的延续和断裂。中古时期墓葬中的重要现象皆非一蹴而就，都有其来源可溯，亦有去踪可追，这是古代社会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把个案研究的结论置于长时段中检验，是防止结论出现偏差的重要方法。但是，学科日益专门化、专题化，现在的研究者多是守着“自留地”深耕熟耨，无暇旁顾其外。但是，内与外的彼此联系和呼应，互有启发之功，可以避免、纠正认识问题的片面和偏执。不过，研究者自然还要多一份对这内外关联、转化的敏锐。实际上，这讲的是学术研究中“狐狸”与“刺猬”的关系。
如何利用已有结论进一步开展研究，是摆在考古学者面前的挑战。已有研究是探讨等级形态在时间、空间上的嬗变。今后可以考虑在长时段视野之下，进行个案（微观）考古学研究，开展深度考察，从而更好地解析、重构长时段的形成。通过个案研究的积累，使得共性的内容更丰厚，脉络更清晰。
关于墓葬等级制度，其形成过程以及具体的施行情况，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如何解释同一墓葬在规模、随葬品、壁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政治等级指向的现象。即如何看待墓葬自身的矛盾之处？太原金胜村唐墓就是这样一批墓葬，其墓葬规模在四米见方以下，应为五品以下官员墓葬，这也得到其中五号墓所出墓志的证明。但是，这批墓葬的随葬品、壁画内容中却可见驼马/犊车出行或木明器等丧葬元素，这是唐朝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的。这个矛盾的统一体是如何形成的？唐代康文通、赫连山、赫连简等墓葬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古时期此类墓葬并不在少数。
关于墓葬区域性特点，即区域性研究成果的运用至少可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墓葬区域性的政治指代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河北山东地区以圆形墓构建起一套墓葬等级，此与两京地区以方形墓葬构建起来的墓葬等级制度迥异，是上述地区人群与两京地区不同政治文化的反映。又如，唐墓屏风画高士（孝子）与烈女（仕女）内容的分野，与墓主性别、身份等级及政治指向的关系，等等。
其二，墓葬区域性的异地出现跟移民的关联，亦即因为人口移动，造成墓葬形制、葬俗或（随葬）器物异地出现的现象。这是中古中国墓葬的一个典型现象。此类唐墓，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北鸡泽县北关发现的五座唐墓（编号BM1-5）。这五座唐墓皆为弧方形单室砖室结构，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为二点五米左右见方，墓道多竖穴土坑式；甬道为砖券结构。这批墓葬采用无棺葬，即不见棺椁等葬具。发掘者认为北关墓群五座墓葬所在墓地为武周时期的郭进、郭行家族墓地。根据郭进（BM1）、郭行（BM4）墓志所载，知郭家祖籍太原，因第十三代祖凯公任县侯，子孙因官而成为广平县（即今鸡泽县）人。郭氏家族自到广平县以来，世代为官，家族兴旺，仅曾祖郭曹之后，祖孙四代历齐、隋、唐、周四朝而不绝于仕。郭家祖籍太原，应是该墓地葬制与葬俗呈现出跟太原地区唐墓相同的原因，也是郭氏家族的地域认同和族群记忆使然。又如，四川成都后蜀孟知祥和陵为左中右三室并列的圆形砖室墓，这并非巴蜀地区的地方性实践。前中后三室是中古中国帝陵的规制，和陵是将前中后三室的样式转换成左中右并列的形式，亦是帝陵的规制。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和陵采用圆形的墓葬建制正是孟知祥的籍贯使然。同样地，邺都高唐人（今山东高唐）的冯晖，在显德五年（958）修建于陕西彬县的陵寝中也采用了非当地传统的仿木构砖室墓。
当然，墓葬区域性特点出现他地的原因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跟墓主人的政治取向有关。此如，隋废太子杨勇及其女丰宁公主杨静徽便以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来彰显其政治取向。
陕西潼关税村壁画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带壁龛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由墓道、六个过洞、六个天井、四个壁龛、砖券甬道、墓室构成，墓葬水平全长六十三点八米。墓室平面近圆形，南北长五点七二、东西宽五点九四米，为圆形单室墓，墓顶为双层砖券穹窿顶。地面发现有石柱方座。该墓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座隋墓，发掘者判断墓主身份不低于太子级别。在土洞墓传统的关中地区，该墓建制的诸多元素体现出北齐的墓葬制度。在山东地区，圆形墓成为北朝第一门阀崔氏的丧葬符号在前，成为该地区墓葬文化的典型代表于后，采取该墓葬形制成为墓主取法北齐典章制度的集中表现。此外，该墓石棺图像以及随葬品也是北齐样式。这显然跟隋文帝关中本位的政策取向相悖。综合这些因素，该墓只能是废太子杨勇的陵寝。取法山东、北齐，正是杨勇被废的根本原因。
陕西潼关税村隋废太子勇墓石棺复原透视图
北齐的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样式同样在丰宁公主杨静徽的墓葬中得以体现，显示了杨勇一族对北齐一朝礼法的秉持。葬于大业年间的丰宁公主墓葬也采用单室砖墓的墓葬形制，同样使用北齐风格的随葬品，一如其父杨勇的政治取向。这两座墓葬都葬于土洞墓传统的关中地区，幸赖隋炀帝治国方略向山东以及江南的转移而得以该样式下葬。废太子勇及其女儿的墓葬情况恰是墓葬建制代表墓主政治取向的绝佳案例。借此视角，我们或可重新审视那些与地域传统不同的墓葬建制的政治意义。
就此而言，对归纳总结的考古现象进行历史阐释是摆在考古学者面前的另一个任务。需阐释现象的原因和机制。因为只有阐释清楚、透彻了，归纳总结出来的现象也才真正站得住。比如，对隋唐墓葬、隋唐墓葬壁画的分期结论不下十种，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又该如何判断哪个分期方案更准确，更合理？这就要求对此做进一步的历史阐释。当然，对考古现象的解释，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做，但滞于简单化、断面化，甚而只是把相关文献记载跟考古现象简单堆砌、粘在一起，生搬硬套，以简单、单一的处理方式对待古代社会；而非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一视同仁、毫无偏袒，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分析文献记载的形成及文献所载的时效性和实效性，进而更为准确地把握考古资料的历史内涵。
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石棺床背屏第六石上部之金鸡帐局部
您参与过不少中古时代相关考古项目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比如何家村金银器窖藏、都兰吐蕃墓等，近年又在东北草原和东南沿海地区负责一些考古项目，这些工作对您的研究和思考有什么影响？
沈睿文：二十多年前，一位年长的朋友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又没‘富’过，又没‘贵’过，不知道贵族是怎样生活的，怎么研究？读着你们的论文就想笑。”时到今日，言犹在耳。有知识没常识，学术研究不能犯生活常识的错误。因此，要想方设法通过不同方式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去，尽力了解、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求更好地把握研究。否则，很容易成为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甚至是不得要领的自以为是。
何家村窖藏 盛大粒光明砂与“白玛瑙铰具”璞玉之素面银药盒
不盲从，不重复。给自己以改变，给来者以启示，而非只是论文数量的简单累计，将学术研究沦为一种极为机械的流水线作业。研究方向和思想方法的转变需要眼光和悟性。当然，学术机缘也很重要。工作以后，我很幸运先后参加过一些中古时期考古项目的发掘或资料整理工作，虽然为数不多，但于我而言却极为重要。这些工作不仅使我对具体材料有更直观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让我得以及时践行一些思考。都兰热水血渭草场的考古发掘，让我在阅读、理解西藏及其与中原、中亚的关系多了一份天然的亲近感。参与何家村窖藏的整理工作，提醒我从器物的组合、功能及其埋藏形式考虑窖藏的性质，这成为此后我观察考古资料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多年来对中医典籍的阅读也因此派上了用场。虽早已面目全非，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去西安必到“村”里穿越时空神游冥思。对呼伦贝尔大草原持续多年的深入考察，让我对草原文化的特殊性有了更深刻的体察，我还因此结交了不少草原上的朋友，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这让我在把握相关考古资料时，多了一层不同的感触。这是教科书上学不到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常识。我在这方面能有点儿体会，便受益于此。
您提到有多年中医典籍的阅读经历，我也注意到，您在理解和解释考古材料的意义时，特别注意宗教的因素，比如关于天王俑和毗沙门信仰的关系、何家村出土物和道教炼丹术之间的关系等，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体会么？
沈睿文：每次与新朋友见面，被问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你们干考古的，都应该会看风水吧？”然后，接下来，照例是一阵尴尬的沉默。但这其实说明，包括堪舆在内的葬俗应该成为墓葬考古研究的一项内容。
等级制度是墓葬研究的重要成果，属于政治权力等秩的领域。这是此前墓葬研究的重点内容，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通过墓葬资料来研究丧葬习俗，相对而言是一个新话题。显然，宗教因素与地域信仰因素、以及堪舆术是观察丧葬习俗的重要切入点，也可扭转考古学跟社会史、思想史相脱节的研究状况。
在我看来，这个话题在今天要比等级制度的研究更重要。考古学者最有责任、也最有条件去探讨上述因素是如何交织在墓葬之中，如何对传统社会产生影响的。渴望探知世界的玄奥应该是每个人的本能。不同的宗教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古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喜好中医，爱屋及乌，涉猎了这方面的相关知识。犹记老家中山路小摊，戴着墨镜、身怀“绝学”的“先生”讲述轶事掌故，独好逡巡于此。读硕士期间，齐老师特地从台湾为我买来影印出版的北宋地理官书《地理新书》，自此我也正式开始了对它的整理和研究。有了这些知识，理解中古墓葬资料就多了一个维度。有了这个维度，自然而然也就关注起丧葬习俗与思想观念。从这个视角可以重新审视中古中国的墓葬，此前许多未能辨明甚或未能发现的问题因此可以清晰。历史时期考古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滥觞于宿白《白沙宋墓》（1957年）和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1963年），时隔半个多世纪，现在有一些考古学者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了。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理新书》所载商姓壬穴明堂祭坛法
接下来自然想到您近些年关于祆教和入华粟特人葬俗的研究，自1999年山西虞弘墓发现以来，国内又陆续发现了多座粟特人的相关墓葬，加上国内外收藏机构的藏品，这批形制近似、图像互有关联的墓葬受到广泛关注，您也在持续考察和讨论这批考古材料，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发现的？
沈睿文：自虞弘、安伽等粟特裔贵族墓葬发现以来，曾一度引起国内外学界粟特研究的热潮。2006年8月，我发表了相关的第一篇文章，这就是对安伽墓埋葬形式的讨论。当时，学界关于这批墓葬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我写的文字无论如何不好，总是我真正心里想说的话。我决不为追逐时代潮流，迎合世人口味，而歪曲了我创作的良心。我有我的主见，我有我的骄傲。”多年来，苏雪林的这段话一直是我的自我要求。学术研究不能趋俗猎奇。我关注这批墓葬是因为计划对中古中国的丧葬习俗有个总体研究。在这个研究计划里，是无法避开这批粟特裔贵族或胡族贵族墓葬的。我必须先对这批墓葬给出自己的解答，才能更好地处理总体的丧葬形式。当时根据对中古中国墓葬的理解，我认为这批胡裔贵族墓葬还有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处理这批资料时，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些学者时有意气，这会影响他的学术判断和写作。国外学者在把握外来文化因素方面有着天生的优势，但是，其论文有时也会缺失基本的论证环节，过于想当然。同时，因为对中古中国考古资料普遍缺乏一个应有的基本的总体认识，在他们的论文中常有我们觉得不应该出现的失误。不过他们多能根据自己对材料的新认识修订自己此前的判断。即敢于以今日之“是”面对自己昨日之“非”。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共同营造了良好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的氛围。这些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对于这批资料，国内考古学者发言的并不多，屈指可数。但在我着手开展研究时，也基本都不发声了。总之，这些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必须向他们致敬。
北周安伽墓墓志及骨架出土位置
并非只要在研究中使用了考古资料，就是“××考古”。那么，如何才是考古的研究？具体到这批胡裔贵族墓葬材料，首要便是用南北朝隋唐考古学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知识来考量它。南北朝隋唐考古学的制度、知识是通过对已有考古资料的系统研究而建构起来的。这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已经成为学科基础知识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忽视、甚而对研究对象在时空中的分布与嬗变（即分区分期）茫然不清。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不仅易于夸大其词，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因此，还是需要把这批胡裔贵族墓葬资料还原到中古中国的墓葬系统之中，辨析它们跟其他墓葬的异同。我认为这是考察这批胡裔贵族墓葬的一个应然的出发点。另一个考察的出发点则是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教义和内亚习俗。将二者交织于中古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下，这批墓葬的意义才能呈现出来。
这批墓葬资料彼此之间有关联，表明它们的年代及文化指向也互有关联，它们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因此，对其中任一资料做出的学术判断，应该放在这些互有关联的资料中再次检验，而不是在某一资料上做这般解释，可在相关联的其他资料却做另一种解释，过于率性随意。换言之，必须运用内证的方法检验所得结论，而所得结论必须是经得起关联资料的反复验证。
通过这些视角，我重新考察了这批胡裔墓葬，得出了跟既有观点不同的一些看法，也试图对中古中国祆教徒的信仰与丧葬进行构建。这可集中见于拙著《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0月）的《导论》部分，此不赘言。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您的研究注重对器物、图像和文献等各类材料的综合分析，在一些个案研究实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您对章怀太子墓、阿史那忠墓等的再考察，将分析重点放在墓主、墓葬（或丧礼）的参与者身上，和过去以形制和出土品的分型分式、归纳总结研究有所不同，请您谈谈这些个案整体研究的心得和难点何在？
沈睿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墓葬形制、器物、图像或某个题材等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考古学在构建上述内容的分区、分期时，这是必经之路。但是，如果要进而研究整座墓葬，那便不难发现将上述元素单独剥离出来是有风险的。墓葬中的同一题材可以在不同载体上出现。比如，唐墓所见十二生肖的题材，既可以壁画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墓志或石椁线刻的形式出现，也可以陶俑、石俑的形式出现。同时，既可以出现在墓室中，也可以出现在墓园兆沟里。由此可见，墓葬中不同载体的随葬品之间是交融、互动的关系。这里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墓葬壁画与随葬品之间的互动。因此，对墓葬不宜对单个题材进行抽离式研究，而是要考察哪些元素是同一组合、其摆放位置如何？置于哪个系统之中，这个组合、系统在墓葬体系中充当何角色？其功能为何？进而以此研究“礼”与“俗”。唐高宗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675年11月18日）阿史那忠与已先行下葬多年的夫人定襄县主合葬时，便须重点处理“礼”与“俗”的关系。我通过对定襄县主与阿史那忠合葬墓的研究，有两个收获。第一，对这座墓葬、乃至所有夫妻合葬墓的准确命名原则有了辨正，即夫妻合葬墓应该是以政治身份高的一方来命名，而非清一色地以男性死者为名。后者是因男尊女卑的观念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重新考察中古中国的夫妻合葬墓，比如，通过墓葬中夫妻对坐图像尊卑位置的性别安排可判断该合墓葬以孰为尊。山西太原隋虞弘墓很可能便是这样的墓例，在其石椁（石堂）雕绘的夫妇对坐图像中，虞弘夫人便处于尊位。第二，对唐代夫妻合葬的礼仪与仪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它让我们得以勾勒出夫妻合葬时“以卑动尊”所必需的仪轨。
唐阿史那忠“商姓壬穴明堂祭坛石”拓片
隋虞弘石椁椁壁浮雕第五幅彩图
隋虞弘石椁椁壁浮雕第五幅摹本线图
跟其他断代考古一样，隋唐墓葬考古的基础研究是在分区、分期研究之上的等级制度研究，虽然它以阶段性变化的形式呈现出等级制度，但这是以对大多数情况的归纳，掩盖了制度的具体运行及过程。“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多年来，考古学者一直在讲“透物见人”，即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背后的人。要研究丧葬制度的具体运行，便需跟具体的人、事联系起来。把墓主及墓葬的营建者置于具体的政治生态中考量，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墓葬为何要修建成这样？近年来对唐代毁墓现象的研究便是典型的案例。“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用生命体验去感受其中的“人”性，进而理解考古现象之所以“然”。而只有丰富的心灵和内心世界，才有可能去感受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情感，进而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中古时期的墓葬因为有墓志，对墓主及其政治生平能有个大概了解。如果这座墓葬的建制与墓主身份有差互，而墓主又见载于文献典籍，这样就可以考虑是否选择它，结合墓主及营建者的政治生态，跟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相联系，进行同情之理解，理性之分析。我对唐章怀太子李贤墓葬建制的理解就是对此认识深化的过程。因其建制的特殊蕴含，李贤墓壁画的若干元素曾一度沉淀为李唐亲王墓葬壁画的底色。其结论或可商，于我却有完全不同的切身体验，也成为此后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实际上，这也是研究制度的具体运行与形成过程。当然，其前提同样是必须对已有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成竹在胸。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东壁“客使图”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东壁狩猎出行图局部（红衣者为墓主人）
如上所言，墓葬诸元素在不同载体之间是交融的，所以要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不同学者对同一事物认识的角度不一定相同，得出的判断、结论也未必一致，何况学者之间的知识结构还有差别。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都是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要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在这个研究范式里，研究对象作为知识是一个整体，是特定时空下，与行为主体（人）相关的产物，需要从不同角度来阐发它的不同面向、维度，从而展示出它作为知识的整体，即恢复到它的整体性知识。说到底，这要求研究者还原问题于原本完整的知识结构中进行探讨，诸端并举，尽力缩小、甚至弥合现有学科分野所致之知识割裂与遮蔽，尽可能多层面、多立面地阐释、呈现研究对象，从而使得论证与立论益加细密、整体。整体的分析、社会的整合，必须动用研究者的历史感和想象力。而这要求具备足够的史学意识。这也说明今后由不同学科方向、专业背景的学者组成学术团队的研究方式会越来越重要。
最后再请教一个稍微宽泛的问题，在您看来，隋唐考古研究的主体性和特点何在？和隋唐史研究应该形成怎样的关系？
沈睿文：面对这个问题，一些考古学者往往会说，我们不仅发掘了王侯将相的考古资料，还发掘了普罗大众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通过考古资料研究普罗大众，这是历史学无法做到的。这多少反映了部分考古学家不甘考古成为历史学附庸的心声。但是，正如徐苹芳所言，“目前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大部分是历史上统治者的文化，这是历史事实”（《考古》2000年第七期）。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学对普通民众的研究还远不足以形成风气，更多的还是关注王侯将相的考古资料。当然，中国考古学早已经远远超出“证经补史”的范畴了。
一切研究都是历史的。1984年，夏鼐发表了“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他指出，历史时期考古和传统文献史学（文中称之为“狭义历史学”）是历史科学（文中称之为“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考古》1984年第十期）。通过有规划、系统地考古调查和发掘，继续提供更多的历史时期的物质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的信息；同时，进一步提升考古作业的科学性，更充分地利用科技手段，提升考古资料信息提取和记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及数字化和公开化，准确把握这种“科学性”的局限，积极拓展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为今后的可持续研究奠定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这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和任务。但是，中国考古学有历史学取向，隋唐考古也不例外。当然，隋唐史研究也应该充分了解和正确运用考古学的成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隋唐史学者日渐重视考古资料。现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除了有规划地纵深推进常规工作之外，我以为至少还可以关注以下两方面。
其一，从考古资料出发，回应传统文献史学提出的重大学术问题。比如，在唐宋变革（转型）期，唐、宋的考古学面貌有何不同？这个不同又是如何发生的？其二，从考古资料出发，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独立探讨重大学术问题，从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发展变化探讨古代社会。比如，我们常说的“断代考古”的说法就不是很准确。因为从考古资料来看，新王朝的建立往往并非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开始。又如，历代王朝是如何通过物质遗存构建其政权合法性；墓葬神煞（明器神煞）在中古中国丧葬体系中的作用与转变为何，它是如何体现中古中国的精神世界的？又如，如何通过手工业遗存探讨其工艺、技术传播以及具体的生产、组织和贸易等经济形式；等等。希望历史时期考古学能深化这两方面的探讨，立足考古资料，理解其背后的“人性”，尝试用历史学的分析、叙述方式阐释考古资料，将它纳入历史叙事之中，而非单一化、模式化的处理。当然，除了接受扎实的考古学训练，考古学者还应提高史学意识和理论素养，如此才有可能将考古资料勾联、缀合成宏大的历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