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不是“酒话”，而是中国明代长篇白话世情小说。不过关于《金瓶梅词话》中的酒事，此前没有任何一部书有如此入微传神的细节刻画。在男主人公西门庆在世的七十九回里就有七十七回不曾离了酒。而为作者所驱遣的诸般酒事每每一石三鸟藏了布算，或草蛇灰线埋下线索，种种物理人情正可见明代酒事中的世相百态。本文在这里不是讨论小说，而是特欲借此一枝写实的笔去认识明代酒文化。
说酒事，酒本身自然是第一。此外同样重要的两项便是饮酒方式和酒器。而酒器之名目、时风影响下的酒器之造型与纹饰、酒器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又同前两项紧密相关，以此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酒文化”。
一、酒器的名目、造型与使用
元代从西域传来蒸馏酒，时名哈剌吉，不过时至明代，出现在南北宴席上的仍以黄酒为多。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烧酒”条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又述其利弊，道“烧酒，纯阳毒物也”，“与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其味辛甘，升扬发散;其气燥热，胜湿祛寒”，“过饮不节，杀人顷刻”。相形之下，黄酒自然温和得多。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酒”条曰“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这是明代中后期时候的境况。而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诸酒”条尚云“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直到晚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绍兴酒”一节仍曰“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实无他酒足以相抗”。
(明) 佚名 汉宫春晓图 (局部) 纸本墨笔 纵33.8厘米 横56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金瓶梅词话》故事发生地点的山东清河虽为托名，但作者选取的素材该是以北方为主，而书中提到的酒，诸如金华酒、浙江酒、麻姑酒、南来豆酒，都是南酒，即便烧酒，亦为“南烧酒”，虽然这是很低档的一类。刘公公送给西门庆的自酿木樨荷花酒，也还是以黄酒为酒基的配制酒，这些都与史料记载相一致。因此之故，明代的饮酒通常仍是习惯热饮。只是酒注自元代始已不再流行与温碗合为一副，器中酒冷，可以炉火随时烫热，明人习称为“盪”，有时候所谓“筛”，也是这样的意思，如《词话》第五十七回，西门庆又叫道：“开那麻姑酒儿盪来。”第三十五回，“把金华酒分付来安儿就在旁边打开，用铜甑儿筛热了拿来”。又第四十六回书童儿道：“小的火盆上筛酒来，扒倒了锡瓶里酒了。”明陆嘘云《世事通考·酒器类》因列有“既济炉”，其下注云：“即水火炉也。”明末话本小说《鼓掌绝尘》第一回记述几人道观饮酒的光景，曰许道士“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道童便“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放在那梅树旁边，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人《汉宫春晓图》中的一段，是三个女子在山石边摆了小桌投壶饮酒，旁边侍女捧着酒注，山石侧后的高桌一侧放着酒坛和炭篮，火炉上坐着酒瓶，炉前侍女持扇，“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正是如此情景。常用的小火炉便是也用来烹茶的风炉，出现在明代绘画中的多是如此。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烫酒往往不把盛酒器直接放在炉火上加热，而是置于注了汤亦即热水的容器，则与炉火直接接触的原是汤器，如此，在加热过程中方才对酒毫无损伤。且看明李士达的一轴花卉图，画幅左下方一个火盆，盆中燃着的炽炭围了一个提梁壶，敞开的壶口露出一截斜插在里面的瓶颈，这是烫酒的场景自无疑问。
金镶宝飞鱼纹执壶 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酒注，明代也称酒壶、执壶，或曰瓶。金银酒注的典型样式之一，是壶身瘦削，修颈，细流，钩柄，外撇的壶口有盖子，盖顶通常一个宝珠钮，钮下每有攀索与钩柄相系连。明人或依它的造型呼作金素、银素；素，也作嗉，鸡嗉也。《词话》中的“团靶勾头鸡膆壶”(第二十一回)，即是此物，而第四十九回所云“团靶钩头鸡脖壶”，便是更为传神的名称。典型样式之又一种，则壶颈短而壶腹圆，开列在《天水冰山录》严相府浮财中名作“墩子壶”的当是这一类。尚有矮短高瘦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常见的称呼便是执壶，如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出土的一把金镶宝飞鱼纹执壶。而不论高瘦抑或矮短，壶腹多做出一个杏叶式开光。所谓“金素杏叶壶”“飞鱼杏叶壶”“金麒麟杏叶壶”，登录于《天水冰山录》的严府家财此式金壶有十六把。“飞鱼杏叶”“麒麟杏叶”，便是在杏叶开光中装饰飞鱼或麒麟。依照这里的名称，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的一把金壶，是金素杏叶壶，出自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的金壶，便是金墩子壶;今藏美国费城博物馆的明代执壶，乃金镶宝龙纹杏叶壶;今藏大英博物馆的一把明代珐琅执壶，为麒麟杏叶壶。北京海淀八里庄明李伟夫妇墓出土一把银六棱花鸟壶，首都博物馆藏铜鎏金狮钮盖六棱花鸟壶一把，可与《天水冰山录》的“金六楞草兽壶”相对照。盖钮巧制为狮子戏自然不同于通常的宝珠钮，《天水冰山录》登录财产品名因此要特别标出，如金素狮顶壶。湖北蕲春横车镇明荆恭王墓出土狮钮盖金壶一把，也是这一类。至于北京定陵出土白玉寿字杏叶壶，品级却又独在诸器之上了。
金素杏叶壶 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
与前朝相较，明代酒具最显著的不同是酒盏的尺寸和造型，一面是尺寸小了，一面是由宋元时代的撇口浅腹而易为敛口深腹，当然这里的深和浅是相比较而言。明人编纂《增补易知杂字全书》中的“盏”图，是它的一般样式，而同书下栏文字部分的“磁器酒器石器门”，又有合成一个词条的“钟盏”。其实明人称“盏”称“杯”称“瓯”称“钟”，所指并不十分确定，《三才图会》中的“瓯”图，即有四种样式，此“瓯”，也可以视作“钟”的雅称。从实际运用来看，钟的名称更为普遍，并且它在明代适用的范围很广，不仅饮酒之器可曰酒钟，吃茶之器也可曰茶钟—《朱氏舜水谈绮》卷下“器用”一项列有“钟”，释云：“茶钟，酒钟”。此外，钟的式样也并不一致：或大或小，或平底或高足，或无柄或有柄，概可称“钟”。湖北蕲春刘娘井明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一个灵芝柄嵌宝小银杯，底有铭文曰“银钟一个重一两四钱八分整”。器以自铭，它似乎可以视作明代酒钟的标准样式，但如前所述，银钟的名称实际上并非此式所专用。
锡杏叶茶壶 北京定陵出土
宋元时期流行的台盏，即承盘盘心耸出一个高台，高台上承酒盏，到了明代已近乎隐退，虽然名称犹存。此际曰“盘盏”，曰“台盏”，或曰“台盘一副”，其实所云皆为宋元称作“盘盏”的一类，《三才图会》中的盘盏图与明墓出土自铭“台盏”者式样几乎无别，即是明证。明代盘盏一副中的承盘，就造型而言，与元代式样相比变化不是很大，中心凸起的浅台多以莲瓣纹为饰，其风格趋于规整。湖北蕲春蕲州镇雨湖村明都昌王朱载夫妇墓出土金台盏一副，金盏式样与前举刘娘井墓出土银钟相同，承盘中心是一个矮矮的覆莲座，盘口沿铭曰：“嘉靖十九年二月内造金台盏一副共重二两八钱二分整。”也有与《三才图会》盘盏图相类即盏为双耳者，都算作明代盘盏亦即台盏一副的一般样式。
剔犀银里钟 〔英〕大英博物馆藏
宴席中人手一只的酒钟尺寸固然是小—在西人利玛窦看来，“他们的杯子并不比硬果壳盛的酒更多”，但几巡过后，便常常会换取大钟，此钟每每式样别致，于是用它“劝饮”“传饮”，或曰“侑酒”。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翡翠砚》一则曰：崇祯丁丑初春，偕何青丘、杨献可、郝东星观梅灵谷，“金陵蒋生为地主，携集花下，出碧玉劝饮”。又同书《宣和玉记》曰：文石公大韶家有祖传宋宣和御府所藏玉 两件，视为珍爱，“文石居平晨起，即科头坐快阁上，用五色笔批评古书数叶，巾栉后即把玩古彝鼎，展名画法书，薄暮则设席款客，令歌僮度曲，出所珍双玉，佐以文犀奇窑诸爵，琳琅溢目，坐客常满”。李玉《一捧雪》第二出，莫怀古离家赴京之前在书斋设酌，与儿子莫昊和西席方先生叙别，席间莫怀古道：“先生洪量，何须用此小杯。”因命仆人莫诚“取古玉杯来”。及至盘龙和玉杯亦即“一捧雪”取来，宾主赏玩一回，叹为至宝，遂用它“斟酒”“传饮”。三例中的玉杯都是筵席常设之外的殊器，特用于席间传玩劝饮以助兴。再有，宴席初开，宾主礼敬，用作“把盏”的酒杯也总要别择美器。古玩自然最为珍罕，玉器则每在诸品之上，此外有镶嵌珠宝及制作精巧的金器。北京永定门外明万通墓出土一件金镶宝桃杯，金杯以老干做柄，柄上伸展出金枝金叶，金叶和杯心分别镶嵌红蓝宝石。万通为皇亲，姊姊是宪宗宠爱不衰的万贵妃，席间有这样一只把盏传饮的金杯，也只算得平常。
二、馔器中少不得的茶具
与前朝相同，一席馔器中少不得茶具，不过两宋时代茶汤多在酒后，《金瓶梅词话》中的描写却每每饮茶在先，且以果茶为常，因此总会配上一柄取果的茶匙。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饮食服馔笺·上》论茶事曰：“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榄仁、栗子、鸡头、银杏之类，或可用也。”以下的“茶具十六器”中列有“撩云”，注曰：“竹茶匙也，用以取果。”且看利玛窦眼中的一番情景：“客人就座以后，宅中最有训练的仆人穿着一身拖到脚踝的袍子，摆好一张装饰华美的桌子，上面按出席人数放好杯碟，里面盛满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过的叫作茶的那种饮料和一些小块的甜果，这算是一种点心，用一把银匙吃。”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一柄金茶匙，细长的匙柄做出一段竹节纹，匙叶轻薄形若一枚杏叶，叶心图案为团花，花心一朵小簇花镂空做，通长15.5厘米，重11.8克。定陵出土的银鎏金茶匙，匙叶图案造型为时尚纹样蝶赶菊，菊花的特征用花蕊来表现，却是花瓣之间镂出规整的五个细孔;竹节纹的匙柄之端一朵如意云头，长17.7厘米，重12克。如此轻巧和秀逸，原是承袭了宋元金银茶匙的造型和工艺，而前一例的样式，便是《词话》中说到的“金杏叶茶匙”。
锡提梁壶 四川崇州万家镇明代瓷器窖藏
茶壶或有提梁，北京定陵出土明器中一件自铭“锡杏叶茶壶”者，为式样之一。有柄有流的一种，与酒注造型的大致区别在于前者矮壮，后者瘦高。山西汾阳圣母庙明代壁画中圣母出宫的行列里并行着捧了金酒壶和金茶壶的宫女，正可见出茶酒器的这一分别。出自北京定陵的一把银壶为孝靖皇后物，通高13.8厘米，是矮壮的茶壶样式。茶壶又或用古称叫它汤瓶。《词话》第二十回，“只见李瓶儿梳妆打扮”，“迎春抱着银汤瓶，绣春拿着茶盒，走来上房，与月娘众人递茶”。此银汤瓶即银茶壶。早期酒注与汤瓶的区别很小，而酒注原是从汤瓶中分化出来，长沙窑址出土的这两类器具造型几乎相同，因此有的酒注特别在器身表明“此是饮瓶不得别用”。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器具的使用本来是很灵活的，《遵生八笺》卷十一《燕闲清赏笺》“论古铜器具取用”一节提到，砚炉“右方置一茶壶，可茶可酒，以供长夜客谈”。
三、其他馔席器具
馔席用器自然还要有大盘小碟、菜碗、汤碗以及饭碗和匙箸，不可或缺的尚有各式攒盒。故宫藏《朱瞻基行乐图》在投壶场景中绘出皇帝一个人的餐桌和餐具：果盘、菜碟，金碗四只、箸一副，金杏叶壶、金台盏以及攒盒，由此临时备下的酒食点心而可见宫廷用器之一斑。上海闵行区明南京吏部尚书朱恩家族墓出土银器一组：酒注、高脚杯各一；茶壶、茶钟各一;匙与盘各一。这是仕宦之家最基本的几样馔席。
(明) 青玉透雕双螭耳杯 河南博物院藏
四、讲究的豪奢盛宴
酒器的质地仍以陶瓷为多，此外则漆木、铜锡、金银、犀玉。明以前习用的碗盏加金银的办法，明代已很少采用。而宋代出现的剔犀银里碗盏，此际大为盛行，剔犀之外，也还有胡桃木、香木之类，如登录于《天水冰山录》的“金厢檀香酒一十二个”“金厢香木酒盃一十个”。今藏大英博物馆的两件剔犀银里杯，其一为高脚杯，其一即类于《词话》中说到的“银镶大钟”。金银酒器的使用明初尚有所限制，谈迁《枣林杂俎》智集“品官酒具”条曰：“一二品官酒器俱黄金，三品至五品银壶金盏，六品至九品俱银，馀人用瓷、漆、木器。按：太祖起兵间，习于节俭，又深惩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为寒乞，则所谓彬彬郁郁也。”不过豪奢风起，制度即成空文。明成化说唱词话《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中的筵席便极见排场：“父母留儿留不住，安排打扮小官人。便在厅前排派筵会，十分管待广铺陈。东边挂起神仙画，西边挂起凤归林。黑漆卓子排定器，犀皮交椅两边分。金盏金台金托子，金匙金箸插金瓶。珍馐百味般般有，四时果子及时新。”虽非纪实之作，却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记述道，“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又洗面银盆，焚香金炉，“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所谓“银水火炉”，即前引《世事通考·酒器类》中的“既济炉”，亦即水火合为一器的温酒之器，四川崇州万家镇明代瓷器窖藏中有锡制的水火炉。这里说到的“金滴嗉”，应即金素壶。由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以及河南博物院藏螭虎双耳白玉杯，可以推知“双螭虎大金杯”式样之大略。既曰“金台盘一副”，那么当有与螭虎杯纹样一致或相与呼应的承盘，这是宋元时代流行的“教子升天”演变而来的传统样式。一席宾客二十余，人手一副金台盘，如此豪奢，《金瓶梅词话》里富甲清河一县的西门大官人也未能望其项背，不过此例却正是小说叙事的一个旁证。
(明)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36.7厘米 横690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词话》中的酒事，多为西门庆家的酒事，那么也可以说是明代豪门富户之家的酒事。它当然无法与宫廷宴席相比，—不可能有彼之规模，也不可能有彼之排场，如《朱瞻基行乐图》所绘一个人的饭桌那样的排场。胸无点墨的暴发户，酒事中更不可能有士子才人的雅韵风流，文震亨《长物志》所倡言的度越俦俗之清奇又岂是西门大官人所能梦见。袁宏道作《觞政》，以历代酒经、酒谱等为内典，庄子之文、屈子之赋、《史记》《汉书》、陶集、白诗等有酒事并酒趣、酒韵者为外典，又特意举出《水浒传》与《金瓶梅》为逸典。《金瓶梅词话》自然不是“酒话”，不过西门庆在世的七十九回里倒有七十七回不曾离了酒，而为作者所驱遣的诸般酒事每每一石三鸟藏了布算，或草蛇灰线埋下线索，种种物理人情正可见明代酒事中的世相百态，辅“觞政”为“逸典”，袁中郎读《金》有得也。不过这里不是讨论小说，而是特欲借此一枝写实的笔去认识明代酒文化，因为此前任何一部书，关于酒事，都没有如此入微传神的细节刻画。
银素 湖北蕲春蕲州镇雨湖村明都昌王朱载夫妇墓出土
酒食器具，求雅，依然玉器为最，但铺展奢华，则仍以金银为要。《词话》中的酒食桌上，壶盏匙箸便多为金银。出现在书里的小金壶，银素，银执壶，团靶钩头鸡脖壶；银镶钟儿，银高脚葵花钟，小金莲蓬钟儿，小金菊花杯，大金桃杯;金台盘一副，小金把钟儿银台盘;金箸牙儿，大都有明代实物可见。金台盘一副，前举蕲春明都昌王朱载夫妇墓出土者即是也。出自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明墓的一只金杯，所谓“小金把钟儿”，它可以为例。大英博物馆藏一件银承盘，中心凸起一个矮矮的覆莲座，座心錾一朵灵芝，周环鱼子地上錾刻四季花卉，此即银台盘也。大金桃杯，也有前面举出的明万通墓出土金镶宝桃杯，只是如此镶嵌珍宝，尚非西门庆家用物可及。《词话》第十六回，李瓶儿早又为西门庆预备下一桌齐整酒肴，“亲自洗手剔指甲，做了些葱花羊肉一寸的扁食儿，银镶钟儿盛着南酒”。出自湖北蕲春县蕲州镇黄土岭明荆藩宗室墓的暗八仙寿字银镶木钟，高3.1厘米、口径4.7厘米，常州博物馆藏银镶木钟便都是银镶钟儿。第三十四回里的“银高脚葵花钟”，衢州博物馆藏一对晚明的金高脚菊花钟或可参照。银执壶，与上海闵行区朱行镇明朱恩家族墓地出土之器当相去不远。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壶觑玉箫·西门庆开宴吃喜酒》中惹出好一番热闹的银执壶，即是此类。第三十四回，书童儿买了酒食到李瓶儿房中，“教迎春取了把银素筛了来，倾酒在钟内，双手递上去”。银素，湖北蕲春明都昌王朱载夫妇墓出土的一把正是很标准的样式。而西门庆送给蔡太师贽见礼的“赤金攒花爵杯”，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金爵杯可以当之。至于筵席必设的果盒和攒盒，诸如方盒、罩漆方盒、彩漆方盒、小描金方盒、螺甸大果盒，在明代传世品中自是常见。开在当街的“各样描金漆器”铺以及常常是装在攒盒里的“细巧茶食”，也都是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风俗画面。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30.5厘米 横987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明代的饭桌是逢到吃茶点心、用酒饭的时候才临时摆下，并且可以依据主人的需要随处安放。如《词话》第三十四回：西门庆陪应伯爵在翡翠轩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儿。又第三十六回，西门庆陪安进士游花园，“向卷棚内下棋，令小厮拿两桌盒，三十样，都是细巧果菜鲜物下酒”。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深宅大院里高起一座露台，上面支了布篷，下设酒桌，中间一具攒盒，四士围坐，一边立着两个童子，其中一人捧酒壶，栏杆旁的童子扇着风炉烹茶，是相类的情景。何等式样、何等大小的桌子，也要依人物多寡、人物的尊卑亲疏乃至就食地点临时择取。明宋诩《宋氏家规部》卷三“奉宾客”一节说道：“凡有贺谢多仪而来，必留，列卓，特致诚敬。”“凡有执贽而来，必留，列卓，特致诚敬，或馈以馔，或侑以币，视齿德尊贵隆以殊礼绝席。”“凡初识，留饮必列卓，凡常见，留饮必团坐。”“列卓宜丰(用官卓)，团坐宜杀(用宴几，倪云林制有长、中、短七卓，纵横共七十有六则)。”“杀”与“丰”相对言，减也。官卓即大桌，《词话》第五十五回道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不一时，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正所谓“列卓宜丰”。而同书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蔡二巡按，“只见五间厅上湘帘高卷，锦屏罗列，正面摆两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十分齐整”，却是列桌的极尽丰美了。末后西门庆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台盘、执壶等金银器具都装在食盒内，共二十抬，一并送至二巡按的船上。如是体面的行贿与受贿实为酒事的一大妙用。当日蔡御史留下饮酒，席间西门庆央及蔡至两淮巡盐任上早放他几日盐引，蔡遂满口应承。此前西门庆说动同官夏提刑共通贪赃枉法放走杀主夺财的苗青，也是先用了酒桌上的功夫。第四十七回，西门庆把夏提刑邀到家来，“门首同下了马，进到厅上礼，请入卷棚内宽了衣服，左右拿茶上来吃了。书童、玳安走上，安放桌席摆设”。“须臾，两个小厮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旁边摆下，各样鸡、蹄、鹅、鸭、鲜鱼，下饭就是十六碗。吃了饭，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样菜蔬出来，小金把钟儿，银台盘儿，金镶象牙箸儿。饮酒中间，西门庆慢慢提起苗青的事来”。这里的“小金把钟儿，银台盘儿”，原是合成一副的金盏银台，同书第七十二回，西门庆往王招宣府中赴席，与林氏见过礼之后，“因见文嫂儿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台儿来，等我与太太递一杯寿酒。’……文嫂随即捧上金盏银台”，即此。较之连同桌席一并送给巡按御史的金台盘成副虽然差了一等，却也不是家常所用，正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陪着蔡御史月下饮酒，“于是韩金钏拿大金桃杯满斟一杯，用纤手捧递上去”，—酒器的使用总是用了心思的。第二十五回西门庆为蔡太师备下生辰担中的“两把金寿字壶”，即不曾见于家里的饭桌，虽然一顿早餐也是使着银器酒菜齐上：第二十二回，腊月初八日，西门庆早起，约下应伯爵，与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殡。等了伯爵来了，西门庆道：“教我只顾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
“随即一面吩咐小厮后边看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30.5厘米 横987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未酒，先茶，酒具的使用既非随意，茶器的选择也不能不讲究。《词话》中吃的都是果茶，因此茶钟之外，一柄茶匙是不能少的。第七回，西门庆与孟玉楼正说着话，“只见小丫鬟拿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茶匙。妇人起身，先取头一盏，用纤手抹去盏边水渍，递与西门庆”。第十二回写西门庆在烟花院中，“少顷，鲜红漆丹盘拿了七钟茶来。雪绽般茶盏，杏叶茶匙儿，盐笋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第十五回则是同样的场地，不过把茶换了样，却也是“彩漆方盘拿七盏来雪绽盘盏儿，银杏叶茶匙，梅桂泼卤瓜仁泡茶”。而第三十五回夏提刑的来访，一番光景又有不同，“棋童儿云南玛瑙雕漆方盘拿了两盏茶来，银镶竹丝茶钟，金杏叶茶匙，木樨青豆泡茶吃了”。可知艳色漆盘，细白瓷盏，金银茶匙，是很精致的一套奉茶待客之具，而一柄茶匙在小说里不仅未曾忽略，且特别借了金、银质地的不同见出来客的身份不同。至于款待夏提刑取用的“金杏叶茶匙”，前举梁庄王墓所出者即是也。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章原标题为《〈金瓶梅词话〉中的酒事》，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