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并绕过好望角，欧洲人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避开奥斯曼阻隔通往东方的道路。17世纪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地区建立补给站，补给站逐渐发展为有白人移民、霍屯督人（Hottentot）和多种族源的奴隶共处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殖民地的中心为开普敦（Cape Town）。
在往来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西方与东方的联系日益扩展并不断深化，这些联系既包括物产的交换与人员的交流，也包括文化的碰撞融合，有时也会有疾疫的传播。
1713年的天花灾难
1713年2月，一艘自锡兰启航返回荷兰的船只在桌湾（Table Bay）停泊，当时船上有人染过天花但据说在船到桌湾前已经痊愈。在停泊处，船员的衣物被送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奴隶浣洗。这些奴隶就在离自己宿舍不远的一条河中洗这些衣服——很快，洗衣的奴隶被感染，洗衣的河流被污染，开普殖民地的第一次天花疫情就此爆发！
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殖民地共有约570名奴隶，在疫情爆发后的6个月里，约有200名奴隶失去了生命。
疫情除了在奴隶中肆虐外，还在白人移民和霍屯督人中传播。
从3月开始，开普敦的诸多公共事务都停止运行，最突出的是法庭关闭，因为在天花带来的恐惧中，什么债务、纠纷等都被暂时遗忘了。街道上交通停止，孩子们也不再在广场和空地上玩耍。当时，开普敦整个社会的恐慌可以说无以复加：5月时，有人在公司堡垒的地上发现两只鸽子扑腾一会后死去，而鸽子身上找不到伤痕，很多人认定这是灾难的预兆。到了6月，开普敦几乎每一户白人人家都至少有一名感染天花者或因感染天花而死亡者，一些人染病后，找不到人护理，少数人勉强可以找到一些女奴，但需付给她们高价报酬。然而，死亡仍然是高概率的事件，以致当时做棺材的木料都售罄，7月时，再埋人就只能不用棺材了。最终，开普敦有近四分之一的白人移民失去了生命。勉强可算幸运的是，开普敦之外的乡村地区人口比较稀疏，农户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虽然也受疫情波及，但人命损失还不算惨重。
霍屯督人受到的冲击更严重。白人至少知道天花是什么东西，霍屯督人却是第一次遭遇；面对疫情时白人至少知道并且能够采取一些应对，霍屯督人却只能任由肆虐。一些白人染上天花后，仍有可能恢复健康；而对霍屯督人来说，染上就是死亡。更为致命的是，霍屯督人生活的不卫生、牛栏茅屋聚居模式下的拥挤使天花更易快速传播。一些霍屯督人认为白人对他们施了巫术，有的选择逃往内地，但却遭到内地同族人的阻击。然而，阻击者却并不明白，即便他们能击退逃亡者，逃亡者所携带的病毒也还是会有很大的几率传给他们。由于当时对霍屯督人的人数没有完整的统计，所以最后实际上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因疾疫死亡，只知道大概的情况是：一些亲族群体整个地消失，还有一些则因为剩下的人太少已无法再被看作一个亲族。一些霍屯督人甚至还向开普殖民地当局求助，希望当局能给他们安排几位首领，以代替他们死去的头人。对于白人移民来说，霍屯督人的这种状况带来了两个后果：从短期来看，白人不得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从中长期来看，白人的土地扩张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1713年后的天花疫情应对
1713年的天花疫情是开普殖民地的第一次天花疫情，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此后，在1748年有一次规模比较小的疫情，在1755年和1767年则出现了两次大疫情。
1748年的情况不算太严重。当时，同样是从东方返回的船只带来了病毒，同样是有人浣洗船员衣物染上了病毒，但不同的是，开普殖民地当局及时发现并及时封锁了感染区域，要求被感染者不得离开封锁区域，否则当场射杀。最终，病毒没有传播开。
然而，最根本的风险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开普敦总是会有往来的船只，开普殖民地的经济也依赖于往来的船只。往来的船只带来的财富是可以预见和计算的，往来的船只会不会带来病毒却很难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开普殖民地当局并没有多少能力在未见征兆的情况下进行预防性检查，基本上只能在发现迹象后被动反应。
1755年，又是一艘从东方回来的船只带来了病毒，但比1713年和1748年还要恐怖的是，这次是船员还没有上岸，岸上工作的奴隶就被感染了。当时，开普敦的奴隶要么是居住在几个集中的地方，要么是跟主人在一起，所以病毒不由分说地就在奴隶和白人主人之间传开了。开普殖民地当局在发现疫情后，带着歧视性的情绪认定疫情传播的责任在奴隶，因此立即对奴隶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但问题是白人也已经染上了，不对白人进行同样的限制的话，疫情仍然会传开。到1755年中，由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开普殖民地当局不得不采取全面的限制，包括不许向出席葬礼的人提供食物和衣物、不许借给他人自己的贴身物品或者借用他人的贴身物品等，同时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商业店铺加强监控和举报，特别是屠户和烘焙坊主，要他们对前来购买食物的人严加观察并上报相关情况，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即抓捕隔离；而如果商业店铺主自身或者家庭成员感染，那店铺就应该马上关闭。此外，对外来靠港的船只也要加强登船检查，特别是对来自孟加拉和锡兰的船只，一旦发现船上有患病者——不管是不是天花，都要先实施禁制，不得下人卸货。由于疫情的紧张和可调动资源的不足，当局更强调阻止疫情传播而不是治愈感染者。对于因感染而死者的遗体的处理，当局也做了详细的规定，主要是不得对遗体进行整理、24小时内必需埋葬、离公墓较远者可在自家农场埋葬。对于种种限制规章，如有不遵守者，开普殖民地当局会课以罚款，而这些罚款会被用于补贴应对疫情的医护人员。
应该说，在1755年天花疫情的应对中，开普殖民地当局的措施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比较完善的，这些措施合并起来实际上能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但是，防控体系要有效，就必须常态化运转，不管有没有疫情，有些人员一定要安排——比如常备的检疫人员，有些设施一定要有——比如定点的隔离场所，有些工作一定要做——比如对每一艘外来的船只进行登船全员检查。
然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成本，当时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并没有能力维持常态化的防控体系。1755年爆发的疫情在1756年4月最终结束，对应的一些限制规章相继取消，一些防控措施也因为成本考虑而不再执行。
1767年，天花疫情再次爆发。这次是因为一艘丹麦船只，但“桥段”仍然是“洗衣服”造成感染。虽然有人痛问为什么1755年抗疫过程中打造的防控体系没有维持，但确实应该承认开普殖民地当局当时无法支撑这种防控体系。开普殖民地当局背后的东印度公司也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投入卫生医疗事业，它更关注商业利益。但值得肯定或者说聊可慰藉的是，开普殖民地当局显然已经具备了对抗疫情的基本经验，因为要做的无非是把1755年的那一套重新捡起来。所以，尽管1767年的天花疫情也非常猛烈，但开普殖民地当局的应对却可称有序，它按部就班地捱了过来。
从18世纪开普殖民地数次应对天花疫情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经验或者说教训：一方面，完善的防控体系很有必要，但这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优势的制度能力做支撑；另一方面，经验很重要，而经验的获得往往可能需要付出极沉重的代价。
疫情非常情，如不能从容，仍应能负重。
