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让社会按下暂时的休止符，却也让人前所未有的体会到人与人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关于疫情的记忆，像涟漪从“疫区”向四周荡漾，各行各业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抵抗疫情……自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向社会公开征集“抗疫”证物以来， 全国已有几十家博物馆紧随其后发布“藏品”征集令。亦有一些文博界人士公开呼吁建疫病防控博物馆。
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高校的博物馆学者，他们都认为博物馆可以为保存这段历史资料和记忆做些什么。
北京大学文物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对澎湃新闻说，新冠肺炎疫情是重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事件。博物馆收集疫情有关实物证据，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为后人保留重要的历史资料。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坚对澎湃新闻表示，2003年的萨斯疫情，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的博物馆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积极地抢救和保存重大事件的见证物和记忆，说明博物馆对于自身的社会角色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认为这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生态和业态都走向成熟的信号。
中国博物馆数量众多，有艺术类，也有历史类，但是很少有以苦难和创伤为主题的博物馆或展陈。国外有不少记录灾难的案例，世界上著名的与传染病相关的博物馆如英国伊姆村瘟疫博物馆，记录了300多年前欧洲黑死病的历史；参观法国巴黎地下墓穴，也是供后人了解和凭吊巴黎爆发瘟疫期间的那段历史。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近日入藏了一台冰箱，这台冰箱是前不久澳洲惨烈的山火中，置于公路边上为救灾消防员准备的小小补给站……原本平淡无奇的冰箱，也成了承载灾情的生动记忆。
被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收入馆藏的冰箱 居民为参与澳大利亚山火救援的消防员准备的“小小补给站”
“这其实是一种博物馆态度的呈现，因为无论是否愿意直面，这都是真实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博物馆应该以相对客观、公允的第三方的姿态，促使我们的场馆成长为更富思辨性、提供大家缅怀历史和当下自省的地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郑奕说。
宋向光表示，与瘟疫的抗争促进了科学、道德、社会管理的发展，作为记录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博物馆，其中既有瘟疫对人类发展的挫败，更有先民与瘟疫抗争的智慧，以及与瘟疫抗争中人性光辉的闪现。期待本土博物馆的疫情应对展览能有所表达。 ???
英国伊姆村的“界石” 1665年黑死病疫情期间，伊姆村民把硬币放在石头的孔洞里，外村人把物品放在石头上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分别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郑奕、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坚的访谈。
澎湃新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博界反应迅速，全国包括江西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数十家博物馆公开征集抗“疫”物证，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徐坚：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生态和业态都走向成熟的信号。这么多博物馆能够及时意识到有必要记录当下历史时刻，为未来保存历史见证，这就是不小的进步。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自然和社会灾难，比如2003年的萨斯疫情，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的博物馆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积极地抢救和保存重大事件的见证物和记忆。博物馆对于自身的社会角色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当博物馆发出倡议后，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相应，这在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有话要说”的民众愿意提供见证物给博物馆，这是对博物馆的“论坛”价值的认可，博物馆有望摆脱边缘地位，希望博物馆不辜负这份信任。
天津博物馆“战疫必胜”海报
郑奕：近日，上海、天津、陕西、浙江、四川、云南、江西、广东等多地博物馆公开征集与抗击疫情有关的各种物证。这最主要是基于“为明天而收藏今天”理念的行动体现。同时，我们现在对“藏品”、“展品”的界定已突破了过去的“珍品”、“文物”边界，外延和内涵都更丰富，一切当对昨天历史、对当下发展的见证物都可在收藏、展示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非国有博物馆中的建川博物馆，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进行抢救性征集，做出了很好的表率。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该馆奔赴灾区征集了上万件地震实物，其中7件还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澎湃新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在征集抗击疫情的物证，也有呼声要求建立防疫主题博物馆。您认为抗疫见证物的遴选标准是什么？如何避免藏品征集过程中同质化、政治化倾向？
宋向光：新冠肺炎疫情是重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事件。博物馆收集疫情有关实物证据，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为后人保留重要的历史资料。
疫情相关实物证据的收集，首先要有全局观和地域观，全局观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甚至全球范围的进展和防控进程；地域观是博物馆所在地域的疫情防控及社会反应。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尽管防控工作基本原则全国一致，但具体措施和执行情况各地是因地制宜的。其次，疫情相关实物收集，要注意反映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和不同阶段的实物，更要注意收集不同人群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物品。博物馆不能坐等上门，要主动到民众中去收集，收集时要详细准确记录该实物相关人的生活、活动、心态和情感。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仅是一种疫病，也是与人们生活和情感紧密相关的历史。再次，博物馆要注意收集人与新冠肺炎抗争活动的实物，要体现人在瘟疫面前的不退缩、不畏惧、积极对抗、协作互助的积极态度，要体现人们在疫情期间守望相助大爱无疆的优秀品德。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承载疫情防控记忆的个性化物品。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消防员的纪念品
郑奕：目前，多地博物馆征集抗“疫”见证物，征集范围包括请战书、倡议书、捐赠凭证、工作日志、小区进出证、登记表、测温仪、宣传横幅、摄影摄像作品、书法绘画作品等等，捐赠方式为免费捐赠，对入选物品的捐赠单位和个人颁发捐赠证书，未入选物品将原物退还。
就如何“遴选”而言，一方面自然是“相关性”。所谓“相关性”（Relevance），就是与手头的事务相关；富有实用性，尤其是社会适用性。
另一方面得避免“同质化”，要有国家和地域特色。目前，全国各地不少文博单位都在竞相征藏抗“疫”见证物，争取时间上的先发优势当然很必要，但是地域特色的彰显亦很重要，以讲述独一无二的本地故事，排他性的本国故事等。
徐坚：相对于任何清晰的入藏标准或者等级标准，我觉得更重要，也更恰当的是不设预定标准。过去一个多月，对于疫情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体会。作为社会记忆的收藏、保存、展示和教育机构的博物馆，不应该对不同的个人，社会不同的侧面的记忆提出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什么更应该得到记忆，或者什么样的记忆应该重点突出的预设标准。我担心的，是预设标准可能会过滤掉本不该过滤的声音和记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临时出入证
澎湃新闻：中国博物馆数量众多，有艺术类，也有历史类，但是很少有以苦难和创伤为主题的博物馆或展陈。我们的博物馆可以如何展示创伤记忆或有争议的历史。
宋向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设立疫病防控专题博物馆是很有必要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广泛，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有目共睹，是会被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流行性疫病是伴随人类发展的自然事件，人类在与疫病的抗争中促进了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彰显人的智慧、美德和人性光辉的优秀人物，这些人类发展成就是鼓舞古今中外人民对抗和防控疫病的知识及精神支柱。近几十年来，伴随人口数量增长和全球化发展，新的全球性流行性疫病多次出现，积极防控危害人类健康安全的流行性疫病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责任。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建立疫情防控专题博物馆，有助于普及流行性疾病科学知识，增强人们防控疫病的决心，掌握疫情防控的措施和方法，增强“与子同袍”的患难与共意识，为稳妥高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好准备。
郑奕：预计博物馆征集展品之后，会举办临时展览，因为此次新冠疫情，关乎民生，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现在也已蔓延到全世界，充分印证当下是“地球村”、全球社会的事实。临时展览可一地博物馆单独举办，亦可多地联合举办，甚至进行国内外巡展等。
国外记录灾难的案例不少，也已成为一个独特的博物馆和展览体系，比如美国911纪念馆、各地的大屠杀纪念馆等。这其实是一种博物馆态度的呈现，因为无论你直面与否，是否愿意直面，这都是真实的、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有些事件涉及多国、多民族，富有争议。鉴于此，博物馆更应该及时记录、并公开这些，同时以相对客观、公允的第三方的姿态，促使我们的场馆成长为更富思辨性、提供大家缅怀历史和当下自省的地方。这理应成为新时代博物馆展教发展的应有之意。
美国911纪念馆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所谓的“超级连接”，也包含了这样的画面：我们的博物馆与民众走得更近，进一步触摸生活、社会的温度，并最终进驻每个人的心灵。事实上，一个永续的社会必须以一种健康的文化为核心，期待不久的将来，这会成为我国更多博物馆的发展常态，见证历史，记录当下，为明天而收藏今天。
徐坚：如果善加利用，抗疫藏品可以带来中国博物馆，甚至更大的范围的深刻变革；事实上，我相信，从发出公开征集的倡议开始，变革已经启动了。抗疫征集品的利用和展示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在疫情中心的武汉，征集品应该数量巨大，类型和主题多元，完全应该筹建一座主题博物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类似保存苦难和创伤的记忆的博物馆。在这样的博物馆里，表彰和讴歌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记录仍然坚守在这座城市里的普普通通的市民的普普通通的生活。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是重大事件的独特版本，未来的专题博物馆应该为这些记忆保留空间。我曾经在武汉的一家博物馆里见到过一个很好的装置，用一个吸音罩组群展现同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声音。未来的抗疫博物馆是不是也可以采用面孔墙或者开放的档案库去展现不同的封城记忆呢？
冬将尽，春可期，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抗疫医生张文宏文本手稿 上海图书馆提供
湖北以外的博物馆的抗疫藏品可能类型和数量都有限，但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改变博物馆的运作。也许，这些藏品能够支撑一个临展，但是，我希望它们不要被打入另册，而应该融入到当地的当代历史收藏之中。如果说，对于专题博物馆而言，抗疫藏品是主题的话，对于湖北以外的博物馆来说，抗疫藏品则是介质，用来表达对特定的地域和社群的关怀。抗疫藏品是当地社会在特殊时刻的独特镜像。一个个住宅小区的出入证，各种宣传告示，甚至文辞不那么雅驯的封路牌不正是界定社区及其文化的最好方式？而且，征集和利用抗疫见证物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很多博物馆可以从征集和展示抗疫见证物开始，学会如何走向社区，走向基层，走向当下，学会从宏大叙事走向切身感受，实现自身从“神庙”到“论坛”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